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高祖李渊建国以来，大唐国运兴盛，民生富足，国富民安。
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国势愈昌，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李隆基即位后，安史之乱爆发，一朝繁华荡然无存。
这场乱世，由安禄山、史思明等奸贼引发，大唐锦绣河山，成了风烟残破之地，中原大地顿陷两百余年之乱。
李隆基流亡成都，朝政飘摇；太子李亨被留下，力图收复失地。
安史之乱，令雄伟的大唐气数皆尽，昔日铁骑如云，一战成泥；昔日皇族，流离失所。
盛极而衰，繁华至此，成空谈也。
“安史之乱”有多乱？自古以来最血腥的叛乱，是怎么被平定的呢？
开元到天宝，盛极必衰
自李渊执掌天下，建立大唐盛世，民生富足，国富民安。
政治上，加强皇权至极。
经济上，则大力振兴农耕与商贸，通畅四方之路，统一币制，使天下一统，商旅不绝于途。
军事上，屡展雄图，四出征伐，一举平定四夷。
但盛极而衰是历史周期律。
唐玄宗即位后，原本强盛无匹的大唐，渐渐露出疲态。
玄宗自天宝年间起，愈发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太平无事的岁月，使得君主失去了先王开创基业的锐气。
公元742年，玄宗骤改年号为“天宝”，自此，他日益耽于逸乐，宠信杨贵妃，挥洒黄金，豪侈无度，政事日渐荒废。
一年之中，天下贡物尽赐李林甫；又将国政先后委于李林甫与杨国忠之手。
李林甫，此人虽然表里不一，却深得玄宗信任，一人独揽朝政十九载，口蜜腹剑，斥退忠良。
杨国忠因其堂妹杨贵妃得宠，权倾朝野，为求自保，又促使安禄山拜杨贵妃为义母，而安禄山与史思明，皆为武功赫赫之将，掌握重兵，权势逐日膨胀。
天宝年间，如此盛世表象之下，却蕴藏着无尽祸端。
公元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联手发起了震撼中原的叛乱，挑起了一场意图颠覆大唐皇权的内战。
这场战争，正是宣告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开始。
在这之前，唐朝已沉浸在长久的太平盛世中，安稳得几乎忘记了战争的硝烟味。
这一次，太过安逸的唐军，面对训练有素、战意昂扬的安禄山部队，几乎是手足无措。
战争的号角一吹响，凡是能挥刀的成年男子，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被征召入伍，赴前线抵抗强敌。
这些被迫上战场的男子，多半是一去不复返，成了前线炮灰。
安禄山兵锋所指，直逼长安。
此时的唐玄宗已带着杨贵妃慌乱出逃，留下了无力自保的长安城及其手无寸铁的百姓。
这些孤立无援的民众，家中力壮之人已经尽赴战场，剩下的不过是老弱病残和妇孺，他们面对精锐的叛军，无异于羔羊对狼。
安禄山非汉族，对待长安百姓，自是没有半点怜悯。
他的大军所过之处，生灵涂炭，一片荒凉。
城中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叛军入城，成了屠夫，见人便杀，无恶不作。
他们放火烧城，抢夺黄金珠宝；横行霸道，掠夺妇女，美者为军中玩物，丑者当场斩杀。
原本人口数百万的长安，经过安史之乱的洗劫后，只剩下区区千余户人家，大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中原儿女，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大唐的繁荣昔日，如今只能在史书中寻觅。
安禄山借杀奸臣杨国忠之名，起兵反叛，一时间声势浩大。
唐玄宗在叛军压境之际，无奈之下，令斩杨国忠，以平军心。
然而，军中疑虑未息，忧心忡忡的将士们，又将矛头指向了杨玉环，恐其日后图谋不轨。
唐玄宗对于爱妃杨玉环情有独钟，万般不愿下此毒手。
可事到临头，士兵情绪激动，于马嵬坡爆发兵变，逼迫玄宗就范。
在无可奈何之下，玄宗只得眼睁睁看着杨贵妃在梨花树下，被迫以白绫自缢。
此后，唐军联合回纥援军，奋力反攻，一度收复长安与洛阳。
但是，天下未宁，叛军不甘心败局，很快又一次攻陷洛阳。
不过，叛军内部也酿成了大乱，各路诸侯，原本因共同的敌视而联合，终因权力的诱惑，开始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互不相让。
乱世虽平，盛世已去
安史之乱最终是被平定的，可这期间民苦兵疲，河山一片狼藉，白骨如山，遍地荒凉，寸草不生。
民无定生，四野之内，人烟寥落，无不是战火留下的痕迹。
至德二载，为了彻底扫平余孽，唐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领步骑六十余万，誓要一举攻破邺城，以期全面胜利。
但实在是难以理解的是，此次征战中，唐军竟然未设统帅，而是以大宦官鱼朝恩充作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一个素无兵略之才的宦官，凭何统御如此浩大的军力？
难道盛唐无人可用？显然非也。
郭子仪、李光弼均是功勋卓著之将，随任一人均可担此重任。
那为何肃宗偏偏不立统帅？
自然还是皇权猜忌之心作祟，恐怕将领功高震主，平叛之后难以控制。
再者，肃宗自己料定叛军已是强弩之末，大军压境，足可一举将之破敌，不须什么精兵明将。
于是，以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使所有平叛之功归于他，显然是权宜之计。
但肃宗公开的理由是，郭李二人均为三公正品，互不相属，难以定一人为统帅。
这不过是为了维护皇权的遮羞布。
郭子仪资历更高，曾是李光弼之上司，设郭为统帅，李为副，本无不可。
最终，肃宗的这盘大棋，却因无人主控，而变成了一盘散沙。
缺乏统一指挥的数十万唐军，在围攻邺城时展现出了明显的合作不力。
恰逢此机，史思明率领的十三万军队敢于赴援邺城。
战斗的结果不言而喻，数十万唐军大败亏输，纷纷溃散逃回各自阵地。
史思明入城之后，立刻杀死安庆绪，自封大燕皇帝，从此成为一大割据势力。
邺城之役一过，史思明乘胜讨伐，先后攻占汴、郑等州，而后又兵临洛阳城下。
不久，史思明在河阳之地（今河南省孟州市西）战场上，首遭李光弼之兵锋所败。
唐廷闻讯，立命李光弼趁势追击，以期早日收复东都洛阳，然李光弼度敌军尚强，认为时机未熟，劝阻不听。
两军于邙山（位于河南省西部）之麓开战。
大将仆固怀恩擅自违逆李光弼之令，于平原敢布阵势。
结果被史思明军一冲即溃，唐军大败，李光弼因此战失利，被剥夺副元帅之职，降为河中节度使。
而史思明趁机攻占河阳、怀州等地，步步逼近陕州，长安震惊，朝堂震惧。
或许是老天认为大唐气数未尽，此时竟还有转机，史思明突遭儿子史朝义弑杀。
史朝义自立为帝，疏斥异己，使叛军内部离心，士气低沉，唐朝因此而得以暂脱困境。
邙山之败，归咎两端。
一是肃宗轻信佞臣，轻启战端，不听忠言。
二是仆固怀恩有意营造李光弼败局，以期自取高位。
战后，仆固怀恩、鱼朝恩皆无事，只有李光弼独背败责。
代宗登基之后，对郭子仪、李光弼等旧日功臣亦存戒心。
为收复东都，任命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而仆固怀恩为副。
唐朝忧军力单薄，又请求回纥出兵助战。
回纥军傲慢自大，看不起唐军，竟要求李适对其可汗行拜舞礼。
经唐臣力争，虽免拜礼，却令唐臣受辱，鞭打百下。
这一侮辱深刻刺痛李适，后为帝时，此仇难忘，终生影响其对外策略，又为唐朝后事埋下祸根。
宝应元年，在回纥军的配合下，诸道大军汇聚一堂，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双方在洛阳北郊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唐军气势如虹，叛军在这种凌厉的攻势下节节败退，终于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战后计点，叛军阵亡者高达六万之众，被俘者亦达两万余人。
史朝义带着仅存的几百骑，逃往了河北的蛮荒之地。
然而，胜利的喜悦被随后的暴行所湮灭。
回纥军入城后，未曾有片刻的宁静，转而四处烧杀抢掠，无辜的百姓血染街头，数以万计。
洛阳城内，大火连绵数十天未曾熄灭。
唐军也未能免俗，认为洛阳及周围州县皆为贼地，同样纵兵掳掠，横行无忌。
这场灾难持续了长达三个月，使得本已经饱受战乱摧残的百姓遭受了极大的危害。
百姓们连基本的衣服也被剥夺，赤贫如洗，有的百姓为了遮羞，只能身披纸糊的衣物以御寒风。
唐军收复洛阳后，朝廷命仆固怀恩父子深入河北，继续追剿史朝义的残党。
在官军的连番攻势下，史朝义节节败退，最终无路可逃。
他的部将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朝廷。
唐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颁布了宽大政策，对东京及河南、北的伪官不予追究。
此举尽管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却在分化敌军中起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在这一系列的背叛中，史朝义孑然一身，如丧家之犬般在北方狂奔。
他在贝州临时召集了三万余人的散兵，企图以此力抗唐军。
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瑒，在回纥军的协助下设伏精妙，再次大败敌军。
史朝义再逃至莫州，其地已被唐军包围。
田承嗣等人见状，劝其开城投降，甚至送出其家眷作为诚意。
史朝义被逼至绝路，逃至广阳仍无人接纳，最终在温泉栅无路可逃之际，选择在一片冷清的树林中，用自己的长绳，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至此，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画上了句号。
此乱虽平，然天下大势，已非昔日之盛唐，留给后世的，更多是一声声叹息。
影响深远，连锁反应
在唐朝末年，军事和政治的风波是连绵不断的。
上元二年，邙山之战，史思明以压倒性的优势大败了李光弼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向长安进发。
然而，风云突变，正当史思明计划着将长安纳入己掌之时，却被不料其子史朝义逆天行事，杀父夺权，在洛阳自封为帝。
这引发了内部深刻的裂痕，叛军内部争斗不断，力量分散。
与此同时，唐廷内部亦是波涛汹涌，宦官李辅国发动政变，张皇后惨遭毒手，肃宗帝闻讯震惊，悲愤交加下驾崩，代宗登基。
这一系列快速的变故使得两军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似乎都在为更大的战事积蓄力量。
然而，史朝义部下的不满和裂痕却是唐军之幸。
虽然洛阳北郊之战史朝义军损失惨重，其在河北的主力依旧坚如磐石。
正当所有人以为史朝义还能苟延残喘时，唐朝的决策却是出奇制胜。
在仅有数万兵力的情况下，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瑒决定深入叛军的心脏地带，河北。
仆固瑒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胆，完全得益于史朝义部下的诸节度使相继倒戈。
这些节度使，一见风云变幻，便纷纷表示愿意归顺唐朝，显然是评估了形势之后的选择。
这种内部的瓦解是史朝义无法抵挡的真正原因，而非他们军力的绝对衰竭。
安史之乱，这场自泰山压顶之势中爆发的内乱，深刻地撼动了大唐帝国的根基，还间接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为了平息这场动荡，唐朝不得不从西北诸镇抽调大量兵力，奔赴内地沙场，这直接导致了西北边疆的防御力量空前薄弱。
吐蕃见状，如狼似虎，乘虚而入，其军队如洪水猛兽般涌入广袤的西北地区，一路攻城略地，无人能挡。
一系列的进攻，迫使唐朝政府的边防线大幅向东退缩，直至关中地带都难以安宁，吐蕃的铁骑几乎威胁到了长安城下。
在广德元年的九月，吐蕃大军更是一路攻破防线，直逼长安，那时的代宗皇帝，情急之下仓皇逃往陕州，长安一时陷落。
尽管后来在郭子仪等忠勇将领的努力下，长安得以收复，但吐蕃的威胁依旧如鬼魅般挥之不去，长期悬挂在唐朝的心头。
从此，唐朝不得不形成一种新的军事策略。
每年秋季，必须从全国各地调集兵力到京西北，以防吐蕃的再次入侵。
这种长期的军事动员，不仅耗尽了国家的财力，也极大地拖累了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力日渐衰弱。
安史之乱的另一个深远影响，则是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随着北方频繁的战乱和政治动荡，许多人民和资本开始向相对安稳的南方迁移，江南等地逐渐兴起，成为新的经济、文化中心。
这种南移的趋势，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更对后世的社会发展和城市兴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