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未的采访几乎是失败的，14岁的少年拒绝回忆和童年有关的任何细节。当被问起在那间出租屋里发生的往事时，他一概以“忘了”作答。
只有一次例外，我问小未是否见过妈妈吸毒，少年陷入沉默，轻轻嗯了一声。
小未的妈妈是一名长期吸毒人员，在其强制戒毒的两年多期间，小未被送往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接受专业照料。在这里，小未从一个自我封闭的困境儿童，成长为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青春少年。
7月的一天，我在儿护中心见到小未，如果不出意外，两个月后，他的亲生母亲将从上海的戒毒所走出，重返社会，小未也将结束在儿护中心的生活，重新回归家庭。
当我问起小未是否愿意回到母亲身边时，少年犹豫了：“想留在这，也想离开这。”
横亘在小未与原生家庭之间的，远比一道家门更为沉重。
隐秘的角落
记忆简单而模糊，一个暧昧不清的下午，十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狭小昏暗，一盏孤零零的白炽灯下，并排摆着两张小床。小未躺在角落里，用母亲给的手机玩着游戏，母亲在床边吸食着毒品。
尚不知道毒品概念的小未，直觉感到妈妈在做“不好的事”，有一瞬间他想阻止，但沉迷手机游戏的他最终没有声张，伴随着迷幻的游戏音效，毒品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
人生前12年，小未跟着吸毒的母亲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睡过公园和桥洞，更多时候是在出租屋之间辗转腾挪，像打一场又一场的“游击战”，只要落定，小未就不再踏出房门一步，印象中只跟着母亲去过一次超市。
与外界唯一的实际联系只有外卖。为了防止小未与外界接触，母亲每次都亲自下楼取好再送到小未身边。因为小未爱吃油炸食品，外卖多是炸鸡汉堡等，加之终日在家缺乏运动，导致小未过度肥胖，常感到腿脚无力，精神颓废。
沉默的母亲并不在意这些，尽管因双亲去世，她在这个世界上只剩小未这一个亲人，但她很少和小未说话，并将这种缺乏互动的亲子关系归因于小孩的“自闭”。小未母亲也从未考虑过给他上户口，让其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这导致小未没有同龄朋友和社交生活，甚至连“朋友”一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在隐秘的角落里，小未只好通宵玩游戏，玩累了就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有一阵，他爱上了林振英饰演的僵尸片和种种诡异的都市传说，不仅不害怕，反而觉得“很刺激”。聊到这些话题时，小未兴致很高，周星驰、林振英、狄龙、尔冬升……报菜名般说出来。
从出生起，小未就没见过父亲。据母亲说，父亲早年因贩毒已被枪毙。吸毒者一般都有自己的“毒友圈”，一位和母亲年纪差不多的“叔叔”偶尔会来出租屋，充当着部分父亲的角色，虽然交流不多，这位叔叔偶尔也会给小未买些零食。“他人挺好的。”小未说。
哪怕是离开了那间出租屋，小未一直觉得，那位叔叔“人挺好的”，可正是这位获得了少年好感的叔叔，在小未母亲进行毒品交易被抓获几天后，将小未丢弃在了派出所门口，自己消失不见了。
巧合的是，小未被抛弃的地方，正是不久前抓获小未妈妈的派出所，当民警发现小未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自称“宝宝”，“想找妈妈”。经亲子鉴定，小未和其母亲的关系得以确定。当民警质问小未母亲时，一无所知的她仍以为孩子一直由毒友很好地照顾着。
扮演的家长
2018年9月，小未被送入位于府村路500号的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这里是全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开展疑似弃儿临时照料的儿童福利机构。从2017年开始，中心开始承担因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而陷入困境的儿童的临时救助保护工作。
近年来，儿护中心每年都要接收20多名困境儿童，平均年龄在四五岁。中心社会服务科科长郑会芳的感受是，从两年前开始，中心接收的困境儿童数量已经反超弃儿数量，其中吸毒家庭困境儿童占到一半以上。
对于为何会被送到这里，孩子们有各自天真的理解。有孩子说：“妈妈出差了，让我在‘幼儿园’等她回来。也有孩子说：“妈妈犯了一点小错误去学习了，说学习好了就会来接我。”郑会芳和同事一般都顺着孩子的话说，不会刻意告诉他家长在戒毒。
只有小未是个例外。被送进儿护中心时，他已经12岁，虽然心里清楚母亲被送去了戒毒所，但多年的封闭生活，让他丧失了基本的社交能力，只是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不说，入院体检时，差点被医生鉴定为智力低下。
“像个小老头。”这是中心保育员对小未的第一印象。虽然能够听懂基本的指令，但小未不会表达需求，让他坐下就坐下，让他站着就站着，完全没有同龄小朋友的精神状态。
中心工作人员只好一点点鼓励小未勇敢表达需求，细化到想喝什么水，想吃什么饭，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每当小未愿意开口时，尽量满足其合理诉求。
儿护中心为孩子提供的课外书籍（顾杰 摄）
某种程度上，小未的回家路，在进入儿护中心的第一天起，已经启动。
为了给孩子将来回归家庭做准备，中心成立了专门的社工小组，通过带孩子们坐地铁、到图书馆借书、去超市买东西等方式，让他们掌握社会常识、认识世界。
郑会芳感到自己和小未第一次拉近距离是在去年春节。她和同事带着孩子们去南京路步行街买新衣服，等到所有小朋友都买好了衣服，不说话的小未依然没选到自己喜欢的衣服。
察觉到小未的情绪，郑会芳没随意应付，嘱咐同事照顾好其他小孩，她带着小未两人在南京路上一家家逛，直到挑选到小未喜欢的一件红色羽绒服，知道小未喜欢白色，她还特意帮他买了件白T恤。
虽然走得很累，小未却特别开心，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意见真正得到了尊重，而以前并没有人会这么在意他的感受，哪怕是他的亲生母亲。
“某种意义上，中心一对一的服务模式，模拟着‘类家庭’的功能，生活老师无形中扮演了家长的角色，这也是为其回归家庭所做的一种铺垫。”儿护中心主任陶颂华说。
迟到的课桌
“小未不可能永远待在儿护中心，总有一天，他要走进真正的校园。”这是儿护中心所有人的共识，只是与其他低龄儿童相比，教育问题在小未身上更为迫切——14岁的小未是儿护中心年龄最大的孩子，刚到中心时，他没有上过一天学，而他的同龄人已经在念初中。
郑会芳咨询过相关机构，入学前，学校会安排能力测试，很显然，和其他孩子相比，小未没有任何优势，为小未补课的计划提上日程。“我们希望他的测试分能够尽量高一点，能补一点就多补一点。”
中心三楼活动区，阳光从南面窗户洒进来，落在专属于小未的课桌上，课桌边摆着两张椅子。这是每天社工为小未补课的地方，在二楼生活区小未的房间里，同样有一套他专属的课桌椅，方便课后复习。中心还专门采购了和外面学校相同的教材，一年多的时间，小未已经从一年级的拼音学到三年级的语数外。
在三楼活动区，有张专属于小未的课桌（顾杰 摄）
虽然没正式上过学，但小未的自学能力很强，通过摸索，他学会了查字典，一本志愿者捐献的《新华字典》已经被他翻烂，从太空黑洞到武侠悬疑，一个从未见识过的世界在小未面前缓缓打开。
渐渐地，只要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小未就抓着工作人员问，有次竟把一位复旦来的大学生志愿者给问住了。“简直是行走的十万个为什么。”郑会芳笑说。
有一阵，小未看到郑会芳办公室挂历上印的古诗词，着了迷，向她要来，查字典背。这让郑会芳很意外，问他，他说“读起来很好听，韵律很好。”小未读到的第一首诗歌是李白的《将进酒》。采访中，一向沉默的小未全文背诵了这首长诗，颇有几分豪气。
发现小未的兴趣后，中心为他采购了相关书籍，还买了长衫大褂，鼓励他在春节联欢会上登台表演。种种表现，让郑会芳既高兴又遗憾，“如果他一开始就能正常上学的话，会是个多优秀的孩子！”
相处近两年，郑会芳并不觉得小未有任何智力缺陷。他喜欢和人辩论，反应极快，甚至有时候会带些顽皮地进行狡辩，这和中心内真正智力低下的孩子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不过郑会芳也承认，和同龄人相比，由于没有获得适时的学校教育，加之家庭教育缺失，小未的智力开发仍然受到了一定影响。“这是社会环境缺失造成的悲剧，而悲剧的根源就是毒品。”
正因对毒品的危害有直观体会，儿护中心为孩子们特意设置了禁毒宣传课程。大屏幕上，各类毒品的卡通图片被展示出来，社工指着让孩子辨认，四五岁的孩子已经能立刻分辨出不同毒品的特点。
或许是想起了那个昏暗的下午，个子最高的小未站在教室最后，看着屏幕上的毒品一言不发。
无效的证明
小未的故事因其典型而被儿护中心的社工作为案例加以研究。在报告的最后一页，研究人员写道：对困境儿童越早介入，越能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但类似小未这样的无户籍儿童，如何尽早发现并纳入监管范围，仍有待探索。
从事儿童保护工作多年的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赵芳曾做过一项上海地区困境儿童的调查，发现非婚生子和无户籍的情况在吸毒人员家庭子女中较为普遍，无论是教育系统还是社区居委，都很难进行追踪和监管。
“能进入政府视线的困境儿童，通过一人一档制度，一般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最怕的是那些没有能够纳入进来的孩子，很难发现，这是最大的问题。”郑会芳说。
在中心开展的主题活动中，社工带领困境儿童学习刷牙等生活常识（市儿护中心 供图）
在小未的案例中，由于没有户籍，加之终日被关在家里，社区甚至没有一人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小未的案例也引起了赵芳的注意。在她看来，困境儿童的识别本身就是个很困难的工作。“有些评估有客观指标，但有些评估仅依靠指标并不准确，还是需要专业社工力量介入，通过上门访问对家庭做评估，并建立一对一机制。”
郑会芳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母亲被强制戒毒后，10岁的姐姐和3岁的弟弟被遗忘在出租屋里，他们向外界求救过，但没人真正注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觉得这是家庭内部的事，外人不好插手，还是应该加大宣传，邻居、房东看到疑似困境儿童要有报告的意识。”
在赵芳看来，没有户籍更会造成对儿童后续权利的侵害，成为困境儿童“回家路”上的阻碍。
“没有户口，孩子就无法打防疫针，无法获得每月1900元的补助，更无法上学，14岁的小未没有读过书，你怎么还给他一个童年？他已经不可能重新来过。”
但上户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非婚生子的吸毒人员自己就没有户口，谈何给孩子上户口？“儿童保护强调儿童利益的最大化，非婚生子并不是孩子造成的，若按正常流程走很难推进，或许各相关部门可以探索建立联合协商制度。”赵芳建议。
给小未上户口的过程或许可视为一次艰难的探索。
办理户口需要出生证明，而当年在医院生产时，小未母亲为规避吸毒风险，使用了假名，且具体姓名和日期已经遗忘，郑会芳和同事在医院的出生记录中翻找了半天，仍一无所获。
好在，通过公安部门指纹比对，查到了符合条件的出生记录，但医院表示，由于母亲留下的姓名和其身份证上的名字不符，以及父亲身份无法查明，不能为小未开具出生证明。
可户口不能不上。小未妈妈只好在戒毒所写下一份声明，证明当年留在出生记录上的父母姓名都是编造的，根据这份声明，医院最终出具了一份“不能出具出生证明的证明”，只用于此次办理户口使用，并且，小未此生将再也无法开具出生证明。
负责办理户口的相关部门告诉儿护中心，将会把小未当成特殊案例加以研究。目前，中心仍在等待回应，如果一切顺利，小未将在母亲戒毒结束那天，拿到缺失了14年的户口。
最好的归途
不久前，郑会芳去戒毒所见了一次小未的母亲。郑会芳告诉她，小未现在学会了查字典，爱背诗歌，性格也开朗了很多，最近中心在帮他办理户口，将来有望回归学校。
说到一半时，小未母亲流泪了，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泪痕。
“我想，她对孩子还是有感情的吧。”郑会芳想起小未曾告诉她的一个细节：在那间出租屋里，由于没有钱，母亲经常自己泡方便面吃，却给他点各种外卖，她看着小未吃完，再把他吃剩的吃掉。
工作人员曾问过小未母亲，是否愿意放弃监护权，她没同意。“我50多岁，已经没有父母亲戚，只剩下这个孩子可以依靠了。”
对困境儿童来说，儿护中心只是他们漫长的生命中一段特殊的时光。陶颂华将其比作临时停靠的港湾，“孩子最后还是要远航的，或者回到父母身边，或者进入福利机构，或者送给更合适的监护人”。
针对刚入院的困境儿童，社工开展陪伴、面谈、心理疏导等个案服务（市儿护中心 供图）
归途不止一条，但多年的案例研究让赵芳知道，困境儿童回归原生家庭是最好的结果，其承担的抚育环境是其他途径无法提供的。如果原生家庭真的回不去，通过收养程序重新进入“类家庭”也可以接受。“不论如何，孩子应该在家庭中成长。”
两年多来，儿护中心共接收了困境儿童40余名，帮助其中30余名儿童回归了原生家庭。
现在，最让陶颂华担忧的，是孩子回归原生家庭以后怎么办。“如果家庭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这颗心是放不下的。”这份担忧有很现实的考量。赵芳告诉我，她掌握的吸毒家庭案例中，复吸率并不低，孩子回归家庭后重新陷入困境的案例并不鲜见。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儿护中心，困境儿童回归家庭后，按规定需进行定期跟踪回访，评估儿童现状。但尴尬的是，很多孩子被带走后，家长不愿意和中心保持联络。“其实孩子是希望和我们保持联系的，但跟踪不到，确实很被动。”
最让郑会芳耿耿于怀的，是上个月前刚送走的一名外省市男孩小甘，被送进中心时，小甘只有5岁，他在这里度过了两年时光。“下次你们看电影，还要叫我呀！我回家后没有零食，帮我邮一点来吧！”想起小甘临走前的这番嘱咐，郑会芳依然感触颇深。
临走前，社工们还特意制作了一本记录小甘在中心成长点滴的相册，希望他带回老家留作纪念，但小甘的妈妈并没有接受，随手扔在了一边。“可能是她不愿意孩子回忆起在这里的这段经历吧。”郑会芳这么说服自己。
小甘回东北老家的当天，郑会芳没忍住，给小甘妈妈打了个电话，想问问孩子的情况，电话通了，却一直没人接。“所以你看，我们这儿是个情感上跌宕起伏很大的地方。”陶颂华苦笑道。
唯一的目的
今年9月，小未母亲强制戒毒期将满。为了让小未有心理准备，这段时间，中心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向他透露，妈妈不久就会来接你走，这似乎让小未有些不安，他第一次和社工说起了对家庭生活的感受：“太孤独了。”
“从感情上，小未对于回到妈妈身边并不排斥，但我们也感觉到，他对今后的生活是有担忧的。”陶颂华想起小未曾问她借过一套《福尔摩斯探案集》，借着字典手不释卷地读了下来。“回到家庭后，小未的妈妈能否满足他在知识上的这种需求？我是很担忧的。”
“吸毒者本身照顾孩子的能力就较差，没办法回应孩子的需求，这在社会工作上叫作‘忽视’，一旦进入吸毒状态，甚至可能会对孩子造成暴力伤害。”在赵芳看来，机构把孩子还给其父母之前，一定要确认原生家庭已恢复养育孩子的职能，否则不仅不能把孩子送还，还要帮助这个家庭恢复功能。
“如果是家庭教育能力不足的问题，就需要提供亲职教育（注：对家长进行的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称职的好家长的专门化教育），如果是因家长失业陷入困境，就应该提供相关的职业培训，帮助其找到工作。”赵芳坦言，目前这方面的相关政策仍有待完善。
说起小未的案例，上海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陶继民也颇有感触：“对于小未回归家庭的探讨，我觉得很有意义。”
在陶继民看来，如果小未能再次回归家庭生活，所在社区应加强跟踪回访，街道或区民政局也应定期对家庭监护状况进行监测或评估，市儿护中心的社工可以共同参与，帮助小未解决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不过，他也坦言，目前对家庭监护的干预还存在一些障碍，可能会面临家长拒绝接受干预的问题。他建议，对于曾经出现过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情形的家庭，应通过完善法律法规，赋权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部门主动介入。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今年6月，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二审稿在对相关部门的法律支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与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相比，修订草案新增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等内容。
陶继民告诉我，这一法律的修订，意味着从传统单一的家庭亲权向国家亲权（注：指当未成年的父母没有适当履行其义务时，国家理所当然地介入其中，代替不称职或无计可施的父母，以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身份行使亲权）的加强。也就是说，家庭责任依然是首要和不可动摇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开始干预家务事。
这也意味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落后观念将逐渐淘汰，发生在隐秘角落里的少年身上的悲剧，将更多地被看到、被干预、被终止。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