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有个简称叫“黔”。这个简称，既使许多人闹不明白，又因“黔驴技穷”的成语，让贵州人觉得心里郁闷。
一些资料在解释“黔”这个简称由来的时候这样说：今天贵州沿河到榕江一线以东，包括铜仁地区和黔东南的一部分县，战国时属于楚国的黔中地，秦朝统一后在那里设立黔中郡。唐朝时，在今贵州设黔中道，建黔州郡和黔州都督府。贵州的历史总离不开一个“黔”字，直到贵州建省，因此贵州简称为“黔”。近年出版的许多著作，基本都沿用此说，只在文字表述上有些差异。
这种解释，将贵州“黔”字简称的由来，追溯到战国时的黔中地，久远固然久远，却有一些地方让人困惑不解。战国时的黔中地在哪里?它与今贵州的关系究竟有多大?这是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为了被称为黔中的这片土地，战国时的楚、秦两国没少发生战争。《史记·秦本纪》记秦孝公元年的事时说：“楚自汉中有巴、黔中。”说明战国初期黔中为楚国占有。但这个时候的黔中是什么建置，文献并没有记载，所以一些书只好将它称为“黔中地”。
黔中郡设置的具体时间，迄今并没有准确的考证结论，但楚威王执政时，纵横家苏秦向他下说词，曾提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地方五千里”，那么，在楚威王的时候，黔中郡应该已经设立了。
战国时黔中郡的治所及管辖范围，学术界一向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所谓的古黔中，指的应是今天湘西的沅水、澧水流域地区，郡的治所最早在沅陵。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军攻取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设置秦国的黔中郡。次年，楚国发起反击，收回了江南15邑，黔中郡又回归楚国管辖。此后的黔中郡治所在溆浦。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洞庭湖周边地区、重庆的巴中、湘西、怀化及今贵州东部地区。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重新设置的黔中郡，面积不如楚黔中郡大。今贵州铜仁、江口及印江以东地区，在当时秦黔中郡的辖境内。
西汉建立后，将秦朝的黔中郡改为武陵郡，三国时，武陵郡一度归吴国所有。从魏晋到南北朝，作为地名的黔字出现很少，个别带有黔字的地名，如青州所属的黔陬县在山东境内，与贵州完全没有联系。直到北周武帝建德三年改奉州为黔州，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将新设置的彭水县作为黔州的治所，“黔”字作为地名，才又在贵州的相邻地区出现，而此时与秦朝已经相隔了700多年。
由此看来，无论楚国设置的黔中郡还是秦朝设置的黔中郡，管辖地的主体都不在贵州，郡的治所更不在今贵州境内，如果硬将贵州简称的由来归结到战国时的黔中郡，不仅显得有些牵强，也缺乏说服力。
唐朝以后黔字作为地名频繁出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将隋炀帝时设的黔州郡恢复为隋文帝时设置的黔州。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将全国划分为15道，黔州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年)一度将州改名为黔州郡，并设都督府。《新唐书·志三十一》记载:“黔州黔中郡，下都督府。本黔安郡，天宝元年更名。”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又将黔中郡恢复为黔州。但直到此时，黔州所管辖的6个县中，只有洋水县在今贵州务川、沿河两县之间；都濡县在今务川县境内；彭水县的辖地包括今贵州沿河县的北部地区。这就是说，直到唐朝建立后的100多年，贵州与黔字沾边的仍只有北部一片不大的地区。
黔州都督府设置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下辖施、牂、充、务等9州。都督府是在北周以来总管府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般置于“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唐初规定，管10州以上的为大都督府，不满10州称都督府。这种都督府有些类似于“道”一级建制的派出机构，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有贡赋，入版籍，但多不上户部。黔州都督府初设置时属江南道，先是负责监督黔州等经制州，唐政府在边远欠发达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后，又统领今贵州境内乌江以南的所有羁縻州。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南诏王阁罗凤叛乱，充州(今思南、石阡以东，镇远以北，铜仁以西地区)人赵国珍因长于军事谋略，熟悉南方地形，被任命为黔中都督。《新唐书》称，赵国珍屡败南诏军，“守护五溪十余年，天下方乱、其部独守”。南诏之战后，赵国珍因功勋显著，以黔州观察使身份赴京城长安，后被擢升为工部尚书。这位赵国珍是唐朝时唯一在中央政府做高官的贵州人，赵氏几代出任黔中都督，成为黔中地区最高军事长官，这在增强“黔”字与贵州的联系方面，自然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郡县制开始萌生的战国，中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历代地方行政建置中，真正能管辖今贵州大部分地区的机构，是唐贞观初年设置的黔州都督府。由此可见，“黔”作为贵州简称的肇端应该在唐代黔中都督府的设置。
唐玄宗开元二十ー年(733年)，将全国由10道增设为15道。黔州原来所属的江南道被分解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黔中道仍以黔州都督府为军事依托，兼領50个羁縻州。与秦朝设置的黔中郡相比，东境减少了今湖南部分地区，西则包括有今贵州大部。黔中道虽然仍以今四川彭水为治所，但其管辖的主体却是今贵州地区。这是正式由中央政府建立的，以管辖今贵州地区为主的第一个地方行政建置，也是后世以“黔”为贵州别称的由来。
道的建置从唐朝沿用到五代，到了宋朝被路、府、县三级建置取代。元明两代，行省制度逐渐确立和完善，但在省以下，府以上仍设有道一级机构。明朝时，由于布政司、按察司辖区大而事繁，于是在布政司设左右参政、参议，分理钱谷事宜，称为分守道；按察司设副使、佥事分理刑名，称为分巡道。这时虽有道的名称，但不属地方行政建置机构。清乾隆年间下令裁去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职，专设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盐法道、粮储道等职司管辖相关事务。一些道负有管理地方的责任，类似省以下府、州以上的行政机构。
民国初年实行省、道、县三级制，贵州也经历了一番道的设置与废止。民国2年(1913年)在省与县之间恢复道的建置，贵州全省被划分为3道，即黔中道、黔东道和黔西道。黔中道辖30县，治所在贵阳；黔东道辖27县，治所在镇远；黔西道辖23县，治所在安顺。民国9年(1920年)开始废除道一级设置。贵阳道首先被废，所辖的30县直属于省。民国12年(1923年)，黔东、黔西二道被废，全省81县全部由省直辖。虽然1923年后再没有道一级建置出现，但从民国设置的3个道的名称都以字冠首来看，民国以前，“黔”成为贵州的简称应该相沿已久。
“黔”作为贵州的简称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之前，贵州这片土地又被称作什么呢？这是我们目前，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的。简称之于地区，毕竟只能用于概念相对明确的地域。唐朝之前的今贵州地区，大部分曾在夜郎国版域内，但人们并未用“夜”或“郎”来简称它。其后，今省境大部都属牂牁郡管辖，人们还考证认为牂牁江即今贵州境内的北盘江，但贵州的简称也未与古时的牂牁二字有任何联系。如此看来，今贵州地区朝着一个具有共性实体的聚合，大约是在唐代以后才发生的。
贵州虽然简称为黔，但黔字的含义是今天许多人不愿意深究的。撇开柳宗元的“黔驴技穷”不说，许慎《说文解字》在黔字之下的注解是:“黔，黎也。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大概因为老百姓要在太阳下面劳动，总是晒得很黑，秦朝统治者便发明了用“黔首”来称呼他们，以表达对他们的鄙视。以致什么“黔口”、“黔丑”、“黔愚”之类的衍生词接踵而出，而这些词一律都带有贬义。
唐朝设黔中府和黔中道，既有承袭历史称谓的因素，亦有地域歧视的成分。唐朝人不仅地域观念强，还特别注意地域差异。唐朝的许多文学作品喜欢将“塞北”和“江南”拿来进行对比就是一例。提到塞北，总让人想起恶劣的自然环境，如寒冷、风沙、荒漠以及残酷战争；而江南在人们心目中，则是花团锦簇、鱼米之乡、人间天堂。据说，贵为天子的唐太宗也不时流露出地域偏见。当时，山东与关中两地人经常相互取笑和斗气，唐太宗不以为意，还在宴席上谈起山东人、关中人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同异”，直至大臣跪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才猛然醒悟。
唐统治者心目中的西南地区，总是与荒芜、落后和野蛮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这样，有唐一代，被贬斥发配到今贵州地区者大有人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开国功臣长孙无忌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诬构罪名，削爵流黔州，最终自缢而死。第二年，房州刺使梁王忠获罪被废为庶人，流放地同样是黔州。以后被贬谪流放到黔州的犯事者络绎不绝。诗仙李白因永王李璘谋逆案牵连，也被长流夜郎。那时候的贵州，真正成了唐王朝专门用于贬谪罪臣和发配囚犯的理想场所。
贵州这方土地在唐统治者眼中既然是蛮荒边苦之地，只宜用来惩治罪囚，那么，用黔来作为贵州的称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由此，我们也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生活于唐代的柳宗元，在《三戒·黔之驴》一文中，要把那只并不属于贵州，只会虚张声势没有任何真实本领的驴子，硬与贵州拉上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