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复刊。随后不久，一批对中国作家怀有深厚感情、喜爱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日本读者，在东京自发创立了“《人民文学》读书会”。2022年新年伊始，日本“《人民文学》读书会”步入了成立的第46个年头，这也意味着，读书会已经坚持阅读和讨论《人民文学》长达45年。1月22日，日本“《人民文学》读书会”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办了45周年纪念活动，并邀请中国作协外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代表及作家参加。年近80高龄的日本“《人民文学》读书会”创始人之一横川伸，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中国作协外联部代表李锦琦、蒋好书，《人民文学》作者代表邵丽、潘向黎、蔡骏、黄咏梅以及读书会成员樋口裕子、饭村直子、城田良一、高木晶子、张武静、宫首弘子、矢泽正夫、梁秀丽、和颖通海等参加纪念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消散的情况下，日本读者与中国作家在线上主要通过中文完成了一场“面对面”的真挚交流。
读书会发起人之一横川伸介绍《人民文学》读书会情况
活动由日方读者代表马场节子、桥本和子主持，横川伸致辞并回顾了读书会创立的背景和历史故事。他介绍说，读书会是由日中学院几个教员发起的，他们希望通过阅读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感受中国文学艺术的变化，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80年代后半期，读书会开始形成固定的规模和格局，每月一次例会，分别阅读一个短篇和一个中篇，先由两个报告人分别撰写提纲，介绍故事梗概，发表读后感，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并从作品的难易度、趣味度等角度，给作品进行“标星”。读书会还会定期组织春节酒会、春游等活动。从2001年起，会员高木晶子开始编辑读书会年报，并形成了厚厚的一本“读书记录”。2020年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从9月起，读书会的例会开始采用网络会议方式进行。45年来，参加读书会的会员人数不断变化，最多时可达近百人，现在仍保持了十余人。参加者职业各异，有翻译、教师，也有邮局职员、医生，但大家的共同爱好都是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这个没有固定章程、不收会费的读书会，能够坚持45年，全部靠的是会员自发的积极性，用横川伸先生的话讲，“能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享受”。横川伸在介绍中风趣地说道：“《人民文学》是我们读书会的‘命根子’。”这句话让施战军感到既温暖又忐忑，在活动致辞中，他感谢读书会对于《人民文学》的厚爱，也深感杂志传播好作品、推出好作家的责任之重。“从杂志的角度来说，作者也是《人民文学》的‘命根子’。”施战军表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而“《人民文学》读书会”已经举办了45年，读书会的存在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贡献，同时也证明，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中日两国的文学交流都会汇聚成一股热流。读书会成员介绍了自己与《人民文学》的缘分和参加读书会的经历。饭村直子参加读书会已经30年，大学读中文系的她工作后从事与文学不相关的工作，直到参加了读书会“才让我近距离接触到了中国文学”。65岁的城田良一在邮局职员的岗位上工作了47年，去年3月退休。他19岁开始学习中文，在读书会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和作家们的想法”。樋口裕子是一名文学翻译，1988年从中国留学后回到日本，曾翻译了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龙一的《新女性的挽歌》、姚鄂梅的《母亲大人》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中国文学也让樋口裕子与作家增进了友谊，她提到自己与作家黄咏梅除了文学上的缘分，还是志趣相投的“猫友”。樋口裕子翻译的文学作品，很多都刊发于《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好作品越来越多，通过好的小说，我们可以了解社会急速发展下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活动”。参加读书会30多年的高木晶子通过摄像头展示了两张珍贵的照片——是她2000年和2008年两次应邀访问《人民文学》杂志社时所拍摄的。在两次访问中，她见到了崔道怡、肖复兴、陈建功、韩作荣、李敬泽、李鸣生等作家，并与作家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两张照片记录下了中日作家、编辑和读者的真挚情谊。
中日作家与读者围绕作品展开讨论在热烈的气氛中，读书会活动围绕几位中国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深入讨论，包括蔡骏的《戴珍珠耳环的淑芬》、邵丽的《黄河故事》、潘向黎的《荷花姜》和黄咏梅的《小姐妹》。作家们各自分享了个人的创作经历和心得，并和读书会成员展开了细致全面的交流。读书会成员均“有备而来”，把自己精心准备的问题一一提出，包括作品中的人物设定、心理变化、细节安排等等，有的提问涉及中日文化差异，更多提问则让大家感到这些角色、故事、情感和日本人民的生活完全没有距离，仿佛就在身边。讨论把中国作家和日本读者的心拉得更近了。为方便读者，此次视频会议选择在晚上举行，两国作家和读者的交流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夜晚的东京和北京，窗外已经是灯火阑珊，但屏幕前的参会者仍然意犹未尽。活动最后，中日两国与会人员相隔屏幕，互祝身体健康，新春快乐，共同祝福这一段美好的文学之缘，还将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