1990年，在中央电视台的元旦晚会上，牛群和冯巩两位著名笑星给观众们奉献了一场讥评时事的相声——《小偷公司》。
观众们在被两位演员逗得前仰后合的同时，心里应该是不以为然的——这世上哪儿有什么小公司。
但在若干年后，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真出现了一个“小偷公司”。这个所谓的小偷公司，就是一个疯狂盗取社会财产的盗窃团伙，而他们的老大，则是一个名叫辛培生的家伙。
“群贤毕集”组建“小偷公司”说起辛培生，熟悉他的人叫他“生子”，而在道上，他有个恶名——“老鬼”。
“老鬼”生来就诡计多端，鬼点子多。1963年10月9日辛培生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学生时代，他虽然并不怎么努力学习，但也从来没惹过事情。
高中毕业后，辛培生没考上大学，在家里无事可干，跟街上的一些流氓厮混，久而久之便染上偷窃的毛病。
此时，辛培生经常干的一种营生叫做“滚大个”，就是尾随在装满货物的货车后面，车停了之后，趁司机不注意，搬光车上货物，然后运到市场上低价出售。除了“滚大个”，辛培生还偶尔跟几个小混混一起，抢劫路上的行人。
辛培生“干事”利索，贼不走空，基本上没失手过，行内人也佩服他就是天生当窃贼的料。但是马有失蹄，在1992年，辛培生和几个同伙在抢劫的时候却被当地的民警抓了个正着。
按照当时的规定，辛培生要被送去劳教所。但是，诡计多端的辛培生在去劳教所的路上骗过了所有人，逃出生天。自此，他离开了齐齐哈尔，走在了流亡的路上。
对于辛培生这样一个无任何技能，只会偷盗抢劫的人来说，异乡的生活是艰难的。于是，在渡过了两年的逃亡生涯之后，在探知齐齐哈尔严打的风声已过，他又悄悄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地方。
辛培生从来就不是那种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在齐齐哈尔呆了几天后，他决定重操旧业——还是偷抢来钱容易。鉴于上次被抓的教训，他认为抢劫的风险太大，轻则判刑十几年，重则丢掉小命，还是盗窃风险小，即使被抓也不至于丧命。
在本地连续作案几次后，辛培生发现一个问题，自己一个人作案费时费力，成本过高，一天下来甚至会两手空空。于是，他萌生了组织建立一个“小偷公司”的想法。
事有凑巧，辛培生在一个市场偷菜时遇上了蔑名“大锁子”的周建国。
说起周建国，也是齐齐哈尔铁锋区的一名盗窃惯犯，生的人高马大、膀大腰圆，人送外号“大锁子”。此人被劳教判刑多次，每次在局子里面对公安干警总是声泪俱下，声称出去必会痛改前非，但是每次出去之后总是禁不住金钱的诱惑、重操旧业。此时他按理正处于保外就医阶段，但却已经跑到菜市场偷菜了。
辛培生看见周建国有两膀子力气，干活麻利，便有心拉拢。两人合作盗窃了市场的好几吨蔬菜后平分赃款。
周建国看到辛培生做事颇有条理，逃跑的路线和销赃手段也比较高明，感觉跟着辛培生应该会有“前途”。两人一见如故，一拍即合。
随后，辛培生和周建国两人继续发展同伙。在辛培生的“严格把关”下，最终确立了以同样是有着多年盗窃“经验”的劳改释放人员“老猫”韩光、“大娟子”李勤、“傻笛子”邸军等无业人员为班底的“小偷公司”。辛培生则当仁不让地成为“小偷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盗门法则”和“盗窃哲学”自以为高明的辛培生认为自己的小偷公司跟别的犯罪团伙不一样。他自己“创造”了一套“盗门法则”，给手下“约法三章”。
首先，经过多年在“盗界”的浸淫，辛培生自己总结出一套踩点、偷盗、搬运、销赃的的“流程”。按照他的规定，“公司”成员在白天休养生息、养精蓄锐，到了晚上2点钟之后则动如脱兔，随时待命。因为这个时间一般家庭早已进入深度睡眠，也是库房、仓库等保安最懈怠的时候。
其次，所有的人必须听辛培生一人的号令。没有他的指令，就算是嘴边的食物都不能碰。如果违背命令，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小偷公司的三号人物“老猫”就曾经受过辛培生的惩罚。
一次，“老猫”随辛培生去某药物仓库“踩点”。辛培生在详细地分析了仓库的具体情况后决定，暂时放弃这项“任务”。但是“老猫”却不信邪，在辛培生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带领一帮弟兄将此仓库洗劫一空。
这消息很快被辛培生知道了，怒不可遏的他让手下对“老猫”就是一顿毒打。“老猫”的猫脸上至今都留有当时被挠出来的一条深深的伤痕。这条伤痕意味着，在“小偷公司”，辛培生的权威不可挑战。
最后一条，“小偷公司”的人一旦被公安抓住，就不能供出其他的同伙。这当然是辛培生的一厢情愿，这帮乌合之众在铁的法律和公安干警面前，早都吓得屁滚尿流，哪儿会记得起他的“规定”。
在辛培生的铁腕治理之下，“小偷公司”上上下下，包括“二当家”“大锁子”周建国均将他制定的“规矩”奉为圭臬。但是，制定法则的辛培生本人，却从来不按照“规矩”办事。
一次，辛培生和同伙们去“光临”一家酒店。他在酒店的吧台上发现了8000元，乘周围手下不注意，他将其中的4000元揣进了自己的口袋。而对于大家盗窃来的剩下的4000元，作为“头儿”的辛培生也分到了1000多元。
对于辛培生的狡诈和贪婪，手下们慢慢地也清楚了。他在盗窃的时候永远确保自己最安全，而在分赃的时候总是分得最多的。于是，他在道上获得了一个绰号——“老鬼”。
但是对于“小偷公司”的运营，手下们对于辛培生是服气的。开张伊始，辛培生对于“要偷什么？”这个从古至今盗贼们永恒的问题，有着自己的一套“哲学”。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小偷公司”缺什么就偷什么，在春节等重要节令即将来临之时，他们表现得更为猖獗。
“大锁子”周建国这个“偷盗专业户”在这方面“颇有心得”。他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妻儿。但由于他偷得大多都是一些妻子和母亲日常用品，譬如油米面和肉等副食产品，所以竟然得到妻子和母亲的“高度表扬”。
“大锁子”在“小偷公司”前前后后作案100多起，涉案金额达到了30万。为了销赃方面，他干脆给自己母亲开了一个粮油批发部，把偷来的东西放置到批发部里边。
“大锁子”的母亲则成为了批发部的老板，以超低的价格将赃物卖出，美其名曰“为人民服务，薄利多销”，殊不知，儿子就是一只隐藏在人民中的大老鼠。
辛培生的“小偷公司”还有一套“盗窃哲学”就是——什么销赃快就偷什么。无论是最近流行的时装还是紧俏的药物和补品，一旦踩到点，基本上是一窝端。
平常“小偷公司”将眼光放在了家用电器上。什么冰箱、洗衣机、彩电，这所谓的“三大件”，都是辛培生们主要盗窃的对象，因为这些东西确实用的人多，好销赃处理。
此外，价格昂贵的药物也是辛培生他们喜欢偷盗的种类。据统计，从1994年初到2000年辛培生的“小偷公司”破产之前，他们一共洗劫了20多家药店，光这一项就拿到了40多万的赃款。
随着“小偷公司”的发展，辛培生已不满足之前的小打小闹。手下们之前踩点用的自行车，拉货用的是“倒骑驴”三轮车，机动性不强，很容易失手。辛培生便用销赃来的钱购买了几部摩托车和机动三轮车，一方面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更不容易被抓住了。
在这些所谓的“现代化”机械的加持下，辛培生一伙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据当地公安统计，在1997年的9、10月份，“小偷公司”竟然疯狂作案50余起。上班做工的普通人尚且有“双休日”，但这帮嚣张的盗贼基本上达到了一天一次作案，令人瞠目结舌。
“大锁子”归案，“老鬼”退隐江湖？
不过对于辛培生，这样频繁的作案的坏消息是——齐齐哈尔市三个城区被搅了个底朝天，糟糕的治安状况引起了齐齐哈尔警方的高度重视。
当地公安迅速对这帮贼寇的来历进行了侦察，逐步摸清了辛培生这帮人作案的手段和习性。在1998年春节前，连“老鬼”辛培生都没有感觉到，一张无形的大网已徐徐落下。
在1998年春节期间的一次盗窃中，“大锁子”周建国和几个同伙为家人办了丰富的“年货”。和往常一样，“大锁子”把赃物放到三轮车上，大摇大摆地骑着三轮车向家里走去。
殊不知这一切早已被齐齐哈尔铁锋区刑警队田维国队长看在眼里，他带领几名公安干警悄悄跟在“大锁子”后边。满载赃物的“大锁子”则茫然无知，准备和妻子和母亲“过个好年”。
正当“大锁子”等人满心欢喜地从三轮车上卸货的时候，民警们突然从天而降。“大锁子”虽然蛮力过人，但看到人民警察也只能和几名同伙束手就擒。
这次行动很漂亮，但是原本应该出现的“老鬼”辛培生却再次不知所踪，从“大锁子”嘴里也没有获得有关他的任何信息。
让民警们没想到的是，正当“大锁子”双手戴着冰冷的镣铐走上警车的时候，辛培生则在不远处的隐蔽场所窥伺。
毫无疑问，“大锁子”的被抓对辛培生的震慑力是强大的。他庆幸自己没有早到一步，同时也更加增强了警惕心理。
在看到警车开走之后，辛培生在细细侦察了“大锁子”家周围的情况后，大着胆子敲开了他家的门。
见是辛培生，“大锁子”媳妇赶忙让辛培生赶紧逃跑。辛培生却认为，此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大锁子”媳妇告诉他，“大锁子”被一个叫田维国的刑警队长抓走了，下一个目标就是辛培生他自己。
听到这个消息，辛培生内心是胆寒的。但是他这个人虚伪好面子，为了显示自己“贼王”的身份，他故意硬着头皮在胡同里大喊：“他姓田的抓个‘大锁子’有什么威风的，有本事他能抓的到我辛某？！”
在确定声音散布到街头巷尾后，辛培生走出了“大锁子”家，迅速骑上停靠在门口的摩托车，一溜烟的逃走了——虚张声势是一项技能，逃命才是辛培生的本事。
闻风丧胆的辛培生回到家后，迅速和妻子逃离了齐齐哈尔市区，来到当时还是郊区的富拉尔基区暂避风头。
但是做正经营生毕竟不是辛培生的风格，用老话儿讲他天生就是个“贼骨头”。在富拉尔基区沉寂了几个月后，他终于再次耐不住寂寞悄悄的回到了齐齐哈尔市区，在召集到“旧部”“老猫”、“大娟子”、“傻笛子”等成员后，“老鬼”重出江湖。
肆无忌惮的“小偷公司”
有了前车之鉴，辛培生之后的行动变的愈加小心。为了不露出马脚，所有的行动他事必躬亲——包括前期踩点和运货以及销赃他都跟到底。没有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像他这样尽职尽责。
而在“自我安全”方面，辛培生更是做到了细致入微，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他从来不跟“老猫”等同伙住在一起，而是有自己秘密的住所，并且从来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个月都要换自己住处。
自从“大锁子”被抓之后，辛培生对于任何人都不信任，从来不把住所告诉给同伙。如果偶尔有同伙找到了其住处，第二天他必定会搬走。这种习惯让他很少被警方盯上，往往是同伙落网，而自己成为漏网之鱼。
由于精神高度紧张，辛培生对于家人也产生了“怀疑”。他不惜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造成离婚的假象，还让儿子不叫他爸爸，其他的亲友也必须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造成这种六亲不认的状态，辛培生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被公安盯上。
以上的种种做法是辛培生的另一种“盗窃哲学”，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隐身人”，在接下来的作案变的更加猖獗和疯狂。
1999年5月成为了辛培生和“小偷公司”的“狂欢月”。5月的第一天，辛培生就带领“老猫”、“大娟子”来到龙沙区一个纺织品仓库，偷走了十几包线衣线裤和成堆的袜子。
在5月3日，辛培生又看中了建华区的一处存放药物的仓库。在将仓库门撬开后，他们迅速将仓库里的所有药物和保健品一件不剩的盗窃一空。
而在当月的5、8、9日，辛培生和同伙骑着摩托对齐齐哈尔三个区的各类店铺进行了洗劫。其中包括仓库、饭店，甚至还有烧饼店。他们在仓库中盗窃了成箱的呢子大衣和皮鞋。在饭店和烧饼店，他们把堆放在店里的面粉都装卸到了自己的三轮车上。
在1999年的5月，辛培生和他的同伙在齐齐哈尔的铁锋区、龙沙区和建华区交叉作案高达13次。
2000年春节，“小偷公司”作案又达到了一个高潮。齐齐哈尔市的超市和便利店都遭了殃，辛培生和同伙们在十几天的时间内疯狂作案，将自己、父母和丈人家的年货都“置办齐全了”。
在看到辛培生拿来的平常吃不到的海鲜、名酒和香烟之后，他的丈人和丈母娘竟然“引以为傲”，逢人显摆自己找了一个“靠谱”的女婿。
家里人的交口称赞无疑给辛培生盗窃团伙打上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偷盗起来毫无廉耻且得心应手。
“大娟子”丈人过年需要一台彩电看春节晚会，话出口20分钟，“大娟子”就从外边抱进来一台。辛培生养猪场需要水泵和饲料粉碎机，还没说出口，几个小弟就给配齐了。
最离谱的是，过年几个人凑到“老猫”家吃涮羊肉，却发现“老猫”家只有一口热气腾腾的锅。但没过几分钟，“老猫”就从外边“买”来了新鲜的羊肉，几个人饱餐一顿。
随着时间的推移，辛培生一伙似乎已经忘记了“大锁子”落网的教训，越来越猖狂，盗窃手段变的越来越离谱。有一次他们看中了一个仓库，但等到撬开库门的时候，辛培生他们傻眼了——竟然是一仓库活鱼！
这活鱼可怎么偷？辛培生一向信奉的是贼不走空，既来之则安之。他眉头一皱，喊手下将一仓库鱼偷了个一条不剩。几个手下从2点忙到4点，一个个叫苦不迭。
等这些鱼上了三轮车，辛培生早就找到了销赃的地方——水产市场，并赶在清早把这批鱼“批发”给了市场的鱼贩子，大赚了一笔。
在这段时间，辛培生和他的“小偷公司”基本上逮着什么就偷什么，嚣张的气焰让齐齐哈尔市都为之一震。
抓住“狐狸尾巴”，“老狐狸”黯然离场自从上次顺利抓住“大锁子”之后，铁锋区刑警队队长田维国一直密切注意着这个以“老鬼”辛培生为首的“小偷公司”。
“大锁子”出事以后，辛培生一度逃到了富拉尔基区，并在那儿租了房子。但经过侦察发现，辛培生从来没有在这所房子住过哪怕一晚上。
“老鬼”做事十分警惕，行踪飘忽不定。鉴于此，田维国在汇报了上级，获得了大力支持之后，决定对“小偷公司”各个击破，先挑“软柿子”捏。
“大娟子”和“老猫”虽然也属于贪婪狡诈的不法之徒，但是较之“老鬼”，还差点火候。
“大娟子”在捞了一大笔后，在铁锋区陶瓷厂附近盖了两间砖房。这两间砖房地势偏僻，后边是几米的高墙，十分隐蔽，前面是空阔的草甸子，视野开阔便于逃窜。
“大娟子”对自己的房子的地界十分放心，以为没人会知道这个地方。然而田维国和公安干警们早就侦察到了他的行踪。在一次偷偷溜回这个“家”的时候，被守在附近的公安干警一举抓获。
同样落网的还有狡猾的“老猫”。他也仿效“大娟子”把房子搬到了人烟稀少的厂房附近，但这一切都逃不过公安干警的火眼金睛。
虽然是狡诈凶悍的惯盗，但是看见看守所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几个大字，“大娟子”和“老猫”还是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自己犯罪过程都坦白交代了。但有一点，由于“老鬼”辛培生行踪过于诡秘，他们两个也不知道他现在藏身何处。
在审讯过程中，“大娟子”提到之前辛培生的“大舅子”在铁锋区铁峰乡开了一个养猪厂。由于缺乏设备，辛培生让自己给“归置”几件。他偷了一台水泵和一架铡草机亲自给送了过去，摊子铺的很大，在铁锋乡的卢屯一带。
正在审讯室的田维国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个信息，认为这就是抓捕辛培生的突破口。因为“老鬼”位于富拉尔基区的房子长年无人居住，而他流窜到铁锋区作案十分迅速，这表明其在铁锋区必定有巢穴。而这个巢穴则极有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大舅子”的养猪厂。
田维国不敢怠慢，辛培生是极为警觉的惯盗，为防止打草惊蛇，他迅速制定了抓捕计划，并亲自带领干警在辛培生的养猪厂蹲点。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猎手，这次“老鬼”辛培生失算了。
2000年2月28日，37岁的辛培生和狐朋狗友们喝了几瓶啤酒后，乘着自己崭新的摩托车回到了自己位于铁锋乡卢屯村的一处住所。
作为江湖上有名的“贼王”，自从被公安盯上了以后，辛培生这几年有点狼狈。但凭借着出色的“反侦察”能力，他经常能逢凶化吉、金蝉脱壳。
今天的天气有点好，辛培生借着酒兴，吹起了口哨。回想之前的盗窃生涯，人到中年的他有些意兴阑珊，私下里自己并不想过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他在铁锋乡卢屯村用自己偷来的钱盖成了五座一砖到顶的大瓦房，并且建了一个养猪场，准备过点安稳日子。
如果是平时，辛培生每次走到距离自己的家1里地的地方，总要首鼠两端，先观察一下有无异状，再给家里的媳妇打个电话，才慢慢接近自己的这个“窝”。但今天他心情出奇的好，心里想着没有人会这么快知道自己的藏身之处，便径直驱车到了家门口。
辛培生到了门口，发现铁门正敞开着。正当他一脸疑惑的走进家门，立刻就被四五个公安干警按到了地上。
当辛培生脸贴着冰冷的地面，他想到了妻子和儿子，他一手创建的“小偷公司”，新买的小汽车和其他的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他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随着辛培生和“小偷公司”其他骨干的归案，这个在齐齐哈尔猖獗一时的盗窃团伙终于彻底覆灭了。
在盗贼界，辛培生无疑算是“有头脑”的，他凭借着自己悟出来的自认为是“盗窃哲学”的这一套与公安干警周旋良久，一度似乎还逍遥法外，有点“你能奈我何”的意思。
但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邪不压正，违背了社会正义，“小偷公司”与辛培生的覆灭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