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畜是指猪、马、牛、羊、鸡、犬。原来这些都是野生动物，由于人们的长期饲养才逐渐成为家畜。
考古学家根据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判断：“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经驯化了猪和犬；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又驯化了马、牛、羊、鸡。通过对殷商甲骨文的研究，我们知道，最迟在三千多年前，这六种动物就已完全成为家畜。
殷商时，奴隶喂养这些动物，除了满足奴隶主对毛皮和食用的需要以外，还用来作为奴隶主祭祀的祭品和殉葬的用品。商代奴隶主用来殉葬的牲畜数量是很大的，有时一次便多达三四百头，显然，这样大的数目，如果光靠临时猎取是很难办到的。甲骨文中，有“牢”“庠（ xiáng）”“家”等字，字的写法很像牛、羊、豕住在屋里的样子，说明当时已有了牛棚、羊栏、猪圈等专门饲养家畜的地方。西周时，农业逐渐发达起来，但是畜牧业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据《楚辞·天问》篇记载，连周族的首领周文王，也曾披过蓑衣，拿过鞭子，做过牧人。《诗经·小雅·无羊》篇，有人认为是周宣王时的作品，它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畜牧业的情况：
谁说你家羊儿少，
一群就是三百条。
谁说你家没有牛，
七尺黄牛九十头。
你的羊儿都来了，
羊儿犄角挨犄角。
你的牛儿都来了，
牛儿都把耳朵摇。
春秋战国时，贩卖家畜也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发财致富的途径之一。春秋末期弃官经商的大商人陶朱公（范蠡）曾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 zì）。”“五牸”就是牛、马、猪、羊、驴五种家畜的母畜。
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很多养牲畜的专家。如春秋时秦国的伯乐，就以相马出名。据说他能根据马的体形、外貌，一眼望去，就能评定出它的好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伯乐遇见一匹马拖着一辆盐车上高坡，累得汗流满身，仍拖不上去；谁也不认为这是一匹好马，可是伯乐却断定这是一匹千里马。在他看来，这匹马之所以连一辆盐车都拖不动，不能怪马不好，应该怪它的主人对它使用不当、爱护不够。千里马的特长是善于驰走，拖盐车用不着跑得很快。假使好好地喂养它，爱惜它，使它身强体壮，用它来供骑乘，一定能发挥它善于驰走的优点。后来事实果然证明，这是一匹千里马。这个故事，一直被后世传为美谈；后世人常把有才能的人比作千里马，把善于发现人才的人比作伯乐，比喻的根源就是由此而来的。汉朝时，养羊能手卜式，和伯乐一样，也是一个常被后人称道的人物。据说他养羊十余年，羊群由一百多只繁殖到千余只，只只羊肥胖健壮。
饲养六畜与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尤以猪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于猪粪肥的肥效作用，评价极高。猪粪肥一直是我国农村主要的肥料之一。猪早熟易肥，因而是人们的主要肉食对象之一。战国时，孟子说过“一家人能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老人们吃肉就不会发愁”这样的话，可见自古以来，在农村养猪就是受到极大重视的。马能负重，挽力强，役用价值很高，所以以前被列为六畜之首。起初，人们用它拉车；后来，被用来骑乘，它在古代交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牛，力量大，耐力强，是农村中普遍饲养的役畜。大约自殷商时起，它就被用来拉犁耕地。春秋时期，铁犁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牛耕的作用。汉武帝时，赵过改进了农具和耕作技术，大力推广牛耕，使牛耕的方法传播到边疆地区。从此，牛便成为我国古代农村中最重要的役畜。羊、犬、鸡也是古代农村中喜欢饲养的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