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大超（1918－1995年），原名太超，字培海，龙岩市虎岗镇虎西村坑源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是中央苏区时期著名的“红小鬼”。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赖大超。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解放永定后，年仅11岁的赖大超在家乡参加儿童团并担任村儿童团队长。1931年闽西苏维埃政府等党政机关从龙岩城迁移至虎岗后，赖大超担任闽西特委儿童团虎岗乡乡队长，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当时只有13岁。1932年，在团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及儿童团组织下，在江西瑞金叶坪进行了江西、福建省儿童团工作的大检阅，赖大超作为福建队队长率队前往参加比赛，夺取了团体第一名。同年冬，他到达长汀，先在闽西特委青年干训班受训，结业后担任儿童团汀连（今长汀、连城二县）团部、闽西总团部主任，接着担任少共福建省儿童局书记，汀州市委儿童局书记。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同志周恩来、朱德、顾作霖及蔡畅、邓颖超几位大姐，都很喜欢他，常亲切地称他为“红小鬼”。1933年，赖大超转为中共党员。
1934年10月，赖大超跟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任少共中央儿童局委员、书记，与胡耀邦、陈丕显等共事多时，结下了深厚革命友谊。他还担任过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工员。
1935年，红军占领桐梓城后，留下赖大超在内的三人工作组及一个警卫连，一方面为后卫队筹粮，一方面发动群众参军。在圆满完成任务准备撤离时，敌人包围了桐梓城。他们好不容易冲出城后，又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连续地翻山越岭，一天多滴水未进。到了最后，赖大超唇焦舌燥，眼冒金花，口渴得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悄悄地接自己的小便解渴，以坚持行军，终因身小力薄掉了队。他孤身一人，坚持咬紧牙关继续前行，直至晕倒路旁，恰遇张爱萍获救。后来，大家知道此事，带有赞许和玩笑的口吻喊他“吃尿小鬼”。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赖大超又继续参加红军的“东征”。接着调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学习，1937年又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中央地方工作团团员、中央地工委委员、红一师和红一方面军青年干事、少共西北中央局委员、少共西北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兼中央团校校长。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赖大超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年部委员、青年部长。1938年，年仅20岁的他，受党中央派遣，到东南各省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团的改造的决定》，发动青年群众积极投身抗战，并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青年部长。是年10月，赖大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任特别党支部副书记。狱中多年的苦难生活，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是，赖大超和他的战友们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与敌人斗争。在与他一起被捕的七人中只剩下他一人的情况下，仍然不屈不挠。后来，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关心、营救下，于1945年3月才得以出狱。出狱后，赖大超几经周折，通过闽粤赣边党组织与当时中央派驻香港的负责人董必武接上关系。于是，赖大超只身一人，辗转到达香港，找着了董必武，恢复了组织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赖大超回到家乡，建立了一支游击队，活跃在上杭、永定边界。他先后担任福建省永定西北工作团负责人、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兼解放军粤赣边纵队闽西南独一团政委，为永定的解放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赖大超（左）与陈丕显（中）、项南在北京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赖大超历任青年团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青年委员，共青团华南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华南工委（兼团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市委委员、青委书记、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黄埔区委第二书记，广州机床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广州市科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广州市科协主席，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第七、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1年离休，享受副省长级待遇。
按照赖大超的资历、能力和水平，他的任职是比较低的。但是他毫无怨言，从不计较，对组织的决策却一丝不苟。1983年，中央提出干部职务一般不要上下交叉的要求。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他，主动申请不要再安排他职务，多次坚辞兼职。这种不争官、不擅权、不追名、不逐利的崇高品德，是难能可贵的。
1995年1月31日，赖大超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7岁。著有《一个红小鬼的风雨人生——赖大超回忆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