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从小浸淫中国传统文化,他提倡中庸之道,认为人如果持有中庸态度,是拥有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品德。
中,本是中正、中和、中行之意,庸是用、平常之意。中、庸是人生实践最常用的道,是人自我修养的基础。
但是,孔子时代以前,人们只是视“中”为一具体范畴,“中”还不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中、庸分用,中庸真正的连用,始于孔子。
孔子不仅继承了“中”的传统思想,把它升华为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普遍方法,而且提升了庸的思想,最终使“中庸”成为生活中一无所不在的哲学范畴。
在发现的甲骨文中,“中”字已经出现,但还未形成明确的价值观,《尚书·大禹谟》将“中”提升为重要的观念。
所谓“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意思是思想要精诚专一,办事要掌握中道,不得偏颇。后来孔子将中庸发展到大成。
认为,“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准则,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应该有这种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中至此形成了典型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的内容体现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过犹不及”。
《论语》中有一段话记录了孔子学生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哪个好些?”
孔子回答道:“师也过,高也不及。”
意思是说,在亲丧行礼方面,子张有点过分,子夏则有欠缺、不足。
接着,子贡又问孔子:“那么是不是子张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过犹不及”。
犹,是“同”的意思,“过犹不及”,说的是任何事“过了”和“不及”都不好,中庸最好。
所以,孔子认为为人处世、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会乱套,便会坏事,便会受到惩罚。
比如饮食无度,暴饮暴食或随意少饮少食,都会伤身;
比如荒淫无度,贪婪无度,可能为自己招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
比如玩笑无度,轻者会伤感情,重者就会与人结怨。
孔子认为,有度、中庸的态度,会让人们享受和谐的生活和空间。
这就是“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在有关人的品质方面也做了相关论述。
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意思是说:我找不到言行中庸的人与他们交往,就只好与激进、耿介的人交往了!
狂放的人锐意进取,耿介的人是不肯做坏事的。
这里,孔子按人的行为分为三种:狂、狷、中行。狂者,有进取心,有较高的理想、抱负,自信,但偏激,言行不一定能一致。
狷者,有所不为,谦虚谨慎,但没有很高的理想、抱负,往往守节无为。
而中行,即他提倡的中庸之道了。
按西方人格论来对照,“狂”接近“外向”型人格,“狷”接近“内向”型人格。
孔子认为,“狂”“狷”这两种人格都不完美,最理想的人格是“中行”,也就是兼有“狂”“狷”两者的优点无它们的缺点。
而“中行”思想,是孔子中庸思想在人格理想上的最具体的体现。
按照孔子的中庸思想,所谓的君子就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指的是内在品质,也就是“内在美”。
文,指文雅,文采,也就是“外在美”。
史,指的是虚华无实,多饰少实。
孔子的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就显得虚浮。
只有文采和质朴相宜,才算得上是个真正的君子。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孔子也始终坚持中庸的原则。
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意思是:喜欢一个人时恨不得叫他长命百岁,一旦厌恶他又恨不得叫他马上就死。既想要他长寿,又想要他短命,这就是迷惑了。
在这里,孔子认识到人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
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需要抑制感情,掌握分寸,不可意气用事,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才合乎中道。
孔子以自己的行为处处事事体现中庸的原则,成为中庸思想执行的典范。
在《论语·述而》中记述孔子平日待人的容貌态度时说“子温而历,威而不猛,泰而安”,即态度温和而严厉,有威严而不凶猛,极恭敬而又安详,这是孔子待人容貌态度时中庸形象的生动写照。
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
就是说中庸是一种至高的德行,但也是很平常的品德,因为平常,所以是人人可实践的东西,而越是至高的,则越是难以真正实行的。
孟子在评价孔子时说“仲尼不为己甚者”,是说孔子从来不做很过分的事,他严格按中庸思想处世。
孔子有弟子三千,但他只称赞颜回的为人,认为颜回能做到真正的中庸,能在各种思潮中择乎中庸。
到了老子,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与孔子中庸理论基本是一致的。
老子认为无为而治是顺乎自然而无所作为的,但世间又没有什么事情不为它所作为的。
老子认为,君王如果能按照无为而治的“道”的原则为政治民,万事万物就会自我化育、政治清明、人民和谐。
他认为世间只要用“道”,人就不会产生贪欲之心,万事万物也就没有贪欲之心了,天下便自然而然达到稳定、安宁。
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言论,强调的就是,为官者要无为而治。因为做到了“无为”,实际上也就是“有为”。
“无为”不仅是“有为”,而且是“有大为”。
无为而治,是老子“道”的主体。
老子认为,要成大事,必须大智若愚,大勇若怯。
施智用谋的上策往往产生无为、无知、无能的印象,但这样才能达到有为、有治的目的。
老子的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那时,天下大乱,诸侯混战,统治者横征暴敛,胡作非为,老百姓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线上挣扎,民不聊生。
老子怀着对统治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针对统治者的“有为”而提出“无为”的主张。
那时统治者的“有为”就是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欺压百姓,百姓在沉重的税赋重压下,困苦不堪。
因而,老子认为“有为”的祸害非常严重,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百姓饥寒交迫,是因为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太多。
老百姓的灾难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妄自作为,违背规律)。
此外,老子还对当时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过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提出批判,他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乎。”
这几句话,道尽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不平!
统治者侵公肥私,过着豪华的生活,穿的是名贵服装,带的是宝刀利剑,山珍海味都吃厌了,钱财货物堆积如山,而百姓却田园荒芜,仓库空虚,家无隔夜之粮。
这种情形,老子看在眼里,怎么能不感叹呢?
无怪乎他要气愤地骂一句:“是谓盗乎(这简直就是强盗头子!)”
老子认为统治者本是无德无能的,却偏要好大喜功,妄自作为,结果使老百姓疲于奔命,劳民伤财,造成人民的灾难。
在这种情形下,统治者为政应要“无为”,应实行“无为而治”,不要过多地干涉老百姓。
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无端欺压而提出的;
“无事”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
“无事”是针对统治者肆意妄为而提出的。
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
君主应学水的本色,有功不自居,过着勤俭的生活,日理万机不贪享受,治国能顺应社会规律、时代潮流。
治国应利国,制度应利众生的宪政,一旦制定颁布,就不轻易变动,让万民在颁布的宪政下自化。
老子后来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成为千古名言,即希望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慢慢地,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老子认为统治者以“无为”方式来治国,并不是无所作为。就像孔子以中庸做事做人,希望人们不走极端一样。
这些都是强调治国者要自己带头执行,先正己而后正人。
对老百姓做事要宽容,大度,不斤斤计较,不随意制造不和谐。
老子认为,无论是治国者还是普通之人,都应该以德为本,就如治流水,重在疏导,而不是堵截,这样,知行合一,仁者爱人,和谐相处,社会就会有良好的风气,孔子、老子的理论,在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