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胎儿放进一个“特殊装置”，用管道和母体连接，任何和胎儿血型一致的人，都能这样在体外“孕育生命”。机器孕育生命、男性“怀孕”，这些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或许正逐渐走向现实。
今年7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了第四次“去ECMO化人造子宫动物实验”，胎羊在母体外存活达90分钟，为世界首例成功案例。
“ECMO”是一种医疗设备。在医学上的意思是体外膜肺氧合，又被称为人工肺。可以暂时替代患者的肺功能，在体外完成气体充氧，以防止急性缺氧引起的器官和脑损伤。此次手术“去ECMO化”的目的是想做一个没有ECMO机器设备支持，“人造子宫”是通过胎羊和母羊直接进行血液循环的闭环空间。
人造子宫的利与弊
掀起舆论热潮的人造子宫，其在外形上与母体子宫大不相同，仅是一套从功能上模拟母体子宫的装置。
该装置定期通过专门管道向塑料袋内注入定量的温水和盐，以模拟母体子宫里的羊水环境。在动物实验中，塑料袋内的动物通过脐带与血液循环系统连接，血液循环系统模拟母体胎盘，为动物提供氧气、营养物质并帮助其身体代谢。
美国、荷兰、中国、以色列、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已开展人造子宫动物实验，实验对象主要是早产的羊、鼠、猪等动物，以测试人造子宫是否能为早产的动物提供更安全可靠的存活空间。
对人类而言，目前各国大多将人造子宫技术限制在妊娠后期替代母体，以挽救常规手段无力救治的超早产儿（胎龄不足28周的胎儿），提高其存活率和存活质量。
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开展人造子宫人体临床试验的前提必须仅限于挽救常规技术难以救治的超早产儿，为其提供当前可选救护方法的替代方案。
专家分析，这是因为人造子宫技术如果仅在妊娠后期替代母体救治超早产儿，其面临的法律挑战与伦理争议相对较小。
首先，针对超早产儿的救治困难重重，人造子宫技术为解决这一医疗难题提供了可能性。
据了解，在已有技术支持下，28—37周胎龄的早产儿救治存活率较高，而胎龄越低救治越困难。比如24周胎龄以下的超早产儿，其肺器官发育很不成熟，基本不具备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能力，现有救治技术很难支持其存活。人造子宫技术有望提高超早产儿的存活率，并避免现有救治手段造成的后遗症。
“对超早产儿救治来说，人造子宫技术是在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开展的技术试验，具有正当性。”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副主任刘瑞爽说。
其次，人造子宫技术虽然涉及生命诞生，但并未改变生命体内的遗传物质，相对容易被接受。
在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正看来，这也是人造子宫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重要区别，前者并不会给人类群体带来延续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面临的伦理争议也较后者少。
尽管如此，仍有受访专家提醒，人造子宫技术若要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也依然在标准化指标、受试者筛选等方面准备不足。
一方面，人造子宫人体临床试验的底线原则、操作流程、操作方法等标准化指标有待确立。比如在操作流程中，需要确定评估人体试验效果的时间节点以保障试验安全，然而目前各种动物实验的疗程长短不一，尚难推导出评估人体临床试验有效性的时间节点。
另一方面，受试者筛选条件也需进一步明确。专家表示，鉴于人造子宫技术的新颖性和风险性，要尽可能排除那些通过常规治疗很可能获得良好结果的患者，并确信胎儿能够从人造子宫技术中获益。
比如筛选受试者时，多少周胎龄以上的超早产儿应该被排除在外还有待论证明确，这需要搜集更加全球化、多样化的超早产儿短期、长期治疗数据，以便更好衡量受试者采用人造子宫技术的风险-收益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