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8 日，上海确诊病例 1015 例，无症状感染者 22609 例，其中 420 例确诊病例为此前无症状感染者转归。上海本轮疫情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已超 10 万例，包括感染者的密接也均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上海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总指挥陈尔真在 4 月 1 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未来无症状感染者量太多的话，有条件可以居家隔离，当然要配合居家管控的一些措施。
目前上海已建成方舱医院 100 多个，床位数 16 万多。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要求，轻型病例实行集中隔离管理；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病例和有重型高危因素的病例应在定点医院集中治疗，《方案》未对无症状感染者有明确要求，截至目前，上海市以轻症的标准集中隔离管理大量无症状感染者。
从中可见，上海对集中隔离投入的医疗资源较多，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被收治。有关于「是否要让无症状感染者由集中隔离改为居家隔离」众说纷纭。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系主任张作风教授曾建议，以自我采样来取代群体聚集采样、对密切接触者和轻型病人，以居家隔离来取代集中隔离。
那么，在上海施行无症状感染者居家隔离是否可行？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丁香园请到资深感染病专科专家缪晓辉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法学院教授王晨光，为大家解读。
一、让无症状感染者居家隔离，能否缓解当下的医疗挤兑问题？
一项柳叶刀研究显示，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中隔离可能增加医护人员感染风险，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医疗资源危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目前集中隔离点的床位不够，居家隔离的确可以缓解床位不足的问题，减少消耗医疗资源。
但重要的是，不知道多少人会从「无症状」转为「有症状」，这个过程可能仍需要医护人员评估，有症状的人有医疗需求，可能需要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这时仍会消耗医疗资源。
同时，对其他资源的消耗也不一定会减少。居家隔离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例如如何避免传染给家人和邻居，如何保障感染者不外出、不接触其他人，如何保障食物或者日用品供应链，甚至垃圾处理问题，这些都需要严格管理，社区的压力会比较大。
如果让无症状感染者居家隔离，可以缓解很多人的焦虑。现在新冠对年轻人健康影响比较小，很多人对新冠的担心焦虑更多来自被隔离的担忧，对自己工作生活影响的担心。如果允许居家隔离，这方面的焦虑会小很多，社会上很多人的抵触情绪会有缓解，也有利于减轻方舱的压力。方舱可以留给轻型病例，床位不会那么紧张了，能改善一下硬件，隔离条件也会好一些。
但是居家隔离需要有条件，而这个条件比较重要，不能一刀切，需要有关部门制定详细指导意见，满足什么条件可以居家隔离，或者自己社区来评估是否可以。
因为我们私下也听说有些社区确实这样做的，一开始没有隔离床位，感染者在家隔离（有症状），后来有床位后，也是问感染者是否愿意去，如果想去，去联系 120 转运，如果不想去，可以继续居家隔离。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法学院教授王晨光：单纯从理想模式角度看，居家隔离模式的确能减少耗费社会资源，也减少对公众健康的危害。但这只是非常理想化的设想。
除了从理想化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结合现实社会环境和条件考虑，尤其是制定政策。现实中的「居家隔离」仍有许多条件，例如居住环境和空间要有利于「隔离」，最好要居住在单独的住房、完善的家庭医生网络等。
资深感染病专科专家缪晓辉教授：具体能否缓解医疗挤兑问题，要看配套手段的调整。
开展居家隔离和改变全民核酸检测策略要同步进行，否则就不能缓解挤兑问题。现在医疗挤兑已经带来了急重症看病难的问题，因此居家隔离和方舱医院两者之间可以缓步调整，不要一刀切，逐步过度或两者并存。
可以事先做一些科普宣传，给民众有一个心理准备。另外，给居民以选择权：告知居民，根据他的年龄、基础疾病情况、家庭居住环境、同住人口数等，可以考虑居家隔离，或者说符合居家隔离的条件，让居民自己做出选择。如果不愿意，则转送到方舱医院。有了这些铺垫，有了可选择权，这就既给居民心理准备的过程，也给予政府协商、准备、探索和观效以过度的时间。
根据我个人在生活中接触的情况估计，如果依据在《缪晓辉教授：对疫情防控的 7 点建议，关注和解决额外死亡问题刻不容缓》文中提到的，符合居家隔离的条件的人（年轻无基础疾病的轻症患者居家隔离；未被感染者、基础疾病未得到有效控制者、及 70 岁以上老人采取家庭内反向隔离），让这些人来做个选择，预测超过半数会选择居家隔离。
二、居家隔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王晨光教授：如果家里人口较多，住房面积很小，实际上是无法居家隔离的。当然，如果说家中有独栋的房子，或者说家里可以单独居住，则是可以的。但和同栋楼中他人共用一个楼梯或电梯，仍有交叉感染的可能。
这一点和国外的情况有所不同，例如美国，人口密度不大，居住都比较分散，相对距离比较远，那么就适合居家隔离。
李侗曾医生：居家隔离最好是独自居住，或者有单独的起居室和卫生间。通风需要是独立的，污水要经过消毒后处理，能够有社区工作人员监督、落实居家隔离政策，并保障隔离人员的生活物资，规范处理隔离人员产生的垃圾。同时，还需要家人和邻居都能够接受。
居家隔离的实现不能是一刀切，例如有些小区不具备居家隔离的条件，如果硬是要求这样的小区也居家隔离，那社区的工作人员压力就很大。各个社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评估，包括物理屏障能否保障等等。毕竟居家隔离的最大压力可能还会落在社区身上。
缪晓辉教授：如果要居家隔离，建议重新思考无症状感染者的定义，现行的标准并不符合传染病的经典定义，比如感染者出现发热、咳嗽、味觉丧失，怎么可以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呢？难道发热和咳嗽不是症状？何况这些明明有症状的人，没有给人家做胸部影像检查，怎么能知道肺部没有炎症呢？
所以居家隔离者，除了考虑前述基础疾病等综合因素外，需要考虑安全性问题，要在排除了肺炎之后才可以无症状或轻症感染者居家隔离。
三、如何管控居家隔离人员？
BMJ 在 2021 年 11 月发布了研究，根据八个国家经验调查，长期采取积极管控政策后，国家失业率会升高，产生的潜在经济成本较高。因此研究认为，将可接受的社区传播水平和高疫苗接种率结合，才是更好的可持续方式。
李侗曾医生：目前，从物理上尝试过电子门锁，比如隔离人员开门会自动通知社区工作人员，方便进行检查监督。除此之外，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说服教育、动员等等。
另外，还有法律的保障：追究违反防疫政策者的责任，给予处罚，立案侦查等。但上海人口众多，实际施行起来仍有难度。如果突然放开，光靠法律震慑及追责，成本仍比较高。
所以，预防性说服要在前，同时有违反的人员可以去追究他的责任。
缪晓辉教授：不必担心隔离人员私自外出的问题。隔离人员外出，无外乎因为生活保障无法解决、就业存在问题、背负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患其他疾病需要看医生，我甚至接受过家中老人过世而要见一面的咨询。如果把这些实际问题解决好、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必须「外出」的做好各种防护，居家隔离的依从性会大大提升。
我们现在做大规模检测，一会儿新冠病毒核酸，一会儿抗原（比如我们小区今天 6:30 就要求做抗原检测，下午又要求核酸检测），是要耗费很多人力成本、试剂成本、检验成本、运输成本和网络成本等的。
如果采取居家隔离，在极大降低成本的同时，还可以尽快恢复生产和「促生产」，那么把节约来的的钱、生产出来的钱，用在志愿者、各类援助人员，甚至用来补贴被隔离的低收入家庭，这个成本 / 效益比，可想而知。
我认为中国人的整体素质不能被低估。有时我们看到居民发生一些过激行为，其实也是由于前期保障工作不到位，居民被逼无奈而已。
四、同样要求「轻症居家隔离」的香港和新加坡，为什么死亡率却有很大的不同？对上海有什么启示？
2021 年 8 月，期刊 Sustain Cities Soc 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根据综合调查 250 余个城市后统计的数据，在疫情最初，居家隔离的效果不如集中隔离。然而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居家隔离的感染率与集中隔离下的估计值逐步趋于一致，表明在实施后期，二者管控的效果相似。并且，居家隔离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最小，更适合可持续的发展。
王晨光教授：香港的死亡率较高（据报道，截至 4 月 6 日已逾 8000 人），主要是防控机制不完善，能力不足。一方面由于部分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让政府的能力打了折扣；另一方面，香港的居住环境密集，实现真正的「居家隔离」也比较难。加上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片面，重视不够，还有很多人未接种疫苗，也导致了死亡率会更高。
而新加坡的社会治理严格，我们都知道平日连随地吐痰都不行。因此在新加坡施行居家隔离政策，有配套的医疗服务、社会管理、小区居住环境与之相应，老百姓的依从性比较高，绝大多数人会遵守社会管理。我们国家不少地方民众的依从性就相对会低一些，例如现在还有隔离人员翻墙逃跑、瞒报行程等事件发生。
从上海的情况来讲，不能单纯看国外的政策而盲目对比，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从 2020 年至今，我国防控政策一直在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调整。这些都不是拍脑袋能决定的，而要考虑其中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居家隔离政策好不好，不能简单从概念出发下结论，不可采取非黑即白的表态方式决定。
上海当前最重要的，是控制感染人数，恢复社会基本的生活秩序，而居家隔离与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目前采取隔离治疗、全社会筛查的政策已经有一段时间，贸然转轨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成本。坐而论道不是不可以，但要考虑到它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实操性。
以后的防控措施是否会转变，这要看具体情况，当前不能凭主观判断。倘若不考虑现实也不考虑后果直接放开，可能反而造成感染者激增，导致一部分人重症，甚至死亡，那样的话，社会情绪又会转变。
因此这并不是简单的概念争论，而是一个社会行动，关乎民众的健康甚至生命。
五、当前是否具备推行居家隔离的客观条件？
李侗曾医生：目前还未具备。将来，也可能是今年的冬天，例如药物供应比较充足、不再出现新的变异株，Omicron 保持如今的病死率，有可能会考虑施行居家隔离。
目前我觉得可能很难保证是真的是居家隔离，也很难保证家人邻居都能接受。既然目标还是动态清零，管理上来说，可能不敢去执行居家隔离这个政策。起码上海的疫情还不能执行，目前还是要尝试用集中隔离的办法来实现动态清零。
缪晓辉教授：其实我们之前做过封控管理措施，很多人都已经经历过「居家隔离」，就是所谓的足不出户、小区封闭管理，民众早已习惯了。在上海市，连续封控超过 4 周的居民很多很多，筛选出来的需要进一步隔离，而不是把整个小区继续关闭。
另外，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即「邻里关系」，这就需要我们街道和居委做过细的工作，要医学专家做好每人都能知晓的科普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截止 4 月 9 日，上海市各种类型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达到 16 万，但目前仅有一例重症（具体病情我不知晓），我们可以用事实和数据来安抚民众，克服居民的恐惧心理。
必须正视的另一个事实是：在拐点没有出现之前，我们新建和改建方舱医院的速度和产能真的跟得上吗？方舱医院的设施和医务人员的配备数量跟得上吗？方舱医院内部运营成本和外部配套运营成本是否有计算？
顺便说一句，很多外地来沪驰援的医务人员，且不论他们有多少辛苦，多么不便，只说他们当地的医疗资源的挤兑，对当地的民众带来多大的次生影响？如何做好平衡，尽可能减少挤兑？
方法可能有多种，现阶段实施居家隔离与方舱医院相结合，是一个选项。为何要谈居家隔离这个话题？是为了打好持久战。
王晨光教授：现有条件下，大多数人家里并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大家进进出出都是一个单元，都用一个电梯，人口密集，居住集中。另外还有就医问题。目前家庭医生网络和分级诊疗等制度尚不完善，居家获得医疗服务和就医仍有很多问题，长期形成的到医院甚至三甲大医院就医的习惯不可能立即改变，大家必然要外出。
像国外那种居家隔离，中国尤其是在超级大城市内，人口密集，很少人有这个条件。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做科学的安排：社会条件、医疗条件、服务环境、后勤保障等等，都要考虑，因此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态度去处理这么复杂的问题，否则容易导致社会的焦虑乃至无序。
在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时，非要去施行，那实际上就是放手不管，最后会无法控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看不见、传染速度快的病毒，而且感染了也无症状。绝对控制恐怕很难，但是不能放弃控制，而是要在科学规律基础上不断优化和调整有关措施。
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共同想办法去解决。所以不赞成那种用负面情绪去掩盖问题的炒作。科学有序防控应该是最基本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