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具体语境是什么，它的原意是告诫我们读书时需要保持怀疑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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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信书，不如无书”出自何处？
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下》，如果加上标点符号，它的意思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即“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可见，孟子所指的“书”，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普遍文本，而是特指《书》，也就是《尚书》。
这句话大意是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比如我看《武成》一文，对其的内容，只取信二三策罢了。仁者在天下是无敌的，仁慈像周武王那样的人，去讨伐最不仁慈的商纣王，怎么会造成血流漂杵呢？”
严格来说，孟子时代还应该称其为《书》，而非《尚书》。《庄子·天运》篇中假借孔子之口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此时仍然是《书》，而非《尚书》。
那么《书》如何变成了《尚书》呢？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尚书》是西汉早期伏生为《书》取的新名字。秦始皇焚书坑儒，所焚之书殃及《（尚）书》。因此在秦及汉初时期，《尚书》一度失传。直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颁布《除挟书律》。此后，民间藏匿或据经师记诵、笔录的《尚书》才陆续出现。最先重新传授《尚书》的是济南伏生，据《史记》记载: “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晁错用当时的文字将伏生口授的《尚书》记录下来，这就是后世所谓的“今文《尚书》”。因为当时伏生的年龄比较大，口齿不清，再加上口音严重（晁错是河南禹州人，伏生是山东滨州人），晁错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内容无法理解，只能够意会。因为是“上古之书”，所以伏生将其改名为《尚书》。
今文《尚书》形成之后民间发现的另一种重要的《尚书》文本，是孔子旧宅藏本，即“古文《尚书》”。所谓古文是指它是用早于小篆的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体写成的。
遗憾的是，西晋八王之乱致使“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今、古文《尚书》都散亡了，连石经也遭到了破坏。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目前学术界已公认它是一部伪书。
简单介绍了《尚书》，我们再来说一说孟子所说的《尚书》中的《武成》篇。《武成》共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出在《伪古文尚书》。另一个版本出自《汉书·律历志》，完整版即《逸周书·世俘》。其中的“血流漂杵”一句在伪古文中出现，“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当时就是针对这句话进行了批判。
孟子的逻辑是仁者天下没有对手，以周武王这样的至仁讨伐商纣王这样的至不仁，应当是兵不血刃的，怎么会流血漂杵呢？所以，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简言之，孟子不相信武王伐纣造成了流血漂杵的惨剧。按孟子所想，武王伐纣应当是兵不血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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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到底是“流血漂杵”还是“兵不血刃”？
“流血漂杵”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当然也不一定，中外史书中关于战争或屠杀致使血没脚踝的惨剧比比皆是，楚汉相争时也有“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的恐怖场面。我们这里将“流血漂杵”理解为形容战争惨烈的一种形容。那么，武王伐纣究竟是《武成》中形容的“流血漂杵”，还是孟子所想的“兵不血刃”呢？
我们先来大体介绍一下武王伐纣的整体情况。武王之所以能够在牧野之战中一战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季历和周文王打下的良好基础。特别是周文王在取得商纣王信任的情况下，攻克多个诸侯国以及部族，如西方的犬戎及密须，东边的耆国（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邘（在今河南沁阳），崇国（河南登封市嵩山附近），为伐纣扫清了周边障碍。特别是攻克崇国以后，文王迁都于丰都（今陕西省西安市户县沣河西岸），距离商都仅一步之遥。
公元前1046 年，周武王在吕尚（即姜尚）、周公、召公等人的辅佐下，率领兵车三百，虎贲军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人奇袭商都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县），在牧野（今新乡市北部地区）大破商纣大军。牧野之战胜利后，武王挥师南下，相继攻克了效忠殷商的南方军事力量。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武王伐纣的过程应当是相当惨烈的战争场面，而非孟子期待的兵不血刃。
证据一：周武王充满杀气的战前动员
《尚书》中有一篇名曰《牧誓》，就是武王伐纣的战前动员。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大意是说，“希望你们个个威武雄壮，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前进吧，向商都的郊外。在战斗中，不要攻击制服从敌方奔来投降的人，要用他们为我们自己服役。奋勇前进啊，将士们！你们如果不奋力向前，你们自身就会被杀。”从这个充满斗志和杀气的战前动员中我们能够看出，当时的周武王要求战士们奋力杀敌、勇往直前。因为你如果不杀死敌人，敌人就会杀死你。由此可见，周武王一方并非是想通过仁义教化的感召赢得战争的胜利。
证据二：商纣王身边有一批效忠他的勇武之士
商纣王身边并非都是只知道阿谀献媚的无能大臣。《墨子·明鬼下》中记载: “昔者殷王封贵为夭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费中、恶来、祟侯虎。”可见，上述三人皆以“勇力”而闻名。虽然战争的结果是殷纣王身边的百余名心腹战败被俘（包括费中、恶来、祟侯虎），但可以想见，在被俘之前这些“勇力之人”应当与西周的将士进行了殊死的拼杀。因此，牧野之战交锋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证据三：古籍中对于战争的侧面描述
实际上，很多古籍都对武王伐纣的战争场面和结果进行了侧面描写。例如《逸周书·克殷》中记载：“武王使尚父与伯 (百) 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大败”一词可以推测当时战争的场面比较宏大。《尚书大传》还有对商纣王军队的描写，“武王与纣战于牧之野，纣之卒辐分，纣之车瓦裂，纣之甲鱼鳞。”《太平御览》中更是有“牧野之战鬼哭”的说法，可以想见战争中牺牲的军士数量之多。
证据四：后人的考证
顾颉刚通过繁密的考证，不仅证明“血之流杵”的记载是真实的，还详细统计出伐纣过程中所杀人数、征伐国数以及俘虏、兵车、猎物、牺牲、器物的详细数目。他说：“武王克殷时大量杀戮殷方的人民，掠夺殷国的财富，以及祭祀上帝和祖先时的极度铺张和残酷，都明明白白地放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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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为何不相信武王伐纣造成了“血流漂杵”呢？
从上面的的各项证据中我们能够得出结论，武王伐纣的过程应当是相当激烈的。那么，孟子为何不实事求是，而是反问 “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呢？
实际上，孟子的这种说法与儒家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不断下降，诸侯们的实力却日益强大，各国之间攻伐不断。孟子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明确主张是君主要实行仁政，用孟子的话说就是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儒家追尊周武王为圣人，所以作为儒家的重要代表，孟子自然会主张“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流漂杵”之论。实际上，到了荀子上面的说法又进一步演绎成为“武王伐纣，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兵不血刃”。孟子和荀子的言论甚至对史学家也产生了影响，自司马迁之后，历代书家多沿用这种说法。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其“仁政”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因此，孟子对于典籍的态度就变成了符合仁政思想的取之，不符的舍之。孟子对于《尚书》的态度就是“取二三策而已矣”，准确来说就是取支持孟子政治观点的二三策而已矣。“血流漂杵”显然是与孟子仁政思想不相符的，因此孟子不顾历史事实，将其舍弃。
有舍就有取。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就曾引用《（尚）书》中的原句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据支持，“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由此我们能够得出更加明确的结论，孟子是从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看待历史事实与历史典籍的，合则“取之”，不合则“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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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士对孟子的说法产生过质疑吗？
实际上，古往今来多位学者对孟子的“兵不血刃”说提出质疑。东汉王充在《论衡》中就曾说：“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而独谓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实也。”王充以秦汉和两汉交替之际，对牧野之战作了横向比较，认为兵不血刃不足为信。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也说: “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 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
梁启超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信与不信，关键在于是否“合意”。这样看来，活学活用的亚圣，并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老学究。
此句的原意是孟子为了支持、弘扬自己“仁政”的政治思想，对历史典籍进行的选择性相信。后来，却成为我们读书时需要保持怀疑精神的提醒，给那些死读书者、读死书者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