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扬起脸，湿漉漉的脸上果然满是屈辱和痛苦，好像还有一种胆怯和难为情。他没接过散发着香皂气味的毛巾，而是抬起胳膊，用粗布褂子抹了把脸。这之后，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眼，冲我犹犹豫豫地点了下头，我想他大概是在谢我。
父母的卧室里传出我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间或还有乒乒乓乓摔东西的声音。我母亲到底扯着嗓子在喊着什么，朦朦胧胧地听不太清，我知道我母亲一定是因他而哭，因他而吵，因他而闹。我有些不好意思，歉意地冲他笑笑。我真想也闹出点动静把母亲的哭声和闹声压下去，但我实在找不出闹这么大动静的理由和条件。
这时，小姐冲进来，她恶狠狠地抓起我的一只胳膊，不由分说地把我拖出去，拖到了二姐的房闾，他们都在。
小哥开口就骂我“叛徒”！我被他骂得莫名其妙，皱着眉头不大明白地望着他们。那时，我大哥大姐已当兵走了，二姐成了我们精神上和行动上的领袖。她看着懵懵懂懂的我，竟老于世故地叹了口气，说我，你这个傻瓜，还犯傻呢，咱们家大难临头了。见我还紧锁着眉头不明不白的样子，她又叹了口气，说，嗨，真是个傻瓜。那人是爸爸以前的儿子！没听他管咱爸叫爹吗？爸爸背着咱们在老家一定还有一个老婆，就像张军和许赤强他们的爸爸那样！我真真被五雷轰了顶！
我记不清那天的饺子吃了还是没吃，吃了的话也不知是如何吃下去的。我只记得那天晚上那个穿着粗布衣裤和方口布鞋管我父亲叫爹的农村青年，被公务员小黄领到招待所住下，我们的还空着几间房子的家竞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红着一双肿眼赶第一班客船出岛回青岛娘家了。我甚至都不知母亲的出走。我起床到卫生问冼漱时，小姐叼着牙刷吐着满嘴的白沫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咱妈不辞而別了！大我两岁的学习不怎么样的小姐用词竟然惊人的准确。
第二天晚上，他住进了家里，住到了大哥当兵前的房子里。那间长子的住房，他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那天晚上，我父亲和他关上房门，在房间里嗡嗡嗡地谈到了好晚好晚。我们对父亲这种背着我们谈话的举动很气愤同时也很惊恐，生怕父亲会背着我们把原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给了他。我们几个轮番把耳朵贴到门上的钥匙孔上，耳朵都要挤扁了，还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小哥气急败坏地朝门上踢了一脚，发出了很响的“咣”的一声。父亲拉开门站在门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喝道，谁？是谁？我们躲在各自的房间里不吭声，听着父亲愤怒地发问。他在我们家呆得真是可怜。
那是秋天，岛上的学校有秋假。他没来以前，我们像野兔一样不到开饭号响一一般是不回家的。自从他来了，我们几个像他会把这个家偷去似的一刻也不离开这座红色瓦顶的房子。我们故意在一起亲亲密密热热闹闹地大声说笑，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乱窜，把房门摔得噼啪乱响，以示我们主人翁的权利和气派。我们故意不搭理他，甚至不用正眼看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又故意挑挑拣拣，大声批评小食堂的炒菜越来越不像话。显示出一种对饭菜的漫不经心和满不在乎。
他一般都是缩在饭桌上的一个角落里，拿着一个馒头或捧着一碗米饭。筷子很少用，很少往菜盘子里伸。我看得出，一个馒头或一碗米饭对他是远远不够的，但每顿他都是吃完一个馒头或一碗米饭就坚决打住，决不再拿第二个馒头或盛第二碗饭。他很孤单。
没人跟他说话没人搭理他，甚至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爹，对他也抱有一丝怀疑，或者是……反感。不，我说不大上，我只发现父亲看他时的眼神和神态奇怪极了。
开始的时候，公务员小黄还跟他聊聊天说说话，我小姐私下里警告了小黄，不准小黄再理他。小黄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尽量避着他，躲着他，能不说话尽量不说，实在要说，也是嗯嗯呀呀地应付。
他不能走出这个院子，这大概是我父亲对他提出的要求。也许我父亲是怕这个跟自己长得很接近的人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轰动和麻烦。于是，他就成天呆在这个院子和这幢房子里，和一群敌视他处处给他难堪的人在一起，孤单、苦闷和难受是可想而知的。
文学启发了我的善良。我对那种恶毒的故意的举动实在做不下去也看不下去了，就偷偷地跟他有了往来。
我发现他每天早晨洗脸时从不在卫生间，我从房间的玻璃窗上，看他弯着腰站在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前捧起凉水往脸上撩。那已是深秋了，岛里的深秋的一早一晚格外的凉，早上院子里甚至有了一层白白的霜露。
他大概连洗脸毛巾也没有，洗完了脸总是抬起两只胳膊轮流地抹着脸上的水珠子。我偷偷找来一条新毛巾，偷偷地交给他。我问他，你有洗漱工具吗？他听不懂的样子，直着眼珠子望着我。我进一步解释，刷牙，刷牙工具；再进一步，牙刷！牙膏！他听明白了，就摇了摇头。我飞跑进储藏室，找出一支新牙刷和一管新牙膏，过分热情地把牙膏挤到牙刷上，教给他刷牙的姿势和动作，他的清癯的国字形的脸红了，很难为情的样子，我因此就有了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现在想来，这实在是对他的另一种形式的折磨和摧残，像是一条吮过水的软鞭子，刷刷地抽在他年轻结实的肢体上。这甚至比我的哥哥姐姐们更恶毒。
但我实在是出自一种善良，是经过文学启发了的善良。如果非要说是恶毒，也要算是善良的恶毒。
一个月后，他被我父亲弄到宁波东海舰队一个老战友手下当兵去了。
临走前的一个晚上，他穿着我父亲的一套旧军装走进我的房间。当时我正在台灯下赶着做秋假作业，他站在房子当中，看着被台灯拉长在石灰墙上的我的影子，不好意思地向我道别。他说，小妹，我要走了。
小妹！我上边有一大堆的哥哥姐姐，他们没有一个这样郑重其事地叫过我一声小妹。他们总是拖着长音心不在焉地喊我“老七”或“小老七”。他这一声小妹，叫得我既高兴又难过，我想回报他叫他一声大哥，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对不起我的真大哥。我在台灯昏暗的光线下，含含糊糊地向他点了点头，嘴里嘟囔了一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母亲从青岛回来了，母亲是在姨妈的陪同下回来的。母亲像是豁然想开了一样，脸上挂着一种彻底的无所谓。
母亲对父亲的态度放得更开了，她像是一个好猎手那样捏住父亲的一条尾巴，想什么时候扯一扯就什么时候扯一扯，想什么时候拽一拽就什么时候拽一拽，过去她还对父亲偶尔的脾气避一避，现在她可以迎面而上向父亲开顶风船了。
一次，忘了为什么，父亲冲着母亲发脾气，母亲可不吃他这一套。母亲叉着腰伸出一只依然纤细的手指头点着我父亲说，你给我少来这套！我也只是藏了一张照片，你倒好，藏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呼吸的活生生的大儿子！你多能啊，多有本事啊！
父亲像那右派姨夫一样，脸马上就黄了，耷拉下脑袋来一声不吭了。
很久很久以后，我有机会到南方出差，在这个早已开放了的叫特区的城市我顺便拜访了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早已脱下军装的哥哥，他给我的名片上挺吓人地写着某某企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晚上，他在一个叫什么拉克的大酒店请我吃饭，没别人，就我俩，他连他的妻子我应该叫嫂子的也没带。
在富丽堂皇有着巨大的礼花似的落地吊灯柔和的光线下，我的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翘着二郎腿，很无断胃地叫我小妹。
小妹，他这样对我说，咱俩压根就不是什么同父异母的兄妹，严格来说，咱们应该算是堂兄妹，我是你的堂哥，你是我的堂妹。不过，这种血缘也是够近的了，跟亲兄妹也差不到哪儿去。
没有铺垫也没有过渡，我简直呆掉了。看着他跷着二郎腿无所谓的狗样子，我真想把手里端着的路易十三泼到他那张国字形的有着祖传凸鼻梁的厚脸上去。他从头到尾始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但为了这个阴谋实现得逞，他竟能守口如瓶这么多年，让我的父亲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
想当年，我一直以为我们全家恶毒地对待了一个善良无辜的农村青年，使他蒙受屈辱和痛苦。现在看来，我们真是太自作多情了。哪里是我们对他？简直是他恶毒地对待了我们一家子，使我们一家蒙受了屈辱和痛苦，他真是太无耻太可恶了！
他显然是看穿了我内心力对他的痛恨，又很无所谓地一笑，全部把我内心的痛恨放在心上。他用一只镀了一层金的很高级的打火机啪地点上一支香烟，深吸了一口，目光直插进我的眼睛里说——
我母亲跟你父亲结婚时按家乡风俗大你父亲许多。你父亲刚结婚没多久就跟着路过我们村的老六团走了，这一走就是五六年没有音汛，不知是死是活。我母亲守了五六年的活寡，作为女人，你应该比我还清楚这里头的苦衷。后来，我母亲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大伯好上了，不幸怀上了我。正好这当头你父亲我的叔叔不声不响地回来了。你父亲很快就发现了我母亲肚子里的我，虽然我母亲一口咬定我是他的但这是骗不了你的父亲的。你父亲左猜右猜前疑后疑，就是没猜到在同一个院子里住着的我的父亲你的大伯也就是他的亲大哥身上。你父亲一怒之下，把我母亲赶出了家门。那个时候赶走一个女人是件很容易的事，甚至连休书也不用写了。我母亲回到娘家生下了我，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在她死前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没让我去认那个依然活肴而且就在眼前的亲爹，而是到你家冒认了你的父亲。我的长相把你父亲都搞糊涂了，他甚至相信了我是他的儿子，虽然他在心里一直犯着嘀咕，但他毕竟是把我认下了。你的父亲很厚道，他脑袋怎么就不稍稍再拐点弯？世界上像叔叔或舅舅的孩子很多很多，你说是不是？小妹。他吐出一口烟，又说——
我知道这很卑鄙，但没有那时的卑鄙哪能有今天的我？为了这种皁鄙，我想我该付出的差不多都付出了。小妹，你大概已经不记得我在你家过的那一个月了，但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
你们家我最恨的就是你的母亲了，他吐了口烟又说，怪不得老家的人没有说她个好字的。她看我的那种眼神，就像看一个小偷，一个无赖。她真认为我是个无赖是个小偷，偷走了她明媒正娶正房太太的荣耀。叫我说啊，她才楚一个小偷哩！她偷走了原来该属于我母亲的一切！
坐在他的对面听他如此诋毁我的母亲而没有任何举措，那实在是我的不孝。于是，我说，我口气很冲地说，你母亲是自找！谁让她不守妇道！
哈……对！我母亲是自找，淮让她不守妇道与大伯哥通奸呢？但如果她守了妇道不与我父亲通奸，你父亲回来就不会休掉她吗？你父亲肯把一个裹小脚的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女人带进城市去吗？你说，会吗？
我久久无语没法回答。我想这个问题也不该由我来回答。他肯定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耿耿于怀地接着说下去一一城市女人真叫绝！她们看不起农村人，管农村人叫乡巴佬，但一旦这些乡巴佬男人出人头地了，城市女人们又不肯放过他们，蜂拥上来统统把他们俘虏过去，抢走原来该属于农村女人的一切。你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天晚上，他很少喝酒，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外烟。飘散不去的烟雾把他裹缠缭绕着，使他时隐时现的很不真实。面对这个一身名牌西服一口纯正普通活的成熟的有魅力的男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同那个留着锅盖头、穿着一身粗布衣裤和方口布鞋的老实木讷的农村青年联系起来。我坐在他对面，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在受审判，代我的母亲，代那些抢走农村优秀男人掠走农村女人的幸福的所有的城市女人受过。我无话可说，只好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拨路易十三洋酒。
那晚上平日很有些酒力的我，竟醉倒了，吐得一塌糊涂。第二天一大早，这位冒充了十几年同父异母哥哥的堂兄来宾馆看我，他竟十分幽默地说，小妹，你真了不起，你把法国上百年的历史吐得遍地都是。
临走，他给了我一个带着一颗好大的钻石的克数很大的金戒指。他扳着我的手教我，应该戴在这个手的这个指头上。那神态，分明就是当年我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在教他刷牙。
我又听到那条吮了水的软鞭子在我耳边刷刷作响。只是这次是抽在我身上。
那年夏天，当我的大哥国庆把一个长着满头自来卷发的女孩带回家休假，很不自然地向我们大家介绍说，这是他的女朋友时，我的母亲似乎还没有做那女孩婆婆的思想准备。我母亲脸上的迷惘告诉我们，她一时半会儿的还进人不了当前这个角色。
果真就很费事。她似乎连对那个卷毛女孩笑都不会，实在要笑了，她也只是把嘴角的肌肉往上扯一扯，笑出来的效果让我们这些无关紧要的人都起一身一身的鸡皮疙瘩，更不要说大哥的女朋友了。我父亲以一个老农的厚道和慈祥善待着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父亲看她时的眼神极其丰厚，有麦收开镰时的喜悦，也有白摘了人家自留地架子上一根顶花带刺的鲜嫩的黄瓜的喜悦，而更多的则是―以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我知道他老人家的想像力又跑到现实的前头去了一―也好像看见了一个活泼结实的大胖小子，这小子叫我大哥爹，叫我小姑，自然就该叫我父亲爷爷喽。
吃晚饭时，我大哥的卷毛朋友吃了几口就说吃饱了，一个人跑到院子散步去了。我母亲瞅着这个空当说我大哥，你才多大呀，就谈起了恋爱？
大哥对母亲对他恋人的冷淡早就窝了一肚子的火，他终于有机会爆发了，他把饭碗“咣”地摔在饭桌上，金丝边的细瓷碗在大理石桌面的碰击下忽然就四分五裂了。大哥压着声音——大概是怕被他院子里的恋人听见——低吼道，我都二十四了，谈个恋爱有什么了不起？！
母亲被大哥的火气吓了一跳，就耐着性子教育大哥，你年纪还不算大，要把精力用在工作学习上，不要过早地坠入情网。
大哥的脸都白了，他站起身来，连带把屁股下的椅子都撞翻了。他边往外走边说，你少给我来这套！你像我这么大，别说坠入情网了，连孩子都有了！
父亲本来是想帮大哥说说话的，但一看大哥又摔碗又掀椅子又没大没小的说话，就把开始时的初衷给颠倒了，他帮助母亲喝住大哥，骂道，你个兔崽子回来！还反了你了！
大哥假没休完，就带着他的卷毛恋人愤然提前回了上海部队。临走前大哥咬着牙发誓这个破家他是再也不登了！抬八抬大轿来请他他也不回来了！母亲抹着眼泪凄凄地说，都说是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还没娶哩，娘就不要了。
两年后，大哥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再次踏进这个破家。这次是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回来度蜜月的，可惜新娘子不是那个卷毛女孩。这里的曲里拐弯肯定不少，有我大哥的原因，但我母亲的干涉也不能排除在外。
母亲终于还是接受了当婆婆的现实，她毕竟是个有文化的人，在调整了自己后，她就很顺利地踏上了做婆婆当丈母娘的愉快的征程。
那简直是母亲的丰收的季节！她对好像是一夜之间成熟了的果实有一种不相信不踏实的丰收的喜悦。她突然意识到在她的生命之中，这段时期应该箅是辉煌历程了。她在结婚生孩子随父亲进海岛把工作给搞丢之后，一直过着一种比较简单的家庭妇女的生活，生命中的成就感对她来说已是相当陌生了。这种成就感一旦从天而降被母亲重新体验品味出来，她的欣喜是怎样的若狂，不用我细说，诸位恐泊也是能想象得到的。
母亲再也不会重蹈气走大哥两年不踏家门的覆辙了，她吸取经验教训对我大姐亚洁的婚姻采取了一种先下手为强的战略战术。她早早为我大姐选了一个宣传干事。情窦未开对男人没什么经验的大姐一眼就被这个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的白面书生给迷住了，并且对这个小内脸在军区小报上发表的小豆腐块崇拜得不得了。小白脸对我大姐的父亲的位置很敏感也很重视，再加上我大姐的模样儿实在是没什么挑剔的，他全力以赴上阵，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对待，没两个回合，他就把我大姐收拾得温温柔柔的，苦熬了一年就去登记领了结婚证。
我二姐亚萌的婚事在我母亲的一手操纵下进展也十分顺利。二姐夫是个作训处的参谋，面孔虽不似大姐夫的白，沮小伙子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的阳刚之味，正合了我二姐这个军区射击队队员的口味，因此，也没让我母亲操多少心，费多少力，就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合我母亲心意地拜堂结了秦晋之好。
母亲在二哥国宁身上遇到了点阻力和麻烦。母亲在又一次轻车熟路地把要塞医院内二科一个姓白的长得小巧可人的医生，领到回家休假的二哥面前时，未想到二哥竟君子柳下惠一般地坐怀不乱，连正眼瞧也不瞧这个羞着一张娇脸坐在咫尺之外的小白医生。事后他正气凍然地对我母亲说，你以后少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来打扰我，我正经事还干不完呢，哪有心思顾这些！母亲就说，你不小了，都二十五了，先谈着，不忙结婚的。二哥不耐烦地一摆头说，嗨，我的事不用你操心，我自有主张自有安排！
二哥是个开击机飞行员，模样长得很帅，人牛得不行，我们估计，一般的姑娘在他眼黾恐怕要像他在空中俯视地面上的人一样，跟个黑蚂蚁似的。母亲大概想，也是的！这么优秀的儿子还愁找不到好媳妇？这样一自我陶醉，母亲就对二哥放松了戒备，对他采取了一种格外宽松的政策，连宏观控制权也自动放弃了，让二哥基本处在失控状态。等三年过后，二哥领着他的新婚妻子登门拜见公婆时，我那二嫂差点没把我的母亲给活活气死！
二嫂人长得要个没个要样没样要条儿没条儿，连个一般的标准线都够不上，.惟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是那张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降了一。
母亲气得在那些大喜的日子里，牙花子肿得老髙。对上门道喜的人们捂着半个腮帮子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一个劲地往嘴里倒吸冷气，那咝咝的声音真像一条蛇在吐长芯子。
因为二哥事件，母亲提高了警惕，加强了警戒，对剩下的一男二女瞪起了阶级斗争的眼珠子。
小哥国强属于傍头青一类，他像个没见过女人的傻小子，对母亲塞给他的那个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小护士几乎没看仔细，就欢天喜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再夫妻对拜着人了洞房。
乱子出在我那个平时不显山不显水的三姐亚琼身上。那简直就是一次里氏八级的大地震。我家那幢红砖红瓦的大房子差点被她夷为了平地，她的那次壮举让我从此相信了中国一句老话：蔫萝卜辣死人。
解决了小哥，我母亲连口气也没用喘就开始着手忙三姐亚琼的婚事了。三姐就在直属通信营当技师，母亲心想在眼皮子底下动手，其工作量肯定要比那些散布在天南海北的哥哥姐姐们的小得多，也轻快得多。
用不显山不显水来形容我小姐亚琼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人长得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个子不厲于高的也不属于矮的，在学校时学习不箅好的也不算差的，当兵后既不给爹娘露脸但也决不给爹娘惹祸。总之，属于那种多她一个不闹少她一个也不静的主。我母亲从没把她另眼看过，视她为早饭桌上的一碟小菜。谁承想，就是这盘不咸不淡可有可无的小菜，竟差点没把我母亲那口坚实细密的牙齿给整口硌下来。
母亲这次为小姐选中的目标充分显示了她的老谋深算。在选大姐夫二姐夫时，母亲还充分考虑了女儿的审美情趣和男方家庭的城市背景，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德、才、貌上。随着干部制度要年轻化的吵吵嚷嚷，母亲感到了父亲年龄上的危机。她不能不考虑在父亲下台之后谁来支撑这个家庭这个门户的大问题。靠大姐夫二姐夫那样的瞎参谋烂干事显然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
那个目标是在全要塞区召开的一次要求干部战士职工家厲都要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被母亲的慧眼捕捉到的。
这是个陕西塬上农村籍的五短身材的汉子，才二十八岁就从连队指导员直接提拔为团政治处主任，是那种三级跳远的火箭式干部。母亲的喜出望外是有充分理由的：现在能三级跳，谁能保证他将来不来它个五级七级跳？
陕西籍的政治处主任迈着坚强有力的大步走向舞台中央的麦克风前，一个刚劲有力的军礼差点把他的军帽掀翻。他从容不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沓发言稿，把嘴凑近有点失真的麦克风前“东风劲吹红旗飘，战鼓齐鸣雷声扬”地大声吼叫起来。他一口一个“饿们！”“饿们！”地讲了二十多分钟，台下的大部分人还没有听清他揭露声讨了**和孔老二的一些什么罪行，就先被他惹得眼冒虚光肠子咕咕直叫唤。
三姐回家过星期天，母亲把她叫到院子当中，在头顶暧暖的太阳下，像当年那个穿双排扣列宁装的寇同志和盘托出我父亲那样，把那个“饿”主任和盘托给了我那位名叫亚琼的最小的姐姐。
小姐当场就愣在那儿，像当年的母亲怔怔地望着寇同志那样怔怔地望着母亲。此时的母亲把右手搭在小姐肩膀上，一脸的这事就这么定了的表情。
小姐看出母亲根本就不是在征求她的意见，而像是党组织通知她让她上哪儿报到一样。于是小姐的蔫劲上来了，她先摇了摇肩膀，想把母亲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七摇下来。但母亲像当年的寇同志那样，固执地不肯松手。小姐比当年的母亲多了一份勇敢，她抬起手把母亲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扒拉下来。小姐乜斜着眼睛问母亲，妈，你没发烧吧？
母亲的脸登时就沉了下来，盯住小姐问，你这说的什么话？小姐一点也不惧母亲那张变长了的细脸，反问，你都说了些什么？
母亲冷着腔问，你没听明白？小姐也冷着声答，没听明白。母亲再冷腔问，你是白痴吗？
小姐又冷声答，是白痴。白痴就一定要找个白痴做丈夫吗？母亲直起眼珠子品着小姐的话，品了半天才品出味来，不禁生着气说，人家怎么成白痴了？人家年纪轻轻就进了团领导班子，啊，人家怎么白痴了？
小姐绕过母亲径直往屋里走，边走边说，他不是白痴我是白痴，我白痴配不上人家团领导。
母亲出师不利首战败北，她受到的打击单看那张一直吊到胸前的长脸就可以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给小姐打了个电话，让她晚饭回来吃饺子。听筒里母亲的声调轻松愉快，好像压根就没有昨天那场争吵。小姐想可能是母亲让步了，就很髙兴地跑回了家。但进了家门一看，小姐的头一下子就大了：那个“饿”主任正把双手乖乖地放在双膝上，老老实实地坐在客厅的藤椅里。
母亲很亲切地走过来，像介绍一个普通客人那样给他们两人做了介绍。
“饿”主任冲小姐点头微笑，小姐一看那被劣质水源侵烛了的黄门牙，眼珠子就翻到头顶上去了。
确实是吃饺子，但小姐把自己关在房间就是不出来。母亲笑眯眯地对“饿”主任说，这丫头还不好意思害臊呢，咱们先吃吧。
一个桌子上儿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就我父亲、母亲和“饿”主任三人吃。饭桌上除了母亲的客气声再就是上下嘴唇的“吧嗒”声。这毛病我父亲早就被他的乡下亲戚们给治过来了，我母亲是无论如何也发不出这动静的，声源因此就很单纯也很明确了。我父亲停下筷子看了一眼“饿”主任的嘴，又把眼光落在母亲脸七。母亲神态安详见怪不怪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父亲就纳闷，想我母亲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平易近人这样没毛病了？
“饿”主任走后，母亲推开小姐的房间发现她早不知什么时候走掉了。我父亲说我母亲，我看这事就算了吧，亚琼不乐意你就别再强迫她了，俗话说强拧的瓜不甜。再说我看他跟咱们亚琼也不般配，你听他吃饭那动静，吧塔吧嗒的听着难受。
嗬！母亲拖着长腔瞪起了眼睛，你这嘴才不吧嗒了几天？就嫌人家吧嗒嘴？什么强拧的瓜不甜？咱俩不甜吗？咱俩不是强拧的瓜吗？！父亲自然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小姐同母亲进人了冷战时期，索性连家也不问了。小姐不回家我母亲就隔三差五地往她的单身宿舍跑，一坐就是大半天，给小姐絮絮叨叨地添头疼。母亲绝对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古训。有一天小姐实在对母亲磨针的毅力忍无可忍了，她对母亲说，妈，你别再费这个心思了，告诉你吧，我有对象了。
母亲大吃一惊，怎么想也想不出小姐在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母亲疑疑惑惑地问，谁？
小姐像个大义凜然的女共党，一字一句地说出一个人的名字：王——海——洋！
这个王海洋可不是个新鲜人物，我前边顺带着提到过他的，就是那个老翻我们家墙头的隔壁王司令的独生儿子，那个几乎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小瘦猴。他同我们家的七个孩子哪个都可以用青梅竹马这个词儿。
王海洋那时在岛上是个比较扎眼的人物，除了他是司令公子这条外，还有就是他二十好几了既不去当兵也不去参加工作，整天晃着一身的瘦骨头架子满处闲逛。那时岛上还没有待业青年这个词，但街头痞子这个词却是人人都知道的，岛七的人们一般都认为他跟这个词比较贴近。
我母亲自然是不会答应的，王海洋跟母亲的战略目标简直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就连父亲也不答应，他气愤地说，执绔子弟！简直是个执绮子弟嘛！父亲一激动，又念白了一个字。
这事把隔壁邻居也搅和进去，王海洋那个脾气暴躁的爹对传舌者说，操！有几个臭丫头就烧得他们不知姓什么了。看不上我们？我们还看不上他们呢！
这话又被舌头们搬到一墙之隔的我的母亲耳朵里。我母亲一声冷笑，说了句完全可以贴到大门口当对联的相当对仗的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狐狸吃不到甜葡萄。
王海洋被我母亲那个癞蛤蟆和狐狸的比喻伤了自尊心，小子一甩袖子跑到南京他姨家躲清静去了，把我小姐一人扔在紧急状态中孤军奋战。第一个发现我小姐吃安眠药寻短见的是我的母亲。这天好久不登家门的小姐突然回来了，她见了母亲不理不睬的样子母亲倒没觉得怎么样。自从娘俩中间出现了那个“饿”主任，小姐就经常是这种目中无母的样子。倒是她的眼神把母亲搞得心惊胆战。小姐的眼神游游离离地老也固定不到一个地方，母亲因此就多了一个心眼。后来我们才认识到母亲这个心眼多得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心眼救了小姐一命。
母亲叫人来撞开小姐的房门时，小姐已经睡得很香很香了，她的两个鼻翼在均匀地出着气。若不是发现床头柜上一个空了的安定瓶子，小姐就会永远这样很香很香地睡下去了。
大家七手八脚抱着小姐向卫生所跑的时候，我的母亲披散着头发跟在后边大呼小叫。母亲的叫声同急救车上闪着蓝灯尖声鸣叫的喇叭的作用是一样的，我小姐还躺在手术台上冼贾，全岛的军民差不多都知道了政委家的千金自杀未遂。
当在军区开会的父亲昼夜兼程赶到小姐住的病房时，小姐已经能坐起来喝粥了。小姐一见气喘吁吁的父亲，眼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掉到手里捧着的碗里稀释着小米粥。
父亲坐在床边默默地望着哭成泪人儿的小姐，心中有一股很不好受的滋味在弥漫。父亲觉得简直没什么语言能够阐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听足了小姐凄怆的泣声，父亲走出住院部，挥挥手打发走了小车，一个人倒背着双手脑袋沉甸甸地往家走。天边一簇将落未落的晚霞，红得凄恻，一如刚才病床上泪流满面的女儿。
父亲沉甸甸的脑子在想一他想，这事影响太大也太坏了。一个堂堂的政治委员，连自己丫头的脑袋瓜子都管不住，往后还怎么去说服教育全要塞那么多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脑袋呢？
想到这，父亲的情绪就很坏，他先气小姐不给他争气不给他作脸，气着气着又一想，不对呀，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怎么说不想活马上就去找死呢？这里总有个原因吧？把原因细细一想，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我母亲头上。
父亲很重地几乎是用脚踹开了家门。天色已近黄昏，发电厂还没送电，屋子里黑糊糊静悄悄的，父亲走进客厅，看见了被他怨了一路的母亲。
母亲裹了条军用毛毯站在窗边，一动不动地望着秋色渐近的空阔的院子。母亲生了七个孩子，身材依然苗条。母亲苗条的身材裹着那条深绿色的军毯站在暮色中，一种很浪漫的情调在她身后洋溢着。父亲站在母亲身后，气愤地望着这种浪漫，心里的反感令他怒发冲冠。父亲想，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家里出了这等大事，差一点亲手逼死了亲生女儿，她竟有心情在这儿汗清！父亲很重地咳嗽了一声，母亲果真就回过头来。母亲的正面令父亲吃惊不小。
这才几天？母亲竞衰老得如此迅速。井井有条了几十年的齐耳短发此刻披散得比任何一个农村随军家属都地道。原来精气神十足的眼睛像一夜之间散了光，有了点老眼昏花的味道。她在暮色中审视着父亲，一如当年在阳光灿烂的青岛公园里审视初次见面的父亲。只不过那时的审视很尖锐很刻薄目的性很强，此时的审视却堕落到了一种茫然，一种无助，一种无奈。
父亲酝酿准备了一路的激烈的词句全都哑火泡汤了。父亲觉得，还有什么比自己谴责自己更有力更深刻更有效果的呢？父亲很厚道地叹了口气，甚至走过去给母亲倒了杯热气腾腾的白开水。
现在父亲坐在藤椅上，母亲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两人在更深的暮色中相对无言。父亲想，还是我先开口吧，老这么干坐着也不是个办法。
父亲说，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好好吸取吧。母亲什么也没说。
父亲又说，孩子大了，我们做父母的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心中要有点数才行，像你这样什么都要插手就不合适了。母亲又什么也没说。
父亲再说，你也是有文化的人，男女青年感情上的事是容不得别人在旁边瞎搀和的，难道这个你还不懂吗？母亲再一次什么也没说。
父亲还说，你也是，老糊涂了？亚琼和那个人门不当户不对的，他俩怎么能成一对？
母亲这一次不再什么也不说了，母亲的突然爆发把黑暗中的父亲着实吓了一跳。
母亲说，不，对了，母亲不是说，是喊，是那种农村泼妇似的大喊大叫。
母亲叫着父亲的全称，粗粗俗俗地声嘶力竭地：秦得福！你也配说门当户对？三十年前你跟我门当户对吗？那时候你是什么？你不也跟那人一样是个农村人吗？农村人怎么啦？农村人就不是人？农村人就不该也不配娶个城市女人做老婆吗？！
父亲目瞪口呆，他简直想不透母亲的世界观是如何飞跃的。
我长到女孩子的黄金时节，被人像举接站的牌子那样接待了几个主题很突出的青年男子。实话说，还真有儿个挺像样的，但我心里老有那么一种感觉，认定这中间少了一道程序。我想，这大概是我母亲的一箱子“毐草”把我惯出的毛病。好朋友们眼睁挣地望着我往老姑娘的行列里大踏步地迈进，痛心疾首地问我，你到底想找个什么玩意儿才肯罢休？
真应了那句古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家伙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冲我龇牙咧嘴地坏笑！噢，那种评然心跳面若桃花的感觉，真他妈的绝了！
问题是，他那种坏兮兮的笑有点儿麻烦。恐怕，我母亲那一关要过去是相当费事的。我实在怕我那严格要求严格把关的母亲，我知道这事百分之九十要黄在她身上。那样的话，我虽然不至于像小姐那样为他吞下一瓶子安定去医院的急诊室里洗胃，但长时间的闷闷不乐甚至终身不嫁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我也别指望能取得我那厚道慈祥的父亲的同情和支持，我认定我父亲对那坏兮兮的笑不感兴趣甚至会大倒胃口。
我想写信是解决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的，弄不好我的母亲会赶到我的部队给我的同事和战友们搞出点茶余饭后的笑料来。我决定探家去，鼓起勇气面对面去争取我的幸福，迷救我的爱情。
二十天的假，张了十几天的嘴也没把顶在舌头尖上的他给抖搂出来。眼看假期告急，我想，死猪不怕开水烫，何况他都被烫过一回的，再拖出来烫一次吧。
我挑了个日丽阳高的好日子，瞅着母亲脸上的气象跟天气差不多，心一横，就说了。
妈，我有男朋友了。我说。
噢？母亲从她的宽边镜框后边看我，像奇怪我竟然也会有人稀罕一样。
这让我很生气，我换了口气很硬地说，这人你认识。噢？母亲又噢了一声，把眼镜从鼻梁上摘下来，一览无余地望着我。
噢什么，我不该有男朋友吗？我气愤地问。母亲不经意我的气愤，她望着我的眼睛问，是谁？王一海一一洋！我一如当年的小姐，胆略像，气概像，连吐出来的名字也像；不光是名字，其实我俩说的是一个人。
母亲有点奇怪，仅仅是奇怪！她问我，咦，你俩是怎么搞到一块的？
我被这不三不四的“搞”字搞得很恼火，我觉得母亲简直是在亵渎我的爱情！我火气很大地说，我俩怎么搞到一块去的你别管，你只说你同意不同意吧！
母亲一脸的轻描淡写，她说，你们都大了，这事该你们自己拿主意，我们同意不同意都无关紧要。
热泪一下子涌满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满眶盈盈欲滴的眼泪弄得我异常地狼狈，我快步逃离了我的母亲，我不愿让她看到我的眼泪，也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是不想，也不愿。
我躺在床上，把胳膊盖在眼睛上，像是要阻止汹涌澎湃的流水，又像是要遮盖这份软弱。我心里说，我真他妈的倒霉，什么东西到我这儿都是凉的！生我的时候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懒得给我起，胡乱叫我老七，把我叫得像个土匪。这一辈子的婚姻大事，管我上边的哥哥姐姐们管得带劲着呢，甚至差点管出条人命来，怎么到我这，连管一管的力气也没了？我真他妈的不招人待见！
父亲回来了，我听不清母亲在跟他说些什么，但一听那压低了的鬼头鬼脑的动静我就知道母亲一准是在说我和王海洋的事。
果真，父亲抬高了声音说，王海洋？哪个王海洋？母亲的啾啾声。父亲又髙着声说，王海洋？！那执绔子弟还想娶我们老七？父亲依然认定王海洋是纨跨子弟，并坚定不移地把纨绔叫做执绔。
此刻对我来说，纨绔和执绔都问题不大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这个纨绔或者执绔子弟是否能被通过。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准备去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以我正在自学的那点电大中文系的功力，我觉得对付一个农村出身的没啥文化的经常念错字白字的父亲还是有把握的，别看他是个堂堂的政治委员。
我走到客厅门口，听见我母亲已抢先一步正在替我做。母亲的声音依然压着，但让站在门口的我听清是不成问题的。我听见我母亲劝我父亲说，你老糊涂了？你不知道这事是管不好也管不了的吗？弄得不好，黄鼠狼没打着，鸡也被拖跑了，你还要沾得一身臊。
听听，听听！这像是亲生母亲说的话吗？这分明是后娘在唆使亲爹！要不是我的面孔跟我母亲的相是一种版本，我到医院去验血查血型的心都会有了。
好在我的假期就要结束，让我把这一肚子气都撒在那猴子身上吧。
王海洋瘦得依然。我蓦然回首的时候，他北大研究牛毕业并留校当了老师。我说他，王海洋，你不适合讲现代文学，你适合讲生物学，讲人从猴的进化过程和偶尔的返祖现象。
我跟王海洋结婚的时候，人没冋去，只打了个电话通知了他们一声。我说我们要旅辩结婚没多少假期就不回家了。过了几天，一张五千元的汇款单到了我的手上。我父母在单子上除了写全了我的部队番号和姓名外，其他一字不提。不知是给我的陪嫁，还是鼓励我去热爱祖国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理解成后一种，把原先预定的旅游线路图扩充了一大半。我的丈夫王海洋深有感触地说，有钱真好，有钱就可以扩充疆域拓展航线。
两年后，当我的肚子即将挺不下去的时候，我突然对生产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恐惧。我觉得，要把孩子生下来身边只有一个瘦猴似的丈夫实在是件挺吓人的事。
王海洋跟我也有同感，他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热锅上蚂蚁一般一个劲地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白着眼珠子答他，怎么办？让你妈来！
王海洋这时的妈已不是那时的妈了。那个亲生的病妈早在他初中没毕业时就不负责任地走掉了。这时的妈是他不再当司令的爸爸后续的。王海洋跟他的后妈互相不待见。他把脑袋摇得如风中疾草，对我的提议全盘否定。过了片刻，他突然来了灵感一般，大叫，对了，叫你妈来。
上帝！亏他想得出来！叫我妈来？我妈是伺候月子的人吗？到现在，我同我父母已将近三年没见面了。我嫁了王海洋后，好像有许多因素不便回娘家去了。我母亲那自不必细说，我父亲对王海洋“执绔”的印象也是铁案一桩了。最难堪的是我那几乎为他殉情的小姐亚琼。虽然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但小姐见到他会是怎样的情形我把握不准：旧情难泯死灰复燃是我不愿看到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也不愿目睹。王海洋像王母娘娘划下的那道银河，把我同我娘家的往来隔断了。我同娘家的关系像前些年海峡两岸关系那样，只通邮，不通航。
在一切为了孩子、孩子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下，我们两口子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我拨通了干休所娘家的长途，嘴里抹上蜜，拐了半天弯，把我们的迫切愿望给捅了出来。
想不到母亲在电话那头十分干脆，说行啊，我们收拾收拾就去。
看着王海洋兴高采烈的德行，我提醒他，哎，你可別对我妈抱太大的希望，你该干什么还要干什么去。
王海洋忙说，那是，那是，你妈是什么人还用你说！我在你妈身上得到的教训比你多，我只是让他们来给我壮壮胆罢了。
我见到我父母那一瞬间，有一种喉头哽塞的感觉。我一直以为我出来当兵早，独立性比较强，对父母的依赖比较少，对他们的感情好像没有人家孩子那样缠绵悱侧。这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父母毕竟是父母，我实在跟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只是我平时没有特别的注意和体会罢了。
父亲几乎没什么变化，七十多岁的人了，精神好得不得了，保养得极好的胖脸上竟有婴孩般的光泽。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也不显疲倦。父亲上下打量着我，用他那改不掉的山东鲁西北口音说我，好哇老七，你也要当妈了，真快呀。
我望着我的母亲，突然明白：我喉头的哽塞，我内心的那份伤感，全是因为母亲。
三年，有多久？母亲为何变得如此苍老？那笔挺的腰板呢？那一头的青丝呢？那光洁的额头呢？那炯炯的双眼呢？哦，我那年轻的、美貌的、高贵的青岛母亲呢？
我穿着摘掉领花肩章的黄军装，最后一颗扣子被硕大的肚子撑得紧紧的。母亲上前弯下腰，解开那颗扣子，说我，这不勒着孩子了吗？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像断了线的珠子，想止也止不住。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递给我，说，瞧瞧！多大了，要当妈了，还动不动就哭。我看见母亲的手。
母亲的手不再纤细，不再白皙，那上边有条条青色的血管，略显粗椅，像我见过的大部分的操持家务的母亲的手一样。我住的是筒子楼的两间房。父亲洗了把脸就开始熟悉周围环境了。他从堆满了煤气灶具厨房用具空纸箱子烂床板子破桌椅板凳的狭窄的走道里倒背着双手迈着四方步从这头往那头溜达的时候，那气派的后背，把我的邻居们都给搞糊涂了，以为是哪个大首长下来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现场办公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来了。
父亲回到我们屋子，对我们发表观后感，他说，你们说，这北京哪好？啊？人挤人人摞人的，你看这住的房子，那头放屁，这头闻臭味。你说怪不？还都愿往北京跑，北京有什么好？老七，你说。
他突然想起什么，对王海洋说，你们这公用厕所不行，蹲坑，我恐怕不习惯，搏不下，也蹲不住。
王海洋眼珠子转了半天，讨好地说，爸，你看这样行不行：外边有卖便桶式木椅的，买一把您凑合一下。父亲想了想，点头同意，说，好吧，就凑合一下。
我的母亲马上开始检査我的产前准备工作。她指着王海洋买的一次性婴儿纸巾批评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就知道图省事，这个给孩子夹在腿里能舒服吗？将来不就成了罗圈腿了？洗几块尿布能累着你们？她从提箱里拿出一摞旧内衣内裤扯成的布片，说，还是这个好，又软和又吸水。
海洋，母亲在叫王海洋时，那声调慈祥得不得了，像叫我的一个哥哥她的一个儿子，像她对他从没有“癩蛤蟆”和“酸狐狸”的前嫌一样。是母亲老态得对往事一概记不得了，还是母亲老到了对旧事一概既往不咎？
母亲说，海洋，老七生了以后，你跟你爸睡那屋去，月子里我跟她娘儿俩睡。月孩子闹得很哩。你也不用清假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别耽误了工作。
母亲略显卑椅的手整理着尚未出世的孩子的小东小西，嘴里絮絮叨叨些家长里短，那样子，真像个妈样子，像别人家的慈祥的妈妈一个样于。
我跟丈夫王海洋对望了一眼，双方的眼神如出一辙，莫名其妙得厉害。
晚上躺在床上，我问丈夫王海洋，我妈说话时你老看我干吗？丈夫王海洋答，你不老看我怎么知道我老看你？
在舌头上，我永远不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丈夫的对手。我不在这个问题上跟他纠缠，单刀直插主题。哎，怎么回事？你说我妈这是怎么回事？王海洋平时老爱在我面前摆北大学子的谱，对我送上门的虚心讨教自然是不肯放过的。但这次他显得很慎重，足见他对这个问题也颇感兴趣。他抚着我隆起的肚子，像一个慈祥而负责任的父亲，深沉得可以。他想了好长时间，才说，这大概是一种角色互换吧。
我注意到了王海洋用“大概”和“吧”这样一些很谨慎的词汇，这又足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北大学者王海洋接着这样探讨说：你的父亲秦得福跟你的母亲安杰从他们结婚那天起，就开始了相向而行的漫长的、艰苦的长途跋涉。他们各自向对方走去，各自向对方靠拢，他们走啊走啊，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眼看着就要胜利会师了，却来了个倒霉的擦肩而过。这样，你的乡下父亲秦得福走上了城市的柏油马路，而你的城市母亲安杰却走进了乡下的田间小道。
这是现象。我说，根据呢？你有理论根据吗？
王海洋很深人地看了我一跟，啧啧地夸赞道，到底是北大学者的老婆，跟别的女人就是不一样。不满足现象，还要探究理论。
我笑骂，别不要脸了，干什么都要捎带上你自己，别打忿，说理论根据。
这根据嘛，王海洋拖着长腔，显然在临场发挥。他想了半天，突然兴奋起来，道，啊，有了。你记得那句“润物细无声”的古诗吗？说的就是你爸你妈这样的现象。他们互相滋润着，也就是互相影响着，悄无声息，连他们自己也觉察不到。你父亲对你母亲是“引黄灌溉”，你母亲对你父亲是“引溁人津”。这样，你母亲就成了农村的土地，有了黄土的质朴；你父亲却在城市饮用水的处理中，成了有漂白粉味道的自来水。
我疑惑地望着王海洋，怀疑说，是吗？见他如饿鸡啄米，暂且信了他的。
沉思了半天，我一声喟叹，唉！我妈怎么这么倒霉！这年头人家都在农转非从农村往城市挤，怎么就偏偏她一个人倒行逆施去上山下乡了呢？
王海洋嘿嘿嘿地直乐，说，我看你写小说吧，别看你的语言不太规范，但用同还是挺大胆别致的。现在小说不用规范语言了，要的就是你这种胡八道。
我用脚踹他，骂他，滚蛋！敢情不是你爹你妈，你躺着说话不腰疼！
王海洋用手拥着我，劝我，你还真替你妈难过啊？你妈现在这个样子不是挺好的吗？絮絮叨叨随随和和的，活得多轻松。哪像她以前挺着个腰板紧着张脸的，多累？现在返璞归真是一种时尚，你懂不懂？要难过你该替你老爸难过，你看他现在变得这个毛病多，这不顺眼那不顺眼的，上个厕所还蹲不下了，累不累呀！
见我还要开口，王海洋忙拉灭电灯，在黑暗中说，你省省吧，父母的爱情根本用不着我们做儿女的去评论。
不一会儿，王海洋的瘦嘴黾就打起了欢快的呼噜，我却没有一丝的睡意。我就想不明白，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到底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1940年的秋天，我的老家，具体点说，是我父亲的老家，出了件事情。
这件事情引起了鲁西北一个叫南于的庄子里一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农民家庭里三个兄弟的分崩离析。这是这三兄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事情。
那年秋天，地里的光景令人喜悦。那年的风调雨顺加上土地的不薄加上三个硬邦邦的兄弟的齐心协力，庄稼长得格外的好。
我父亲的大哥在劳作了一天后撅着个手子蹲在地头上望着玉米、豆子、高粱这些叫庄稼的绿油油的家伙们，久久不愿离去。父亲的大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他望着满地的绿色，那黑黑瘦瘦的脸上还是撑不住渗出了许多笑纹来。
在农村，据说爹死了，老大自然而然地就顶了爹的位置，当家主起事来，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当然，这里的老大指的是男老大，女老大是不行的。女的早早晚晚要成人家的人，弄个人家的人主自家的事，那是要惹人笑话的。我父亲的1940年秋天的家就是这种情况，父亲的爹早殒，父亲的大哥就在家里当家主事。
秋收在望的时候，父亲的大哥早早地把家里几把诱死的镰刀磨得飞快。我十五岁的父亲在他们家空旷的院子里把那儿把磨得飞快的镰刀舞得呼呼乱响。父亲用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抚着那锋利无比的镰刀，喘着粗气说，俺那娘哎，这玩意儿砍头可不费力气。
然而，那几把镰刀白白地被我父亲的大哥磨得飞快，在秋收的季节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原因在我父亲的二哥身上。
父亲的二哥年龄不大，1940年的秋天刚满18岁，他的小名就叫秋收。
别看他小小的年纪，能耐却特别地大，吃喝嫖赌样样拿手样样精通，并且还都是无师自通。他长得乡下人少有的白净和清秀，走在路上文质彬彬的，见了大人小孩一律地不笑不言语。他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庄户人家少有的整齐的白牙，像极了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虽然他也像庄户人一样，汉字摆在他眼前他也只知道那是个字却不知道那是个捨字。但这并不影响他读书人的形象。那时的农村，对文化的要求并不清晰也不具体，见到字能说出它像个字，就够可以够不容易的了。
据说，当时南于一带大一点的闺女小一点的媳妇，几乎人人心里头掖着他。而他一般是来者不拒的，从不勉强，也不强求，没有什么庄里庄外之分，也没有什么亲戚里道的顾忌，一切都是你情我愿的，很有些农村里少见的爱情的味道。以至于后来那一带年轻一点的女人谁没跟他有点什么，反成了件很没面子的事。
这种广泛的爱情后来带给了南于这一带不太体面的灾害。几年后，一批眉清目秀彼此模样儿很接近的男孩女孩们引起了老人们的警觉，他们想起了那个死去很久的长得眉清目秀像个读书人的叫做秋收的男人。老人们拍打着一切能够拍打的东西，恨恨地骂：那个狗日的秋收！兔子还知不吃窝边草呢，畜牲不如的东西！
1940年秋天开镰前的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的大格外的圆也格外的皎洁，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光，把鲁西北这个叫南于的村庄清洗得格外十净。准备秋收的人们早早地睡下，没有人注意这不同寻常的月光。
但是，这天晚上，我父亲的二哥却注意到了这种不同寻常。他荡着两只同样清秀的手在村口游荡。他注视着这一地细碎的月光，在这种清澈静谧中，他清楚地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一个叫于丑的本家兄弟，突然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叫着父亲二哥的大名，这有点奇怪。村子里的人是不大习惯称呼彼此的大名的，一般都是按照辈分亲连亲地叫，差不多大小的同辈兄弟们就不那么讲究，不是呼小名就是喊外号。农村人的大名基本上是个摆设，一辈子也派不上几次用场。但是今天，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月光下，于丑很顺口地叫着父亲二哥的大名，而父亲的二哥竟一点不觉诧异地答应着。因此，月光下的两个人就显得有点郑重其事。于丑有点激动地对父亲的二哥说：
“于有庆，小斧子家今晚有场子，你去不？”父亲的二哥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像一晚上都在等人郑重其事地叫他的大名，指点他什么似的。于是，父亲的二哥像枝上了满弦的箭，在那天晚上清澈如水的月光下，射向庄西头小斧子的家，射中了那段很不祥且很让人费解的分崩离析的命运。
1974年的中秋之夜，对我们家来说是个真正意义的团圆节。我的当兵的大哥、工农兵大学生的姐姐、上山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小哥，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突然一股脑儿地拥进了家门。这种有预谋的突然袭击对我父母和上初中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悦。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次突然袭击的主谋是我的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当工农兵学员的姐姐。那时的工农兵大学生，还不像现在这样灰溜溜地不受待见。那时候，人们在嘴上对知识不屑一顾，但内心深处，却情不自禁地对文化人肃然起敬。大学生啊！好家伙！你甭管他是怎么进去的，也甭管他考试的时候交的卷子是怎样的一尘不染，反正他们是大学生！一个个自我感觉先硬邦邦地戳在那儿。
我的姐姐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别看她头上顶了块“工农兵”的牌？，但我知道那纯粹是挂着羊头的狗肉。她浑身就找不出哪怕一丁点工农兵的味道来。叫我看，她简直就是生错了年代，天生就是块资产阶级的料，把她搁回旧社会，那才算是鸟进了树林鱼入了水哩。可惜的是，她长在了红旗下。
我的姐姐是个讲究浪漫的人。这一点，她完整地甚至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地继承了我的母亲。这次突然袭击的探家方式，很符合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假如有一天，她背着个伞包，突然地从天而降，我一点都不会奇怪，更不要说吃惊了。
1974年的中秋之夜，我家的院子被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姐布置得很像舞台上一幕即将开演的场景。一切都那么精致，那么有序，加上天上那轮皎洁的月，地下那层细碎的光，我坐在搭着桌布的圆桌前，简直不知手脚往哪放才好。
我的在部队当干部干事的大哥对这一切是无所谓的。他嘴里叼着母亲的牡丹牌带过滤嘴的香烟，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望着我姐姐的团团乱转，很不以为然地说，嗬！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姐姐警觉地问，像什么回事？大哥吐了口烟，说，像真事！
我故意很响地笑，笑声嘎嘎的肯定不好听。我的母亲端着苹果正好出来，马上制止我，于青！你那是怎么笑的！我止住这种笑，椅子下的双腿又不由自主地来回摇晃。母亲又制止我，于青！你就不能好好坐着吗？！我又停止了腿的晃动，将黑眼珠子挤到一边，把大部分的眼白倾还到母亲的背上。大哥看见了我这样子，走过来，掏出那只闲手，在我的脑袋上拍了拍，这是对我的声援。
姐姐同大哥比起来，我比较喜欢大哥。但大哥同小哥比起来，我连比较也不用地喜欢我的这个上山下乡当了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小哥。可能是我俩年龄比较接近，在家里磨合的时间最长，彼此有许多的相似和默契，连毛病也像得比较厉害。
他用着两只水淋淋的手从屋里出来，找了半天擦手的东西没找着，就把两只湿手在屁股上来回蹭了蹭。
这个举动令我倍感亲切，我就是经常这样干的。但这样干事是一定要背着母亲的，母亲是绝不允许我们有如此粗鲁的行为举止的。母亲把所有她看不顺眼的东西统称为粗鲁并坚决加以封杀。而我发现，此刻，我的母亲就站在我的小哥身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粗鲁而没有任何举措。母亲对农民历来是无奈的，这是父亲家乡的亲人们给予她的馈赠。我想不通的是，难道母亲真的把下乡一年多的小哥当成了农民？虽然小哥经常把“咱是农民，咱不讲究”这句话挂在嘴边，但瞎子都能感觉出来，他不是个农民，起码不是个正儿八经的农民。
父亲挺着个胖肚子出来了。父亲同母亲比起来，我是旗帜鲜明地喜欢父亲。父亲对我的疼爱是放在心里搁在脸上的，不像我的母亲，生怕我长大了成不了淑女，对我成天一副嬷嬷相。加上家里的孩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她把原来教育四个人的话统统语重心长地搁在我一个人身上。
父亲…屁股坐到我旁边的藤椅里，把藤椅压得嘎吱嘎吱响，我咯咯笑了起来。
父亲问我，你笑什么？我说，爸，你把藤椅压疼了，它直叫唤。父亲听了我的话，把屁股特别地拧动了一番，藤椅在他肥硕的屁股下更加疯狂地呻吟起来，父亲笑着说，我再使使劲，把它压哭。
我们全家都笑了起来。我的母亲像话剧里的贤妻良母那样，睥睨着曾经漂亮过的眼睛，噴怪着我的父亲：瞧瞧！瞧瞧！你哪有个当爸爸的样儿。
1974年中秋之夜的月亮真的好极了，连我这个从不为日月星辰所动的初中生都有点若有所思了。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远的山，近的树，连地上的一棵小草都在月光下楚楚动人。我从没有在夜晚这么清晰这么仔细地看这个世界，我发现，月光下的世界比阳光下的世界让人亲切和舒服，起码不剌激我的眼睛。在这么好的月光下放眼望去，眼睛都变得亮丽干净起来。
“多好哇，这月光！”话从我姐姐嘴里说出来。她的声音在月光下很迷人地响着，但我的汗毛还是被她的迷人给弄得林立起来。
幸亏没人迎合她。我的父亲不会，我的大哥也不会，我的小哥更不会，甚至连我的母亲都无动于衷。这点，你要感谢岁月，岁月能使一部分女人稍微地聪明起来。
院子里一片肃静，我的家人围坐在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丰盛的圆桌四周沉默着。这种月光下的沉默显得我的家人们很有文化也很有质量。
突然，我的小哥破坏了这种很文化和很质量的氛围，他说，他很突兀地说，操！真没劲！
他说的那个字吓了我一跳。应该说，我对这个字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我的问班同学们，包括相当一部分女同学，这个字在他们的嘴里很随便很亲切地进进出出，如履平地。但一旦这个字从我的家人嘴里出来，还是大大地吓了我一跳。本能的，我急忙看我们的母亲。果然，母亲的脸不出所料地泛着一层晚秋的寒霜。
大哥的声音紧跟着响起，他问，什么没劲？你干什么有劲？小哥回答，什么都没劲！干什么都没劲！大哥的问话使大家的注意力从教养问题转向了颓废的问题上。我松了口气，感谢大哥！
大哥说，于兵，你可不对呀。小哥说，咱是农民，咱不是部队，你才是部队呢！小哥插队那儿的老红姓把当兵的叫做部队，小哥的活学活用把我们给惹笑了。
笑过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父亲没笑，他望着地上清澈如水的月光在很深地想着什么。显然，小哥的教养问题和颓废问题他一概没有注意，否则，他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他可能放过子女偶尔的教养问题但决不可能放过子女的颜废问题。在我父亲看来，年轻人的颓废是件严肃的事情，是不能忽视的。这是件可能会要命的事情，会要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命的大事情。我父亲对这种事情是不会熟视无睹的。显然：父亲此刻脑海中的东西跟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关。这就奇怪了，在我忠诚的正统的父亲的脑袋里，有什么比这些更重的呢？
我们有些不放心地注视着沉思中的父亲，父亲很快地感受到了几双眼睛齐刷刷的力量。他抬起头来，冲着我们比较勉强地一笑，然后，父亲叹了口气，说，今晚的月亮真好哇。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惊讶。这哪是我父亲这种人的语言！对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我父亲的态度跟上初中的我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那时的我对它们是混沌，而我的父亲则对它们是不屑，彻底地不屑。
我们有些担心了。不知道父亲这种反常的感慨从何而来。我们不可能不替父亲担心。那个年代，大家对政治异常的敏感，连我们做孩子的都异常的早熟。我们不可能对父亲的政治生命不动声色，那是跟我们一切的一切息息相关的啊。在我们不箅长的生活阅历中，惟有这种事情使我们饱经沧桑。
谢大谢地！父亲那天晚上对我们吐露的是别的事情，一些距我们久远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我们听得很轻松，一点也不往心里去。我的两条又细又长的腿又让我母亲讨厌地在椅子下边摇晃起来。我开始了东张西望，我对父亲的讲述不感兴趣。虽然父亲在叙述过程中，好像还动了点感情，但父亲的这种感情打动不了我。
1974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父亲有点动感情地回忆起了1940年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夜晚。那个夜晚的月光跟这个晚上很相似，清澈如水的月光启动了父亲记忆的闸门。
父亲讲了他的大哥，又讲了他的二哥。父亲讲他的大哥时，情感比较明显也比较突出；在讲他的二哥时，父亲的口吻便犹豫起来，感情也复杂起来。给我的感受是，父亲同他的大哥是同父同母，而跟他的二哥则是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反正是隔了层什么。但我知道，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没有享受两个女人的福气；同理，我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也一样。
但我的父亲的的确确跟他的同父同母的二哥隔了层什么。这点连我这个初中生尚且能感觉出来，别说我的大学生的姐姐了。
姐姐插了一个父亲喝茶的空儿，冷不丁地问父亲：爸，这么说，咱们家是让二大爷给败的？
父亲咽下嘴里的茶，不容置疑地说，不是他是谁？姐姐问：你恨他吗？
父亲停住了。不知什么意思地刻意看了看我的竖着耳朵在听的大哥和小哥。父亲迟疑着，犹豫地说，兄弟间，谈不上恨不恨。姐姐又问：那你想他吗？
父亲还是迟疑，还是犹豫着说，人都死了几十年了，无所谓想不想了。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不是父亲对他二哥的真实的感情。父亲的迟疑和犹豫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父亲在回答对同胞兄弟的爱和恨的问题时，是有顾虑的，这顾虑来自在场的两个同胞兄弟。父亲对他二哥的关于爱和恨的闪烁其词，既想避免什么，又想印证什么，但他的迟疑犹豫和闪烁其词，既破坏了他的避免也破坏了他的印证。
我想，我的在场的两兄弟的大哥和小哥，是会跟我有同感的，甚至比我的感觉更背叛父亲的初衷。
那大爷呢？你想不想大爷？我姐姐在替我们乘胜追击。父亲似乎被追赶得精疲力竭。父亲深叹出一口气来，很压抑地说，失去联系这么多年了，想又有什么用？
1974年的这个有着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八月十五的晚上，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大概也包括我们的母亲，第一次惊骇地发现，在我们父亲的内心深处，三十多年来，始终藏匿着一个人。同时，我们知道了，这个不知生死不知去向的人，三十多年来，阴影般地一直若隐若现地尾随着父亲的政治生涯。父亲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但父亲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他令父亲处境馗她。
1940年秋天那个有着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夜晚，我的小名叫秋收的二大爷拉着一个叫于丑的本家兄弟，箭一般地向庄西头的小斧子家射去。在光亮如昼的乡间土路上，我的二大爷肯定跑得满心欢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那张像读书人似的白净的面孔上的笑容。
命运有时就是这个样子，它常常让你满心欢喜地去赶赴一个灭顶之灾。
小斧子在南于这一带是个家喻户晓的无赖。他爹娘死得早，他自生自长无师自通地长成了个无赖。用南于一带上了点年纪的人的说：“那小子生下来就是块无赖坯子！”
小斧子在庄西头的那个脏家是懒汉和无赖们的好去处，我的二大爷不可能不经常地出入那个脏家。二大爷跟小斧子他们在骨子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別，惟一不同的是外貌。小斧子他们天生了一副无赖相，而我的二大爷那张酷似读书人的白净的脸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无赖联系起来。再就是小斧子他们一目了然地惹南于一带人的嫌，而我的二大爷则不，他的长相和他的和善迷惑了人们，尤其迷惑了大一点的闺女和小一点的媳妇们。
二大爷和于丑喘着粗气撞开小斧子家那扇破门板时，小斧子他们正在残缺不全的破坑上赌得热火朝天。小斧子一见我的二大爷，高兴得献着满口的黄牙直乐。他扬着垢手，招呼说，上炕，上炕！他们他娘的不行，你来，你来。
那天晚上，无赖小斧子那双污垢不堪的手简直神了，怎么着怎么行，赌什么赢什么。钱、烟，无赖们身上的破褂子破裤子甚至系裤子的破绳子，什么都行，什么都要。我的二大爷挤到炕上时，小斧子屁股下已经塞得满满的了。
二大爷很快地把身上能输的东西都输掉了，及至他下身仍穿宥的那条干干净净的土布裤子。他跟别的无赖区别也在这些地方显露出来：他没有当场把裤子脱下来，他答应明天送过来。
别的无赖们都在“日怪！日怪！”地惊叹，我的二大爷却多了个心眼儿。他退出那张破坑桌，坐在煤油灯照不到的暗处，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小斧子那只污塘不堪的脏手。只一会儿的工夫，二大爷就盯出了蛛丝马迹。等小斧子又一次如法炮制时，我的二大爷眼疾手快地摁住了那只作弊的脏手。
山东人的直肠子在搞阴谋诡计上是个缺憾，因此，山东人对阴谋和诡计就格外地深恶和痛绝。正经的山东人是这样，山东的无赖们基本上也是这样。
小斧子家那一炕的南于无赖们马上就义愤填膺起来，他们伸出树林一般的指头在小斧子的脑瓜子上指指点点，义正词严的正经话从无赖们嘴里員出来格外地有力量。
小斧子那张无耻惯了的脸在煤油灯下浮出一堆的羞愧。他很少饱尝这种滋味，这种滋味令他非常地难受。突然，他扬起粗壮有力的手臂，朝灯影深处的我的二大爷那张白净如读书人的脸上狠狠地掴去，那清脆无比的声音马上将一屋子的嘈杂清除得一干二净。
据说，我的二大爷先抚着自己的白脸愣了一会儿，但只是一会儿。他在暗处马上呼地一下跪起来，抄起炕桌上那盡不知被小斧子家用了几辈子的油灯，没命地朝小斧子那颗被剃头刀子刮得铁青的头上夯去。
据说，小斧子仰面倒下时连哼都没哼，那“咕咚”的一声骤响，吓了南于的无赖们一大跳。
油灯自然是灭掉了，但别忘了那天外边的月亮出奇地好。小斧子家破炕上的无赖们能清晰地看见彼此的眉毛甚至是睫毛。他们伸长了脖子去看倒下的小斧子，小斧子的身子在可怜地蠕动着，顺着小斧子糖动的身子往上看，他们看见了血，看见了小斧子光头上呼呼向外喷涌的血！
无赖们一下子炸了窝，不知谁喊了声：“了不得，出人命了！”长长短短的无赖腿就争先恐后地往地上蹦。
我的二大爷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沾了小斧子血的凶器跪在那儿发呆。有人捅了他一下，说，憨子！还不快跑！留在这儿找死呀！
二大爷丢了那灯，一个高蹿下炕来，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一眨眼的工夫，就没了踪影。
我的二大爷杀人的时候，我父亲的一家在自家的土坑上睡得正番。他们一点预感没有地熟睡着，甚至连个牵强附会的梦都没做。
二大爷闯了弥天大祸逃得无影无踪。小斧子虽然没爹没娘没有兄弟姐妹，但他有同祖同宗的族人。一个家族的兴师问罪，加上这个罪的确是滔天大罪，我父亲家只能理屈词穷地按照人家的意志办事。等到这事彻底了结的时候，我父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就没有力量跟任何人家比了。
签字画押的那天晚上，我的大爷蹲在自家肥沃的土地上久久不肯离去。大爷黑瘦的脸上始终淌着沉重的泪水，大爷用被这块土地磨得粗糙的手去抹那些眼泪，那粗糙的“剌刺啦啦”的声音令站在他身后的我的父亲永世难忘。
我的二大爷是我守寡多年的祖母最喜欢的儿子。虽然他明里暗里有许多的劣行，但他的眉清目秀和花言巧语首先打动的就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他的一下子的消失，似乎将我祖母生命中的什么东西一起带走了。大约在我一大爷失踪的大半年后，一个很平常的早晨，有早起习惯的大爷清理着喉咙里一夜的积痰去推自家的木门。他觉得一只手有点费劲，就启用另一只手。门开了，一个粗布口袋游倒在有露水的地上。大爷傍了一下，他本能地四下里看看，村子还在熟睡，连鸡的鸣声都没有。大爷弯下腰去，提起那粗布的口袋，听着里边哗哗啦啦的响声，大爷就知道里边是玉米，金黄金黄的玉米。
大爷心里头一热，眼里不知不觉就湿了起来。大爷知道，他的大兄弟昨天夜里回来过，这袋哗哗作响的玉米，就是他报平安的口信。
虽然出了小斧子的事后，大爷心里把二大爷恨得死死的，但一亙知道了他的平安，大爷还是动了兄弟的感情。
打那以后，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袋子的东西神鬼不知地或竖或倒在父亲的家门口。我的祖母、我的大爷、我的父亲，轮流彻夜守在门后，竖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一点点风吹草动也要冲出去看上一看。可惜，他们始终没能见上他们想见的人。奇怪的是，东西总是接连不断地从天而降。
慢慢地，我父亲他们被这接连不断、日趋丰富的东西吓住了。父亲他们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但他们谁也不说出口。他们连想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父亲家乡南边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湖，叫華子湖。湖里有茂密的一望无际的苇子，苇子里藏了一伙以淫杀掳掠为生的土匪。
这些土匪中，几乎没有本地人。本地人是极爱脸面的，即便万不得已做了土匪，也要撒开丫子跑，跑得远远的，起码远到家人们眼不见耳不闻心不烦的地方，对那些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作恶作孽。
像我二大爷这样，连路也不愿跑远，在自己家人的眼皮子底下干坏事的几乎没有，起码我父亲他们这个叫南于的庄子没有。
在风言风语起来之前，我的大爷很有远见地很识趣地领着我的父亲离开了家乡南于。他们带上他们的脸面和一身的力气，躲了出去。
我的大爷和我的父亲犯了一个不太像话的错误：他们在顾忌自己脸面的时候，忽略了他们母亲的脸面。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忽略，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将他们母亲的脸孤零零地晾在南于的阳光下。他们对他们的母亲心怀怨气，他们认为二大爷的一切都跟母亲有关，是母亲将他宠坏的，母亲应该受到惩罚。
祖母在大爷和我父亲走后，变得黑白颠倒起来。她白天关起门来呼呼大睡，晚上盘腿坐在漆黑的院子里，睁大了眼睛守候着。祖母知道，她这样坐下去，是不会没有结果的。终于，祖母如愿以偿了。
那天晚上有雾，而且是很大的雾。雾水先把祖母的头发打湿，然后是衣服，然后是身体。祖母感到了冷，很凉很凉的冷。但是祖母已经什么也顾不上了。冷和热，饥和饱，困和乏，对祖母，统统都像身外之物。
祖母坐在透彻心肺的寒雾中，睁大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守候着。
谢天谢地，祖母等到了。
脚步声，很轻很轻的脚步声。祖母侧起身子细细地聆听。祖母听了一阵，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地叹了一口气。祖母很失望，她知道他没来，她的秋收没来。
祖母的叹息是如此的轻微，但还是被来人捕捉到了。脚步停了下来，迟疑着不敢轻易再迈动。祖母等了一会儿，脚步的声音始终没有再起，祖母有点不耐烦了，就清起嗓子“哎”了一声。
祖母听到轻轻的一声响，是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接着那脚步声不顾一切地响了起来。祖母冲着那脚步声说：你别跑，你回来。来人哪里肯听？脚步声越发地快了起来。
祖母在那个漆黑的有雾的深夜大声喊叫起来：“你告诉秋收，我没他这个儿，他也没我这个娘！”
喊完这些，祖母如释重负。她费力地从荀米叶子编的蒲团上站起来，弯下腰捶了捶赚了的双脚，一瘸一拐地往屋里走。
走了几步，祖母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那东西软乎乎的踩在祖母裹着的小脚下。以祖母对庄稼地里的熟悉，她知道是棉花，一袋棉花。
天就要冷了，正是需要棉花的时候。祖母慢慢蹲下身子，双手抓住了那袋又松又软的棉花。
祖母的眼泪急速地淌过冰凉的脸颊。祖母抚着那松软的棉花，像抚着她最喜欢的儿子秋收儿时光着的屁股。祖母脸上的泪以更快的速度更沉的分量硒进了她那件自织的早已被雾水浸湿了的黑色的土布褂子上。
祖母死那年只有38岁。她是自己上吊死的。据说她死后的样了一特别的吓人。
按我老家南于那一带的乡俗，那些七吊的投河的喝药的等等不得好死的鬼们是不能入自家坟地的。可怜我的祖母，为我的祖父守了那么多年的辛苦，死后竟不能完成她生前那么神往的与祖父同坟共寝的梦想。
我的祖母被我的大爷和我的父亲极其简单地埋入了一片荒坟中。匆忙之中，他们甚至忘记了做一个起码的记号，以备日后上坟添土。
在一个绝早的清晨，我的大爷带着我的父亲，踏着满地的白霜，走掉了。
我父亲大概没有想到，他这一走，竟会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而我的大爷比我的父亲更绝，他这一走，简直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否则，他决不会拖上我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走掉，冷静得连头都不肯回一下。
“爸，咱们找找大爷吧。”这是1974年中秋之夜的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的姐姐讲出的原原本本的一句话。
大家吃馒头的吃馒头，喝稀饭的喝稀饭，嚼咸菜的嚼咸菜，谁也没把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当回事。当姐姐再一次重复这句话，而且重复得异常坚决时，饭桌上的动静才小了下来。
首先，是父亲极其认真地看了姐姐一眼。那一眼内容丰富。然后，他什么也没说，又把整张脸埋入饭碗里，专心致志地喝着金黄色的小米稀饭。我看不见父亲的表情，父亲所有的表情都掩埋在那只细瓷白碗里。我特别地对父亲用细瓷白碗将面部上的表情遮得严严实实表示不解，我觉得父亲的这个举动含义深刻并且深奥。
母亲是无动于衷的。母亲对父亲老家里的一切人一切事内始至终地无动于衷。那是母亲发自内心的无动于衷，而不是什么假装的。
我的大哥在仔细地嚼着一块很脆的咸菜，清脆的声音从他一张—合的嘴黾发出来，特别地诱人。他看起来同我的母亲一样无动于衷，但他的这种无动于衷同我母亲的无动于衷不同。他是装的，假装的无动于衷。因为他太了解他的这个满脑子都是浪漫念头的妹妹了，他历来对这类玩意儿不以为然。他知道，这个时候赞同她或是反对她都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赞同或反对同样能使她上瘾。
小哥在狼吞虎咽地对待一个很白很暄的馒头。自从他上山下乡当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每次回家，都像跟家里饭桌上的饭菜有仇，那种坚决彻底消灭它们的狠劲使我们全家每个人都有欠了他什么的负疚感。他听见姐姐要找大爷的话，把满口的馒头伸直了膀子吞下去，倒出嘴来，伶牙俐齿地说她：你的中枢神经又发炎了吧？
我埋头吃我的早饭，尽量避免开口。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以我在家中倒数第一的位置，撒撒娇是可以的，议论起家中大事来，说轻了没人当回事，说重了有人训你没大没小。遇上这类事，我免开尊口比较合适。虽然，我对我姐姐找大爷的提议觉得可笑，怛我是不准备说出来的。我身上从头到脚穿的一切时髦的东西，都是姐姐在省城替我置办的。我虽然只是个初中生，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还是懂得一些的，并且一直都在有良心地恪守着。
姐姐见她的提议没人响应，把手里的碗筷很重地放下。见我们对此还没反应，就故意自言自语说给我们听：没良心，真没良心！小哥首先反击，他斜视着坐在他右边的姐姐，阴阳怿气地说，良心？良心是个啥家伙？俺没见过，俺那儿不种那玩意儿，你们山东大学里长那玩意儿吧？
姐姐厌恶地推了他一把，说，下了两天乡，在农村学了一身的坏毛病！
小哥说，哎，于明同志，我可郑重地提醒你，这样诽傍广大的贫下中农，诬蔑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可是路线问题。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母亲停下吃饭干涉道：“吃饭也堵不住你们的嘴吗？”
大家继续吃饭，吃得比较沉闷。我父亲首先放下筷子，在他起身准备离开时，我的姐姐又锲而不舍地重复说：“爸，咱们找找大爷吧！”
父亲没有了白瓷饭碗的掩护，脸上的表情一览无余。我看见父亲面部的表情很那个。上初中的我，还不知道字典里有个现成的词可以形容父亲此时脸上的表情：暧昧。父亲很那个地立在那儿好一会儿，离开时，我发现父亲的背有点挺不直的样子。
那天早晨，父亲有点丢三落四。出了门，折回来，说忘了拿提包；出了门，又折回来，说忘了戴帽子。那天早晨父亲的进进出出显得他有点手忙脚乱。
父亲终于穿戴整齐，提着公文包，腆着肚子要去上班了。走过我们身边时，父亲说了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父亲说，今天的小米不错，很香。
小米是小哥带回来的，父亲好像是夸奖种小米的小哥。可惜小哥不太识抬举，对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应。小哥不以他能种出这么香的小米为荣。
姐姐站起来，丁丁当当地收拾碗筷，脸上的神情很不好。正准备离开饭桌的小哥看了眼阴着脸的姐姐，说，神经病！大爷是谁？谁认识大爷？
大哥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姐姐看了一会儿，问，哎，你还当真啊？姐姐不理他，手里的动静越发地大了。大哥望着姐姐耸了耸肩膀，一副高深不测的样子。我认为那是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学来的动作。这动作让罗马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做挺漂亮的，让中闰人一做怎么就这么别扭？我想笑，但望了望生着气的姐姐没敢笑。
大哥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大口，很深地吐出来。大哥在他吐出的烟雾后边，模栩不清地说，我劝你别找，小心找出麻烦来。
姐姐停了手里的活，不明白地问大哥，找出麻烦？找出什么麻烦？
大哥扬着食指弹了弹烟灰，神秘莫测地说，谁知道呢？我奉劝你，越是不知道的事越要小心。
姐姐把几只碗咣当咣当往一块摞。她的嘴一撇，不屑地说，哼！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一个个把心理搞得特别阴暗。
大哥又深吸了一口烟，这次他吐出的很少，只从两个鼻孔里渗出了一点。他把尼古丁大量地吸入肺里，好像还挺过瘾。他站起身来，屁股下的方凳摇摇晃晃了好长时间，我以为它会慢慢地停下来的，谁知它却在即将停下那一瞬间，“轰然”倒地。那方発的体积不大，重量也不大，但倒地的声音却能用“轰然”来形容。
凑巧的是，在那种“轰然”声中，我的大哥说了句什么，我的姐姐没听清，就伸过脑袋格外地追问了一句：什么？你说什么？大哥就又重复了一遍。
当时，我对那句话的感觉非常的不好，但我忽略了这种感觉。我简单地把这种不好的感觉归罪于饭桌上的争吵，也就大意地没往心里去。
我的大哥当时郑重地叫着我姐姐的名字，有点暗示意味地说：“于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会找出麻烦来的！”
我的姐姐于明，人虽然浪漫，但总的来说是随和的。不知为什么，她在这件跟她关系不大意义也不大的事情上，却是如此的倔强。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很宿命地想，这大概就是命了。命中注定要对你生拉硬拽的事，你是无法抗拒的。
我的姐姐开始寻找我们的大爷。她基本上是孤身奋战，惟一支持她的是父亲的暧昧态度。她像个意志坚强的**人，蔑视一切困难地勇往直前。
那时，她已经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分配在省城一个大批判写作班子里。那个时候，全国正时髦各种各样的大批判，各类写作班子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茁壮成长。这些班子一般都有个象征性极强的笔名，像梁效一两校那种。我姐姐呆的这个写作班子，叫石一仁。浅层次讲，这是个十一人的写作集体；深层次讲，他们大概是想代表全国十一亿人民怒吼。
姐姐在这个石一仁的写作班子里生活得非常偷快。这种偷快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轻松。你想想，十一个人写一篇东西，还是由一个人主笔，基本上不用费自己的脑子，只要跟着两报一刊的调子走就行，惟一要做到的就是要跟得天衣无缝。而十一个脑袋十天半个月地拼一篇稿子，天衣无缝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另外一个原因，是姐姐的年轻，还有，还有就是她的漂亮。我的姐姐是那种货真价实的漂亮。她幸运地完整无缺地把我父亲我母亲身上的优点合二为一地继承在她一个人身上。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好看，仔细一看也好看的漂亮。关键她那种漂亮一点也不张扬，是那种男人喜欢女人也不反感的漂亮。姐姐有着这许多的优势，为她寻找大爷提供了许多的方便。来去自由的时间和行动上的方便是干这类事情最最起码的。在石一仁这个战斗的集体里，多她一个行，少她一个也不是不行。再说，好像我姐姐对她从事的这项写大批判文章的工作，也没有太高的热情和太大的兴趣。这类很硬的东西跟凝固在她脑子里那类很软的东西也不怎么协调。所以说，她的工作不但给她提供了时间和行动上的方便，还鼓励和支持了她要寻找大爷的决心和信心。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关于亲情的浪漫了，它还部分地充实了姐姐那段日子的生活。
从省城去我父亲的家乡还是比较方便的，长途汽车最多也就是六七个小时。从姐姐留下的日记里，我清楚地知道姐姐第一次踏上父亲的家乡的具体时间——1975年6月11日。
姐姐在日记里说，她一踏上从父亲嘴里听了千百次的叫南于的土地，“心里一股热浪涌了上来。”这股热浪大概弄得姐姐心情很激动’她步履轻松，健步如飞，很快地，她就找到了父亲家的老房子。
父亲家的老房子里住着父亲的一个没出五服的侄子。他对我姐姐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惊愕和恐慌，他以为我姐姐楚我父亲派回来索要房产的。他们一家老老小小对我姐姐的态度既紧张又冷淡。
他们的态度对心里涌着热浪的我的姐姐无疑是当头的一盆凉水。她万分狼狈地站在院子里，置身在人家的冷淡中。按我姐姐的设计和想象，父亲的亲人们见了她，即便不是一种感慨万千的激动，起码也该是一种见了她就格外亲的淳朴。父亲的亲人们给她的嘴脸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他们让她大失所望。
等父亲的远房侄子明白我姐姐的故乡之行对他们的栖身处没有任何念头和目的时，我的姐姐正趴在公社招待所的床上写日记。父亲的远房侄子和他的又黑又干的老婆跑到招待所找到我姐姐，我们那位远房的嫂子不由分说地抓住我姐姐执笔的手，死活要让她跟他们“家走”。她说着一口跟我父亲很相像比我父亲更纯粹的家乡话，笨嘴拙舌地一再重复着“家走，家走”这两个字。姐姐行不过她，只好忍下一肚子的不快，跟他们“家走”了。
姐姐迈进那个大白天也黑咕隆咚的父亲的老家时，另一种更大的失望在等待着她。她转着头四下打量这个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家，她发现这个家跟父亲嘴边上那个家出人很大。不知道是父亲记忆上的错误还是父亲对自己的这个家犯了的错误。这个家还有这个家现在住的这家人，都令我姐姐打心里失望和不舒服。
很快地，就有成群结队的人从这个令姐姐如此失望的破家里挤进挤出。远房嫂子攥着我姐姐的细手，一个一个有头有尾地很详细地介绍。渐渐地，我姐姐那颗凉透了的心又慢慢地热了起来。她想不到，这个庄子所有的人，几乎都跟她可以有某种牵连和瓜葛。她跟着远房嫂子用标准的普通话很乖巧地叫着这些远亲近邻。父亲的乡亲们享受着我姐姐好听的北京“动静”，而我的姐姐则享受着一种很好受的感觉。他们两情相悦，使父亲家陈旧的老屋蓬荜增辉。
父亲家的男亲人们大口大口吞吸着我姐姐带来的带过滤嘴的好烟。他们跟我姐姐基本上没什么话可说，除了见面时那有限的几句客套话，他们再也找不出什么话要对我姐姐说了。他们或坐或蹲、或倚或靠地埋头抽烟，好像他们不是来看我姐姐的，而是来参加我姐姐组织的吸烟大赛。他们默默无语地争先恐后地往肺里吸着尼古丁，吸不了的再吐出来，很快，屋子里就浓烟滚滚了。
父亲的女亲人们将父亲的长得漂亮穿得洋气的女儿团团围住。她们不停地用舌头制造出一种惊讶和惊叹来。她们把我姐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狠狠地夸了个遍。农村女人的言过其辞好像也有种力量，起码不让人怀疑她们的真诚。她们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用比较粗糙、卫生条件也不怎么好的手抚摸我姐姐脸上的“细皮嫩肉”。她们的这种热情，犹如她们男人制造出的尼古丁烟雾，同样令我心里难受。
父亲的年少的年幼的小亲人们，嘴里欢快地嚼着我姐姐带来的奶糖。大一点的孩子嚼得飞快咽得咕咚咕咚直响，小一点的也不甘示弱地把小嘴嚼得歪七扭八。姐姐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女孩把嚼了一半的糖吐到一个女人手心里，姐姐发现那黏黏的糖上竟沾了颗小牙齿！更让姐姐受不了的是，那女人将那小牙随手丢掉，把那吃了一半的糖又塞进小女孩的嘴里。
父亲的侄媳妇蹲在院子中央，用两块砖头支起了一口叫鍪子的黑得不像话的铁锅，烙一种据说是父亲老家最最好吃的饼一韭菜饴子。姐姐因为父亲经常神往无比地提起这种家乡美食而特意站在一旁观望。父亲的侄媳妇很能干，锅上锅下全包了。添一把火翻几下饼，翻几下饼再添一把火。锅下烧的是陈年玉米洁子，我姐姐眼睁挣地看着她每抓一把玉米秸，手上的黑颜色就深一层。她的两只能干的黑手上下飞舞着，只一会儿的工夫，就把我姐姐兴致勃勃的胃口彻底倒没了。
我姐姐找不出任何拒绝吃这种家乡美食的借门，她忍着万般的难受咬了一口。姐姐看见，被父亲夸了一万次的这种韭菜饴子，除了韭菜就是一点点碎碎的虾皮。望着那种整齐的绿色，姐姐觉得这跟吃麦苗或青草没有什么两样。
第二天下午，我姐姐就逃难似的离开了父亲的家乡。
1975年6月的故乡之行，我姐姐基本上可以说是胜兴而往，败兴而归，一无所获。
她此行的目的是去打听父亲的大哥我们的大爷的。但姐姐吃惊地发现：父亲的大哥在家乡亲人们脑子里几乎就没留下什么。他们给我姐姐提供的关于我们的大爷的事情，几乎还不如她从我们的父亲那儿零敲碎打知道得多。这令她很意外。更令她大感意外的是，他们对大爷记忆荒疏却对二大爷记亿犹新，以至到了栩栩如生鲜活如初的程度。
我姐姐这次回去，根本就没有打听二大爷的打算。一是他已死去很久了，打不打听他都没有意义；二是基于二大爷曾是无赖这一不太体面的名声，我姐姐也不太好意思开口提他。谁知，此行的收获却来了个满拧。
二大爷在家乡亲人们的七嘴八舌下，活灵活现地站在我姐姐面前。
他们嘻喀哈哈地说起二大爷时，虽然时不时会蹦出一两句极脏的话骂骂他，但我姐姐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们口气中那份艳羡和钦佩。
他们提到我们的二大爷时，是一定要说起他的白净和和善的；而说起他的白净和和善，则会自然而然地把他的风流韵事拽出来。无赖二大爷的风流韵事多得往往拽出一个就能带出一里。
我姐姐从乡亲们对我们二大爷的津津乐道中看出，无赖二大爷长久地亲切地活在他们的家乡南于这一带人的心目中，看样子，恐怕还能再活下去。这种结果，令我的姐姐感到莫大的悲哀。
1941年11月的一个绝早的清晨，我父亲被他的大哥拖着，踉踉跄跑地离开了他生活了16年的家乡南于。
“拖”这种状态并不说明我父亲的离家是出于被迫。外边的世界对一个16岁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少年是极有吸引力的。那时的父亲也没把生他养他的家乡当回事。大爷的一只手拖着父亲的细胳膊，样子很像怕他变卦半路跑掉。其实不是这样。那天实在是起得太早了，而头天晚上由于兴奋又实在是睡得太晚了。一个懒散惯了的农村少年对瞌睡的抵抗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那天早晨，大爷用粗壮的大手抓住父亲的细胳膊，在南于出庄的挂着白霜的土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父亲挣脱了几次，没有成功，只好一溜小跑地跟着大爷往前踉跄。直到出了南于，大爷才松了他有点神经的手，脚步也才明显地正常起来。
父亲有点明白了，大爷是不愿碰上南于的人，不愿让庄里任何一个人看见他们的出走。父亲有点想不通：咱不偷，不抢，咱是去当兵哩，咱怕人家干哈！
父亲知道，二大爷的成匪和祖母的死法，都让大爷不能忍受。现在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家的这两档子著名的事。搞得他和大爷在附近打工都不自在，总有人在他们的背后指指点点嘀嘀咕咕。我父亲尚好，人小脸面亦小，我大爷就不行了。尤其是于家集大爷老早就定下的媳妇彩妮家的退亲，把大爷最后的一点自尊扫荡一空。大爷放弃了对故乡的最后一块心思，带上他的小兄弟我的父亲，要离家远远的，找个队伍把自己卖丁卖出去。
父亲跟着大爷，一路马不停蹄地走到太阳在一天中最热情的时候。父亲知道天已入晌，听见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已如水塘里的蛙鸣连成一片了。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再向前迈一步了，他威胁我的大爷，说，再不给他块干粮垫垫饥，他就要饿死在半道上了。大爷望着他的这么点苦都经不住的小兄弟，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在路边的一棵槐树下坐下，解开了肩上的干粮袋。
他们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麦子，麦子被他们磨成细细的面，蒸成了白白的馍。父亲倚着槐树，大口大口地塞着过去连过年都很少放开吃的白面馍馍。馍馍细溜溜地没有任何剌激地从嗓子眼里滑下去的感觉，让我16岁的父亲舒服极了。
父亲和他的大哥正在槐树下沐浴着正午的阳光享受着白面漠馍时，突听身边有动静，一个声音说：两位大哥，可怜可怜俺，给俺口干粮吃吧。
父亲撩开眼皮，看见一个茁壮的脏汉子正哈着宽腰一脸可怜地站在身旁。父亲用塞得满满的嘴，含混不清地轰着他：去！去！去！滚一边去！
那苗壮的脏汉子一点不在意父亲的粗鲁，把腰哈成虾米状不依不饶地站在那儿。父亲急忙咽下嘴里的东西，想干脆利落地赶他走，被身边的大爷制止住。大爷从解开的干粮口袋里，拿出一个馍馍，给了他。
他比我父亲更急迫更舒服地对付那个又白又大的漠馍。他仲直了脖子噴得直向外捌气儿，就是这样，他也没放慢吞咽的速度。
吃完后，他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温存地望着我的大爷，但我大爷不为那双眼睛所动，坚决地没有一点余地把干粮口袋系得死死的。他有点失望，但仅仅是失望，很有职业道德地不再啰嗦什么，只是伸出一根脏指头，把仓促中掉落在泥地上的馍馍渣子仔细地一点一点地沾起来，送进嘴巴里吃掉。
吃完后他竟不走，索性一屁股坐到我父亲和大爷身旁，伸了个极其内行的懒腰，舒服无比地半坐半卧在那儿。
11月秋髙气爽的太阳照在身上别有一番温暖，这是我父亲和我大爷还有那个脏汉子的共同的感受。虽然他们没有交流，但他们脸上的惬意和身体的轻松说明了这一点。
他们开始有了交谈。脏汉子因被施舍了一个馍馍而心存些许感激，我大爷和我父亲则因施舍了一个馍馍而心有无限的欣慰。他们随意地交谈着，这种萍水相逢的交谈是最不假思索地交谈。交谈中，我父亲和大爷知道了他叫根宝，是山东梁山人。我父亲虽没上过学目不识丁，但水泊梁山上英雄好汉的事迹还是略知一二的。父亲一听他是出好汉的梁山人，就没心没肺地说人家：你们梁山不是出好汉吗？怎么也出叫花子？
父亲的口气里充满了明显的蔑视。大爷用严厉的眼神瞪他，怕他伤了梁山人的自尊。谁知眼前这个梁山人似乎没那玩意儿，仍是一脸的平和。梁山的根宝梗着脏脖子义正词严地说：叫花子怎么了？叫花子一年四季不亏了肚子！你以为你的馍馍好吃？比漠馍更好吃的东西俺吃得多了！
我父亲一听这话很生气，觉得他的忘恩负义也来得太快了点。漠漠还在他肚子里没消化哩，他就开始说馍馍的坏话了，也太没良心了！我父亲想说他点什么的，但被我的大爷一把拖住。我大爷虽然也挺生他的气，何大爷现在更在意的是要快点找到一支队伍，把他和我父亲早些安顿下来。
大爷问根宝：你听说这附近哪儿住着队伍？根宝歪着脏头反问：你问这干哈？大爷就说：不干啥，随口问问。根宝就回答说：前边的下洼庄就住着队伍。大爷问：远吗？
根宝答：不远，也就是六七十里路吧。接着，根宝很热心很洋细地指点了去下挂的路线。根宝说得很仔细，连在哪儿拐弯，向东拐还是向西拐都一丝不苟地说到了。
我父亲对根宝的一丝不苟产生了好感，原谅了他对白面馍馍的轻薄。于是，我父亲情不自禁地很真诚地劝他说：你咋不当兵去？
梁山的根宝听了我父亲的话很奇怪地盯住我父亲看，他见我父亲没有一点捉弄他的意思，就用同样的真诚回答我的父亲。梁山的根宝一字一句很认真地回答说：嗨！俺要饭就够丢人够下贱的了，俺还能再去当兵？！
根宝晒了一阵太阳先爬起来拍了拍补丁摞补丁的破屁股走掉了。但根宝没想到，他的话却一绕在我的父亲耳边。
梁山的根宝严重地挫伤和打击了我父亲当兵的热情和积极性。我父亲那时毕竟只有16岁，少见多怪的父亲那时还压根就没有听说过“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这样一句中国古训，否则他也不会大惊小怪地受到那么大的震动了。
父亲对自己即将跟着大爷卖丁当兵产生了动摇。他在11月份深入骨髓的温暖的阳光下，突然对我的大爷说：大哥，咱别去当啥兵了，咱也要饭箅了！
大爷举起粗壮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抡在我父亲尚未发育成熟地精瘦精瘦的脖子上。大爷涨红了恼羞成怒的黑脸骂我的父亲：日你娘的，还想要饭，你要脸去吧！
等父亲和大爷找到那个叫下洼的庄子时，天已大黑了。他俩摸黑走进村子时，被村子里的万赖俱寂弄得有点提心吊胆。这种死气沉沉，哪里有一点住人的村庄的热乎气？哥俩正犹豫着走进去还是退出来，突然听到前方“咚终吟”的一阵脚步声。这是训练有素的脚步。那种整齐和有序，把我的父亲和大爷震住了。他们知道，乡下人走路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种动静的。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夜中格外神气也格外有力量。父亲和大爷在黑暗中凝神静气地听着。听着，听着，我父亲有点兴奋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大爷，父亲的意思很明白：哥，咱找见队伍了吧？大爷有点拿不准，在黑暗中扯了扯我父亲，让他沉住气别出声。
脚步声拐过来，越发近了。有灯光出现，不是煤油灯之类的怕风怕雨的东西，那光一前一后地甩着，既不暗也不灭，也不知是个啥玩意儿。那光越来越近了，脚步声简直就在耳边了。父亲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仔细一看：俺那娘哎！这不是咱的队伍，这是人家东洋的队伍！是小日本，是鬼子！
如果，他俩呆在暗处大气不出，也就过去了。鬼子在明处，他俩在暗处，暗处是很容易躲过明处的。但他俩的脑子和胆子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下特别容易发热和受到惊吓。一旦看清了眼前这队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我父亲和我大爷的反应惊人地相似，连商量都不用地拔腿就跑。开始，他俩的脚步还一前一后地紧贴着，几分钟后，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各奔东西了。
我父亲没命地往前狂奔，身后先是有杂乱的脚步声和东洋人叽里呱啦的说话声，后来，耳边就响起了清脆的枪声，这枪声更加激励着我父亲更加没命地往前疯狂地奔跑。
等我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下来的时候，身边除了他自己的沉重的喘气声再没什么别的威胁他的声音了。父亲知道自己脱离了险境，还没等父亲暗自庆幸，他就万分惊恐地发现，一个更不得了的险境已经降临：他把他的大哥我们的大爷给跑丢了！
在漆黑一团的黑夜中，父亲瞪着惊慌失措的眼睛四下里张望，但父亲的眼睛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父亲像是喊给自己听似的压着嗓子喊：哥！大哥！你在哪儿？你在啥地方啊？！喊着喊着，父亲就蹲下单薄的身子，抱着脑袋极没出息地哭泣起来。
父亲正蹲在地上哭得起劲，突然屁股上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脚。父亲惊喜地一个高蹦起来，以为大爷找来了，但一听那声音，父亲又大失所望了。
对面一个影影绰绰的影子气急败坏地骂我父亲：操你个娘的！你跑啥跑？老子准备了好些日子的好事都让你个兔崽子跑砸了！
稀里糊涂的父亲终于搞明白，这是一支专门打鬼子除汉奸的游击队，而他和我大爷逃命的狂奔恰好打乱了他们偷袭下洼庄鬼子的行动计划。
天亮的时候，我父亲望着这片陌生的上地和这群衣衫褴褛的扛着杂七杂八家伙的同样陌生的人，我父亲知道，现在除了跟上他们走，再没有什么别的好法子了。
现在，我的父亲特别地害怕孤单，只要有人能带上他，他才不管是好人还是歹人，哪怕是二大爷他们那样的土匪也不计较了，只要不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丢下就行了。
一个人历史的关键时刻其实就这么随意也就这么简单。我父亲是有福气的人，他极其幸运地在1941年11月参加了**领导的一支力量很弱但胆子却很大的刚组建不久的游击队。这个时间对他几十年后享受若干待遇至关重要。
但我的1941年11月份的父亲还想不到这些。我父亲无精打采地跟着这支衣衫滥褛的队伍行走的时候，脑子里除了惦记着下落不明的大爷外，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咒骂那个梁山的叫花子根宝。
这个狗日的根宝！让他指路找队伍，他差点让我们投了日本人当了该死的汉奸！狗日的不得好死的根宝！
1975年6月的我姐姐，给家里写过一封沉甸甸的长信。现在这封信怎么也找不到了，信的详细内容我不得而知。但我估计这封信是谈她的故乡之行寻找大爷的感受的。她大约谈了故乡人民对寻找大爷的感受。她大约谈了故乡人民对大爷的淡忘和对二大爷的不可思议的记忆犹新，并言辞激烈地批判了故乡。故乡留给她的印象实在太糟糕了，不光是故乡的那些事，连同故乡的那些人。
我隐隐约约记得那段日子我父亲脸上的不悦和我母亲脸上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幸灾乐祸。我母亲历来这样，在对待我父亲老家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凡是父亲反对的，她就要支持；凡是父亲支持的，她就要反对。她的这面旗帜，打我记事起，总是这么鲜明。
父亲脸上的不悦，大概是生南于人的气，南于人的黑白颠倒令他吃惊令他不快；也许，他是在生我姐姐的气，嫌她回老家去没事找事，用些陈年往事搅得老家人不分好坏不知好歹；他或许是生我母亲的气，我父亲对我母亲脸上的这类幸灾乐祸总是明察秋毫，虽然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她的这种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但以我父亲那点参加革命后速成补习的文化，还远远谈不上修养问题，更不要说修养到对某种不利心境的事情视而不见的程度。
对故乡人和事的失望，并没有影响我姐姐寻找大爷的热情和决心。而丑，这种挫折加深了她对“好事多磨”这句老话的理解。她不相信，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会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从这个世界上这么干净彻底地消失。她在相信“好事多磨”这句老话的同时，她还相信中国另一句著名的老话，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这有点奇怪。至今，我都搞不懂我的姐姐，她的那种热情和决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我小哥说的那样，“大爷是谁？谁认识大爷？”是的，我们知道大爷是父亲的哥哥，但他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联系，他的有和他的无，对我们无关紧要。既然是无关紧要，找他做什么呢？我那时搞不懂姐姐，今天，一如既往地搞不懂。我想，她的天生浪漫大概是一个因索，但好像还不仅仅是浪漫。可是不是，又是什么呢？
我姐姐第二次踏上回故乡之路，是1975年底。那已是雪花飘飘的季节了，这么冷的天，光坐长途汽车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但寒冷并没有阻止住我姐姐第二次的故乡之行。
第一次回故乡的经验教训了我姐姐，使她意识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事情，离开了组织是何等的艰难和一事无成。这次，她带着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的介绍信，以采访的名义，直扑县革委会的大院。
县革委会宣传组的头头对我姐姐这么年纪轻轻竟能执着这种规格的介绍信表现了相当的敬意和极大的热情。组长和若干个副组长集体接见了我姐姐。他们的全体出动和脸上热情过度的笑容令我姐姐感动也令我姐姐不安。她再三说：此行我只是査点资料，想不到惊动了这么多领导，领导们在百忙中亲自接见我，真令我感动等等—系列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那些个话。
别看我姐姐年轻，但这些当时流行的官话客套话，被我姐姐说得天衣无缝。这种司空见惯的客套，一旦从一个年轻的、面容姣好的女孩子嘴里说出来，就生动了许多，动听了许多，也真实了许多。宣传组的组长和若干位副组长似乎是集体地对我的姐姐产生了好感。他们的表态热情而有力度，使我姐姐对此行充满了信心。
会见后，是一次更加亲切更加友好的会餐。他们更加没想到的是，我的年轻的面容姣好的姐姐不但会把那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说得亲切感人，而且会喝酒，她的颀长的纤细的身体竟对酒精有着那么顽强的抵抗能力。这点，特别地令他们大喜过望。
我父亲的1975年底的家乡还比较落后。落后地方的女人都比较原始，能出来抛头露面的不太多，能在这种场合下主动举杯敬洒的更是凤毛麟角。美洒加美女，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境界，那天晚上，我姐姐和本地产的一种度数很高的老白干，联手让我父亲家乡的管宣传教育的父母官们充分领略了一次这种据说是比较美好的境界。
我姐姐第二次的故乡之行与第一次有着天壤之别。第一次无组织的行动留给她糟糕透顶的印象，这一次有组织的撑腰和帮助带给她一路的绿灯。她充分相信了组织再三强调的“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的准确性和重要性。
我姐姐此行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的二大爷。并不是她对二大爷的印象有了什么改善，而是因为第一次她回来时，听人大约地说，大爷曾经给二大爷来过几封信，至少有三封。那时大爷并不知道二大爷的死讯，所以他的那几封信不知落到了哪位亲戚手里。那时的农村识文断字的人少得可怜，要跑老远到县上花钱请人看。既然看一封信如此麻烦，替二大爷收下信的亲戚就未必肯花上那工夫跑那么老远的路。就是肯花那工夫，恐怕那钱也不是肯随便花的。以这至少三封信的内容一点没有在南于透露看，这些信没拆或拆了没人看的可能性比较大。
据南于的老人们回忆，刚解放那阵，政府派人来庄上访听过二大爷的事情，并收走了跟他有关的几样东西。那时庄里有那脑子好使的人就猜测：秋收那狗日的肯定犯下过什么冲撞政府的大事了，要不，怎么会专门来人访听他这么一个死了多年的土匪？
我姐姐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刚组建不久的县史办的人提起我们二大爷的大名——于有庆时，脸上有点发烧，他毕竟是个土匪，当土匪的侄女的滋味儿毕竟不太好受。于有庆？县史办的人凝神想了一会儿，突然提高了声音问：你是于有庆的什么人？
我是他侄女。我姐姐更加不好意思，脸也更加地红了。啊！县史办的人一声惊叹，说出了一句令我妲姐目瞪口呆的话来。他说，啊！于有庆！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姐姐的脸更红了，她认为县史办的这个人反话正说，非常刻薄，并且还说得如此地一本正经。我的姐姐不光有些脸红了，还有些气愤了。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副书呆子相，很认真甚至有点崇敬地望着我姐姐。
我姐姐简直给搞糊涂了：怎么回事？怎么冋事儿？
这么回事儿。
1942年2月，也就是说，在我大爷带着我父亲离开家乡的两个多月后，与驻扎在县城里的日本人一直相安无事的苇子湖里的土匪，突然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他们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地干些随心所欲的抗日的事情，今天挖日本人的公路，明天抢日本人的粮食，后天烧日本人的仓库，都是些跟日本人不打照面的事情。而且他们十起这些事来轻车熟路，来得快，跑得也快。
二大爷是在一次烧日本人的马賊时被逮住的。那次，二大爷他们採错了鬼子半夜起来喂马的钟点，点火的时候，让鬼子逮了个正着。那次有七个人没跑掉，其他六人长相粗鲁一脸的歹相像个正儿八经的土匪，惟有二大爷的眉清目秀引起了鬼子的怀疑。
从苇子湖里的土匪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日本人就怀疑是**人做的手脚。若不，凭着这样一群没有良知不懂好坏无恶不作的歹人，怎么会突然有了抗日救国的好思想呢？二大爷的酷似读书人的眉清目秀的长相更令日本人警觉，他们以为这次擒贼擒住了王，就格外地对我二大爷施以酷刑。
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大爷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竟活脱脱的是条中国的汉子。他先是一声不吭，痛急了就骂，破口大骂，像那种意志坚强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见此，日本人更加自信他们的判断，更加不择手段地酷刑我的二大爷。惨痛中，二大爷又更加疯狂地破口大骂。据说，那不绝于耳的大骂声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那气壮山河的声音，令半个县城的中国人心中羞愧难当、巨感交集。
这些平日里专干鸡鸣狗盗勾当的土匪突然有了舍生取义的豪举，搞得日本人挺头疼，挺窝火的，也让南于一带的老百姓吃惊不小。
县志记载，我的二大爷最后死于日本战马的铁蹄下。万恶的口本人，将奄奄一息的二大爷扔进没点着的马厩，让高大的东洋战马将他活活地践踏而死！
县志在有关我二大爷事迹的最后一栏，郑重其事地写道：抗口志士于有庆永垂史册！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爷的坟墓。她以为永垂史册的抗日志士的忠骨一定会受到善待，得到保护。想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让县史办的人面面相觑。戴眼镜的书呆子竟说，我们只搞文字工作，负责收集编撰有关的史料，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至于其他我们可管不了。我姐姐问：按照你的划分，这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中的工作应该属于哪个部门管？戴眼镜的书呆子很认真地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说，大概，大概，大概应该属于民政部门吧？
我姐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优抚科的人查了大半天，竟没找到于有庆的名字。也就是说，本县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应该优抚的烈士中，根本就没有于有庆这个人！
我姐姐毕竟年轻，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她有点沉不住气，用质问的口吻问人家：你们不是说他是抗日志士吗？不是说他永垂史册吗？他连你们县民政局的这种小册子都进不去，他怎么永垂史册？
优抚科的人很反感我姐姐质问的口吻，连同她那字正腔圆的纯正的普通话。人家收起了开始时的热情，公事公办地反问道：谁承认他是抗日志士了？谁说他永垂史册了？
我姐姐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县史办的县志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哩！
优抚科的人很痛快地回答：那好哇！你去找县史办呗！干嘛找我们？
我姐姐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转身摔了优抚科的门，脾气很大地走掉了。她不知道，她还没走出民政局的大门，优抚科的人就开始议论她：哼！想要烈属的待遇，还不好好说话。她以为她会上京的话醒了不起了！
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二大爷忠骨的下落。我姐姐拖着沉重的疲劳的双腿，心里堵堵地难受。她有点想不通地问那个自始至终陪着她的宣传组的人：你说，怎么闹了半天，他连个烈士也不肯，连个骨头也找不着了呢？
那人想了想，说：这里边的环节挺多，也挺复杂的，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能搞得明白处理得清的。
我姐姐愣了会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銷出句：这年头，党外连个李鼎铭先生也没有了。
那人也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我姐姐会说出这等话来，就很特别地看了我姐姐一眼。
那一眼，看得意味深长。
我姐姐毕竟年轻，她还不知道察言观色对一个人的重要，否则的话，她不会对那意味深长的一眼掉以轻心。
找不到二大爷的坟墓，我姐姐又心血来潮地开始找我们祖母的坟墓。
她站在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边，出神地望着各种各样从她身边疾驰而过的车辆。速度很快的车子带起的气浪一次又一次地扑打着她，她全然不知。
她出神地站在这条本县通往省城乃至全国各地的柏油路上，怎么也想象不出昔日荒坟遍地的景象。这是我们的祖母最后归宿的地方，她被我们的大爷和我们的父亲仓促地埋在这里。现在，她的尸骨哪里去了？她的灵魂哪里去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些东西存在，我们祖母的灵魂岂不让这些没完没了碾来碾去的汽车吵死烦死吗？
她抬起手腕，看着手表上的秒针，心里默数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一分钟后，她在38这个数字上餅。
这个数字令我的姐姐于明心悸。她似乎隐隐约约记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岁。
冥冥中，似乎永远38岁的祖母正扬着尚且年轻的手，轻轻地呼唤她：明儿，明儿，明儿……
在家乡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的姐姐于明潸然泪下。
现在想来，导致我姐姐那么不可思议地寻找大爷的热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50年初我大爷写给我父亲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亲在金厦战役中，被子弹将右大臂打了个贯通伤。当时因医疗条件的简陋和医护人员的鱼目混珠，致使我父亲的右臂被接错了位。等打开了石膏我父亲的伤臂见了天日后才发现，我父亲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内翻动了。于是，内疚的医护人员又为我父亲做了些无济于事的小的技术处理。这样一拖拉，就将我父亲治病养伤的过程搞得比较漫长。
这段日子，是我父亲从1941年11月参加革命以来，在一个地方呆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气候是全国已经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战役再也用不着南征北战的大行动了；小时候是我父亲养伤这一段日子，是清闲的，同时也是固定的。
1950年2月的一个傍晚，闲呆在病房的我父亲很突然地接到一封信。
我父亲接过这牛皮信袋写给他的信，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是我父亲生平接到的第一封信，他对收信的感觉是如此的陌生；二是我父亲在心里一个劲纳闷，他想不出谁知道他在这个地方，谁会给他写信！
其实，只要他动手轻轻一撕，把信向外一抽，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另一个问题接着冒出来了，我父亲那时还基本上处在对文化两眼一抹黑的状态中，他除了认识信封上他的名字外，别的他一概看了眼生。
我父亲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他不愿让人知道他堂堂一个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竞是个连字都不识的文盲，尤其不愿让这里的女医护人员们知道。于是，我父亲吊着个伤臂，带着他的通信员，骑着快马，星夜疾驰他的部队。
半夜三更，队部的书记被我父亲从被窝里拖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就把信念完了。
信是我的1941年11月从一个叫下洼的村庄跑丢了的大爷写来的。只有薄薄的一页宣纸，用毛笔写的。那胳膊是路膊腿是腿的毛笔字使我父亲不敢相信这是他同样没上过学的大哥所为，即便分手近十个年头了，父亲还是不相信大爷会在这方面有什么突飞猛进。不但我父亲不相信，连队部书记也不相信。他这时已经全醒了，把大爷的来信凑到油灯下仔细地看。他说，这毛笔字很有功力，不是一般文化的人能写出来的。
大爷的信写得言简意赅。他在信上告诉我父亲，他还活着。那年失散后，他在离下洼不远的地方碰上了一支队伍，一支国民党的队伍，他就跟上队伍走了，最终混到了个少校军需官。他们的队伍在江西几乎全部被俘，大部分人都被遣散了，他因为拖儿带女的不方便还有别的一些原因，现在滞留在九江。
这封总共才一页纸的信，有半页纸是诉苦和求援的。我大爷在信的最后，有点危言耸听地告诉我父亲“现在，我们一家老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请我父亲火速寄些钱过去，以解他们一家老小的“燃眉之急”。
我大爷的这封信，除了给我父亲带来惊喜外，还给我父亲带来了部分的不快。我父亲的不快是合情合理的：亲兄弟失去联系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别的话先顾不上说，张口就要钱！好像兄弟间除了张口要钱就没别的什么值得客套的了！
大爷的这种重利轻义，使父亲把那种不快很快就转嫁到国民党身上。父亲充满了阶级色彩地想：好好的一个老实人，十年不到，就让国民党给带坏了！
那天晚上，父亲和队部书记，凑在一盖快没了油的半死不活的油灯下，你一句我一句地给大爷回了一封信。
信是书记执笔写的，用的是一支破钢笔，同样是一页纸，纸上的字被书记写得又大又丑。在信中，书记替我父亲告诉我大爷：我手里没钱！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是不发钱的，哪来的钱寄给你？
最后，又用解放军的首长们惯用的口气给我的大爷出了一个主意：“我建议你，带着老婆和孩子回老家去。”在我父亲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家乡是块宝地，只要念家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问题都肯謎刃而解。
我大爷接到我父亲的信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们不得而知。有—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接受我父亲的建议，也就是说他没有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乡南于。不知是生我父亲的气还是根本就没有接到那封信，从此，他断绝了同家乡一切人的联系，包括我的父亲。
我们刚刚有了消息的大爷，就这样又变得杳无音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封来信和那封回信，被我的父亲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原原本本地汇报给组织并上交给组织了。于是，组织掌握了我父亲除了有一个当土匪的二哥还有一个当过国民党少校军需官的大哥的情况。
那年，我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父亲只有24岁。因为他的英勇和他的善战，他的提升比较顺利也比较快。人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一个24岁的副团职军官的远大前程。
我父亲那时也不怀疑，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那时笑口常开，在晴朗的阳光下边，他整齐洁白的牙齿闪着一种健康的光芒。
我父亲在54岁离职休息的时候，只是个副师职干部。从这点上看，笑得过早不是什么好事。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笑，可惜，我父亲笑不到最后。
我得搞干部工作的大哥曾跟父亲开玩笑说：爸，你们这类干部只适合战争环境。你们的忠诚和舍生忘死是我党我军一笔可贵的财富。但你们天生地不适合和平年代，因为和平年代需要别的东西，可惜这些东西你们恰恰不具备。
父亲不服气地争辩说：你说说，你说说，我不具备和平年代的什么东两？！
大哥弹着手里的烟灰，很当真地想了一会儿，笑着说——他笑的意味深长，说的也意味深长——
“比如，比如你在1950年交给组织的那封大爷的来信。”
我对1976年记忆上的深刻来自国事和家事。国事自不必说，家事却说来话长。
1976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从同学家满心欢喜地回来，正碰上慌慌张张准备出门的父母。
母亲一把拽住我说：于青！爸爸妈妈有事出去几天，你好好呆在家里，有事找你秦阿姨。
我听出母亲声音里的颤音，感觉到母亲手上的颤抖。我有点害怕，追着问：妈，你们上哪？怎么啦？母亲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看见母亲眼睛里的绝望。
在等待父母囬来的漫长的日子里，我想，父母出门时如此惊慌失措，会出什么事呢？当时自问自答地设想了许多事情，但惟独没有想到姐姐的死，而且是自杀。
我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我姐姐的自杀的。那个时候，我对自杀特别恐怖。死成了次要的，主要的是自杀这件事的本身。我想为什么要自杀？在那个年代，我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个词特别的熟悉，不光是我，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不对这个词记忆深刻的。姐姐的自杀，首先给予我的是压力，其次才是悲伤。有时，我甚至连悲伤都吓得没有了，只剩下压力了。
那段日子，我特别特别在意别人的表情和眼神，我竭力捕捉他们脸上和眼里的内容，稍有不对，马上就会脸红心跳。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的疲惫，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在想：姐姐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
有一封来自父亲家乡的信，一封署名的检举信，将我姐姐在1976年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检举信是写给省委的，检举的是我姐姐于明。其中，最要命的一句话，是我姐姐在找不着二大爷的尸骨的情况下发的那句牢騷：“这年头，党外连个李鼎铭先生也没有了！”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冷不丁拎出那句话是很要命的。姐姐被停止了工作，让她“说清楚”。这种脱口而出的牢骚话如何说得清楚？何越是说不清楚，问题就越大，姐姐的日子就越难过。
幸亏姐姐有一帮子朋友，这帮子散落在省城各个领域的朋友相当有实力，在他们的努力下，姐姐好歹从检举信中逃了出来。
检举信的阴影还未从姐姐心中消失，十月的政治风暴又殃及到她。我姐姐再一次被审査，这次的审查再没有什么人能帮上忙了。姐姐同“石一仁”的同事一起被隔离在一个什么地方。那段隔离的日子姐姐是如何度过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那段日子一定将姐姐心中的什么东西给打碎了，打得粉碎。
我姐姐有记日记的习惯，但那段日子姐姐却突然中断了她六几年的习惯，日记本里从那时开始，是大片大片的沉默。
姐姐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月底了。11月底的天气已经很凉很凉了，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姐姐当时的心境。据说，她经常站在窗前，望着窗外飘零的落叶，漂亮的脸上一派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