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冬日的暖阳，笔者随南平市浦城县老促会的老同志和专家们驱车来到福罗山脚下的忠信镇坑尾村，放眼望去，层峦叠嶂，云雾缭绕，郁郁葱葱的树林掩映着一座座红瓦白墙的民舍，不时传出几声鸡鸣狗吠。闽江源头的溪水从身边潺潺流过，村口的“将军亭”里，老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格外醒目……
革命老区村红旗招展 （摄影：柳志勇）
坑尾村在忠信镇东南，福罗山北麓，东与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紧密相连。福罗山又名泉山，亦称覆蠡，海拔1658.9米，主峰四周峰峦起伏，有千米以上山峰30余座。此山山体高峻，森林茂密，绵延数十里，终日云雾弥漫。
山高林密，界邻二省，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成为闽浙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冲。这种兵家必争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有回旋余地，客观上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福罗山（摄影：柳志勇）
旧社会，生活在这里的百姓长期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饱经忧患。“过溪当洗澡，松枝当灯草。山粉当小早（早稻），棕衣当棉袄。房屋盖茅草，媳妇真难找。”这首民谣正是当年这一带农民的生活写照。在苦难面前，他们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
“大山红旗展”革命纪念馆 （摄影：柳志勇）
福罗山一带的革命火种是粟裕将军点燃的，这里留下了粟裕及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深深的足迹。“血洗泉山翠，汗水浇灵芝。丹心照明月，赤胆报国情。”这首由粟裕将军亲笔写在覆蠡寺墙面上的诗篇，便是见证。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9月挺进浦城，一路转战，在安徽谭家桥遭遇重兵堵截，军团长寻淮洲牺牲，政委乐少华负伤。1935年1月，方志敏率领先遣队向闽浙赣根据地转移，再次遭遇敌人伏击，仅有35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围。奉中革军委的命令，突围的红军与闽北部分红军组成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
1935年2月，挺进师从江西贵溪出发，经上饶、崇安（今武夷山），在车盘坑与原北上先遣队留下两个连160多人的红三团会合，红三团编入挺进师。3月25日，挺进师转战于浙西南和浦东北福罗山一带，并积极开展建党工作。
国民党为了对付挺进师，调动主力部队来“围剿”。敌军搜山、烧山、烧房子，跟踪追击红军。群众也被敌人控制得更加严密，颁布“通红军者、为红军送粮送消息者、知红军不报者，捉杀不赦”等通令。面对强敌压境，闽浙边临时省委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决定各地区除留下少数武装进行持久的、顽强的斗争外，其余大部分到敌后侧翼活动，采取灵活战术，时而集中打击敌人，时而分散隐蔽活动。
1935年7月，超过红军几十倍的国民党正规军，把福罗山一带围得水泄不通，企图切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并随意捕捉、拷打百姓。但当地群众并没有妥协，依然千方百计上山支援红军。洪家云进入福罗山区，凭借对这一地带地形熟悉及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等有利条件，在深山老林中与敌周旋。
1936年5月，粟裕率领的挺进师主力与挺进师二纵队、三纵队在今管厝乡歪头山下的南长湾伏击敌人，将福建保安团一个中队消灭。次日，粟裕率二三百人的队伍开往小福罗山（亦称福清山），在福清山庙休整两三天后，向浙江江山进军。7月，挺进师在粟裕率领下，再度占领了与坑尾相邻的龙泉住溪，并宣布恢复中共龙浦县委，下设大北、小北两个区委，马迹、杨梅坑属大北区管辖。
1936年11月，国民党六十三师开始“围剿”浦东北地区。坑尾一带群众基础好，中共龙浦县委书记张麒麟、小北区委书记曹景恒，带领挺进师二纵队及游击队员到小福罗山附近的刘坑、马迹一带活动。其后，张麒麟又率领游击队员六七十人隐蔽在大山中一个山蓬里，还有一部分分住在另一个山蓬里，集中力量伺隙进击敌人。虽然周围都有敌军，但由于当地党支部和群众做好掩护和支援工作，使游击队平安无事，物资供应也比较充足。
1937年8月，国民党六十三师“围剿”9个月之久后毫无进展，只好撤退。游击队下山公开活动，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龙浦边境共建立中共党支部11个，有党员100多人。在福清山附近就有两个党支部，一是坑尾支部，二是马迹支部，并在当地发展党员。
红军主力长征后，浦东北和闽浙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屈不挠，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建立了闽浙边、浦东北游击区，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保存了重要战略支点。那时，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安全，千方百计往山上给游击队送盐、送粮食、送情报。
1937年10月2日，国共达成联合抗日的共识。1938年2月，红军游击队集结奔赴抗日战线，踏上新的征程。留在根据地的中共组织执行“独立自主靠山驻扎”的方针，保持有生力量。
1939年1月，国民党确定的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在政治限共的同时，还加紧“军事反共”，进行军事“清剿”。
1939年下半年，形势开始紧张。浦城各根据地环境日益恶化，根据“隐蔽精干、保存力量”的指示，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撤离原所在地，党组织负责人和武装力量转移到深山密林隐蔽。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频繁搜捕，一地只能住上两三天就得转移。白色恐怖笼罩浙西南地区和浦东北，国民党顽固派四处通缉追捕中共闽浙边委负责人，坚持在龙（泉）遂（昌）浦（城）边境斗争的张麒麟、曹景恒等被浙西南国民党当局四处通缉、追捕，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流动于龙泉、浦城、遂昌等县坚持斗争，与敌人周旋。
1940年6月，为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处属特委，在处属范围内分设中共闽浙边委和中共丽水中心县委。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顾祝同指挥对浙西南和浦东北地区进行“清剿”，残酷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仅位于福罗山的马迹坑自然村就烧了房屋9座，山棚6个。12月，中共闽浙边机关为摆脱困境，张麒麟率领边委机关人员往龙泉隐蔽，坚持斗争。1942年春，敌人猖狂“围剿”，张麒麟等撤离浦东北，转移到松溪，后到浙西南。
党的机关虽然撤离，但老区人民仍坚持斗争。中共党组织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做群众工作，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强调树立“要想群众把我们当儿子爱护，首先应该把群众当父母孝敬”。“清剿”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浦城境内到处设置检查卡，革命游击队引导群众取灵活的斗争形式，开展合理斗争。
1941年夏天，张麒麟等8人来到福罗山下的五里排村，饭后在棚后山上开会。会上，张麒麟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不了还是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就是八个都死了，中国共产党还在，共产党员是‘剿’不尽的。”晚上，4个人住在苞萝棚，张麒麟等另4人住在对面山下的香菇棚里。此后一段时间，小老杨、刘三美、钟兰美等红军战士经常到五里排隐蔽。这里的百姓对隐蔽和经过的红军竭力保护。国民党军盘查时，采取多种酷刑，当地百姓也没有出卖红军。正是如此，浦东北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始终红旗不倒，直至革命胜利。
在福罗山脚下的“大山红旗展革命纪念馆”里，听着当地老人们夹杂方言的诉说，看着陈列在橱柜里的一件件革命文物，我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的烽火岁月，感受着那份血浓于水的军民鱼水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