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帆红船，开启百年征程。
百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亿万人民奋战过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投身于繁荣发展的改革建设时期，走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书写下国家和民族的瑰丽史诗。
从《国际歌》的火种承继，到《保卫黄河》的愤怒呐喊；从《义勇军进行曲》的慷慨激昂，到《歌唱祖国》的自豪热爱；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感恩，到《不忘初心》的回望……百年间，一首首经典旋律将历史的印记赋予音乐，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奋斗不止的光辉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本报精心遴选百年间各个时期的18首经典歌曲，挖掘歌曲背后的珍贵回忆与细腻故事。即日起，每周刊发一篇经典歌曲的深度报道，带领读者回首百年难忘的奋斗岁月，用音乐与文字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致以诚挚敬意。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从北京去往莫斯科途中暂留哈尔滨的瞿秋白，受一位俄国友人之邀参加了在哈俄人举办的庆祝会，地点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办劳工大学的新场地。
“会场里人拥挤得不得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上坐下。”瞿秋白在散文集《饿乡纪程》中回忆道，“看坛下挤满了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
从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至今，已逾百年。而这百年中《国际歌》在中国的落地和传播，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发展。
他让诗变成歌
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的。尽管包括堂兄瞿纯白在内的许多亲友都反对他的这一决定，但近邻俄国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瞿秋白眼中仿若“阴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他热切地想去取得火种，“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饿乡纪程》绪言）
其后，他无数次地在俄国听到这首代表了光明和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的歌曲，思想的浪潮也随着莫斯科的赤潮激荡。1923年瞿秋白回到北京，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的瞿纯白家中。这时，瞿纯白才知堂弟已属共产党人，成为职业革命者。正是在瞿纯白家居住的这段日子里，瞿秋白重译了《国际歌》的歌词，并创作了《赤潮曲》。
《国际歌》最初是由巴黎公社诗人鲍狄埃创作于1871年的诗歌。1888年6月，法国工人、业余音乐家狄盖特根据此诗谱成《国际歌》（L’Internationale），同年7月23日由作曲家领导的合唱团“工人的里拉”在里尔的售报工人集会上首次演唱，后逐渐流传至世界各地。
法语版《国际歌》
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最早为1920年10月，署名“列悲”的译者以《劳动歌》为题发表在《劳动者》上；同年11月，由张逃狱译成《劳动国际歌》发表在《华工旬报》上；1921年9月由耿济之、郑振铎译成《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然而，这三种版本的译文，都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无法演唱。为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依照曲谱根据俄译本配译了中文歌词。据瞿纯白长子瞿重华回忆，瞿秋白是在莫斯科时首次翻译《国际歌》的，但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我们只知1923年在瞿纯白家的风琴上，瞿秋白曾一边弹奏一边反复吟唱《国际歌》的译词，润色修改，其后还教侄子侄女学唱（陈铁健《瞿秋白传》）。在翻译过程中他遇到一个难题：法文“国际”一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但在歌曲中却有足足八拍。经过再三琢磨，他采用了音译“英德纳雄纳尔”。看似无奈的权宜之计，却蕴含了他的美好期许：“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这一译法，也成为留在各版中译《国际歌》中的“瞿式印记”，一直沿用至今。
《新青年》季刊上刊发的《国际歌》前言与译词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在广州问世。其上刊发了瞿秋白创作的《赤潮曲》词曲、配译的《国际歌》歌谱及其撰写的6篇文章。在《国际歌》译词之前他写道：“诗曲本不必直译，也不宜直译，所以中文译本亦是意译，要紧在有声节韵调能高唱。可惜译者不是音乐家，或有许多错误，然而也正不必拘泥于书本上的四声阴阳。但愿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
《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中的《国际歌》歌谱
回国后，瞿秋白在多个城市与场合指挥、教唱过中文版《国际歌》，其中就包括《新青年》季刊发行5天后——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当天，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指挥参会代表高唱《国际歌》。自此至今，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闭幕和一些党的重大活动中，都要奏唱《国际歌》。
《国际歌》的中国传播
萧三
几乎就在瞿秋白中译版《国际歌》发表的同时，远在莫斯科的诗人、翻译家萧三与陈乔年也翻译了《国际歌》。萧三在《〈国际歌〉歌词的修改说明》一文中回忆：“1923年夏，在莫斯科附近瓦西钦诺村苏维埃农场歇伏时，我和陈乔年同志在农事及学习之余，根据法文和俄文开始重新翻译一遍。国内这十多年来所唱的国际歌，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译的。”据同时代人回忆，当时苏维埃俄国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本有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萧三等人觉得唱起来不顺口才重新翻译的。但萧三版《国际歌》究竟是独立翻译还是参考了瞿译本，其后几十年来备受争议。
据萧三本人所述：“1923年，瞿秋白同志在国内，笔者和陈乔年同志在国外，几乎是同时翻译了这首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歌。”但通过歌词文本比对，学者宋士锋就认为通行版《国际歌》真正的底本是瞿译本。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认为，至少有两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事实：“第一，瞿秋白是第一个将歌名译为《国际歌》的人；第二，他是第一个连词带曲译配《国际歌》的人。”
1939年，萧三在吕骥、冼星海的协助下，对《国际歌》的译词进行了几次修改，成为当时国内流传最广的译本。直至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有关专家以萧三翻译的《国际歌》为基础，对译词进行了再次修改与订正，一直传唱至今。
“通过对比各个版本的中译版《国际歌》会发现一件事：越到后来，歌词变得越凝练，词曲结合得越好，也更适宜演唱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淑琴表示，歌词太复杂，音乐性就会削弱。比如最早的中文译诗并未配曲，无法演唱，而瞿秋白能够连词带曲译配跟他所具备的音乐素养有直接关系，这从他创作《赤潮曲》就能看出来。萧三版是在冼星海等音乐家的建议下修改的，1962年的通行版更是音乐家们的集体智慧。
“如果单从传播方面讲，《国际歌》在中国的版本其实各种各样。”李诗原悉数了目前已知的各种歌本：江西安源路煤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成立）的夜校课本中就出现了《国际歌》中文版，版本未知；1926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廖乾吾）编歌本中使用了瞿译版《国际歌》；同年，李求实编的《革命歌集》也选用《国际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际歌》在各个革命根据地传唱，后来收集到的版本也都不一样，音调和歌词都有出入。这应该是口头传播中的讹误。”
1948年罗浪编曲的军乐队版《国际歌》曲谱
化身音乐符号的《国际歌》
“相比其他译者，人们最常将瞿秋白和《国际歌》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经历足够具有文学色彩，他的生命也跟《国际歌》紧密相连。”李淑琴分析道。
1935年2月，留守中央苏区的瞿秋白遭叛徒指认而被捕。2月24日，瞿秋白在行至福建省长汀县时被国民党军俘获。6月18日晨，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
瞿秋白就义前遗照
《瞿秋白传》中对这段最后的时光有详细描写：“瞿秋白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瞿秋白在匪兵刀枪密布环护之下，慢步走向刑场。他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此后的文艺作品中，革命者慷慨就义前奏响《国际歌》成为一种典型写法。例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被南霸天烧死前、电影《烈火中永生》江姐等人昂首挺胸走上刑场时，背景音乐都是《国际歌》。许多交响作品也将《国际歌》作为一种符号化语汇和崇高精神的象征，应用在创作之中。
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江姐等人走向刑场时，背景音乐就是《国际歌》
“甚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很难说没有受到《国际歌》的影响。”李淑琴说，“《国际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象征着受压迫的人民追求解放的理想，甚至为了理想宁可牺牲生命的精神寄托。这种象征逐渐融入音乐作品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是《国际歌》中国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