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已经再次冲进人群——或者说，它一直未曾远离。
就像一个高明的猎手，等待猎物免疫系统虚弱的时候，新冠病毒终于开始了它的袭击。在这个二阳和一阳混杂的夏天，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既一样，也有些不一样。由于社会氛围对新冠早已脱敏，人们不再“谈新冠色变”，但与此同时，一些对病人应有的同理心也一并消失了。就像有些人遭遇的那样，症状最重的时候，却无法请假，还得上班搬砖。
一些东西消失了，比如对未知的恐惧，对死亡的焦虑；也有一些东西还深埋在人们心里，比如对新冠患者的潜在歧视，还有对不确定性的担忧……无论如何，人们都被迫开始再次学习如何与病毒相处，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它还会卷土重来。
文 | 常芳菲 蒋瑞华
运营 | 刘璇
重阳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二阳是一个蹑手蹑脚的袭击者。
25岁的隋阳就是莫名被病毒击中的。发现的当晚，她刚刚结束五一假期，准备重新回到北京的工作节奏中。夜里突然出现的喉咙异物感、吞咽困难、“刀片嗓”，隋阳还以为是咽炎复发。直到闻刚洗过的被罩，竟然“毫无气味”，她才找出半年前囤的新冠抗原。
一测，果然是“两道杠”。不过，这次阳跟上一次相比，周围人对她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区别，“这次我阳了，好像是个无人问津的状态，该工作还是得工作。”
新冠病毒已经再次冲进人群——或者说，它一直未曾远离。5月15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根据广州发热门诊的数据，在接受检测的发热病人里，有20%～25%是新冠病毒感染者。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消息，目前，我国新冠病毒主要流行株已变为XBB系列变异株。它有着比早期奥密克戎更强的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不过，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此时，距离上一次大规模阳性，已经过去约5个月。而根据研究，新冠病毒感染后产生的抗体，能在4～6个月内起到保护人体的作用，尤其是面对变异株，保护力也可能会减弱，“从去年12月算起，实际看，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时间了”。
但这一次二阳来得似乎有些平静，平静得仿佛身边突然就多了不少二阳人。根据广东省疾控中心等联合团队的“预先计划研究”显示，国内的新冠再感染率总体达28.3%。这使得确定自己的感染源和感染时间，成为了一件困难的事。
24岁的医学生钟文灵一开始觉得自己得的是感冒。她当时正在硕士的规培阶段，又是科室里的小组长，查房、收病人、写病历、值班熬大夜一项工作都不少。最近不论在科室还是教室，她都能听到身边传来咳嗽声、拿来擦鼻涕的抽纸声，但“本来最近就是流感高发季节”，她决定不要多想。
少数关于二阳的记忆坐标也都和工作有关。疲倦总是和周一同时到来。5月8日是钟文灵值班的日子，一起床她就觉得浑身乏力。开始，她并没有当回事，“反正每天一起床都觉得累，但病情发展得比想象中更快，她开始流鼻涕、嗓子干，最后，头痛开始了。出现了全身症状，她知道自己八成“重阳”了，只不过程度更像是一场感冒。和去年年底的第一次感染相比，她和身边同事都变得不再想测抗原。“我们都不那么好奇最终的结果了。”
在这个夏天，人们对于新冠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就像很多人说的，是一种“我已经麻了，得就得吧”的心态。不去探究结果，有时候是一种年轻人的特权。但对于一些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人来说，他们依旧会为新冠焦虑。
冯江是个资深的广告人，36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不论在地铁还是在办公室，哪怕去洗手间，他都戴着口罩。去年年底感染之后，长新冠就一直困扰着他——胸闷气短的症状始终没有减轻，戴口罩还加剧了不适。但为了保护老人和4岁的女儿，他决定忍耐。
5月7日，鼻塞、轻度咳嗽的症状出现，他一度以为是鼻炎发作。为了保险起见，他测了一次抗原，结果是阴性。但这种侥幸没能维持超过24小时，第二天，再次检测，抗原就显示阳性。冯江的症状很快消失，但不安感却丝毫没有减轻。“孩子的人生刚刚开始，谁知道这个病毒未来会怎么变异和迭代。”他竭力避免的结果，还是和他迎头相撞，“怕什么来什么”。
▲ 冯江的抗原检测结果。图 / 受访者提供
对很多人来说，二阳的症状要比一阳轻。但少数人，二阳更加遭罪。
在影视行业工作的30岁的王涵之，就被病毒打得措手不及。病毒和王涵之的五一旅行一起到来。飞机刚刚降落在厦门，她还没顾上看看大海，高烧就开始了。王涵之在酒店里裹着厚被子，仍然冷得“打摆子”。到了医院才发现体温已经飙升到39.7度。
但这还远不是最痛苦的时候，第二天，她就因为“刀片嗓”很难发声，同时心慌气短。问医生一句“要不要照个CT”，短短7个字，她要分两次才能说完。每天测一次抗原成了她病程里为数不多的盼头——“等待转阴，就像是等待重获健康、自由。”
她没有想到二次感染的症状这样严重。她一边懊悔自己太早摘下口罩，一边隐隐羡慕起5个月前一阳流行时，只低烧了2天的自己。退烧的当天，她把医院的诊断证明发到朋友圈，并且提醒每个人：“戴好口罩，千万不要大意。”
“漏网之鱼”
在这个二阳的夏天，还有不少人，躲过了半年前的大流行，但没能躲过这一次。
他们作为“初阳人”，症状往往要比现在的二阳人要严重得多，他们戏称自己为“漏网之鱼”，而现在，就是被病毒“查缺补漏”的时刻。根据2023年1月7日全国第八次疫情调查的数据，当时的阳性比例为77.3%，这意味着，当时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还没有阳过。而在那之后，群体免疫建立，病毒传播速度大幅下降。
但同样是阳性，当初阳性的待遇和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5个月前的那一波阳性，每个家庭都在想方设法做准备——从泰诺、布洛芬、止咳糖浆的对症药品，到有助于缓解症状的黄桃罐头、运动饮料，都列在了家庭采购清单上。甚至一度流传过“病毒非常仁义，会给每个家庭留个人做饭”的说法。虽然是自嘲，但如果在那时感染，多半能有亲人和伴侣陪在身边。
但这一次，公众对阳性早已不那么在意，导致很多“首阳”的人，只能孤独地面对疾病。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在传媒公司工作的90后女生秦晓，把父母接来了北京。如果她没有感染新冠的话，这会是个快乐的假期。她清晰记得自己感染的日期是4月29日，前一天的行程非常丰富，她先带父母到口腔医院看牙，然后去了前门大街、天坛公园。后来她回忆，应该是这段时间里被传染了。
她作为一个从没有阳过，并且一度被大家羡慕的人，这一次感受到了新冠的折磨。
最难捱的一天是5月1日的夜里。开始她只觉得“刀片嗓”是病程的必经阶段，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个晚上，她一秒钟都不能入睡，甚至平躺都会引发咳嗽。咽一下口水，都让她嗓子“炸开一样疼”。
害怕传染给父母，秦晓只能自己去社区医院。因为说不出话，她只能把所有的诉求打在手机备忘录里，拿给了值班医生——我嗓子里面全是溃疡，可以帮我输液吗？为了表达自己的痛苦，她还加上了哭泣的表情包。
医生带着同情的眼神，立刻在纸上写下大大的“潞河”两个字；同时解释，社区医院假期没有急诊，只能去潞河医院挂号。以上所有的信息，都被医生用特大号字体写在纸上，而对方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秦晓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当作了聋哑人。她想做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刚牵动面部几块肌肉，“刀片嗓”的痛苦就制止了她。
另一位27岁的乐天派女生乔心语，也没能逃过初阳。症状最严重的一天，她是自己扛过的。这个五一假期，她准备带老家的朋友一起出游。结果体温从37.2度上升到超过39度，只用了几个小时。因为疼痛，她第一次感受到全身的肌肉分布，“就像被人狠狠揍了一顿，从里到外，没有一块好地方，没有一个舒服的姿势”。而吃饭、吃药这种小事，立刻成了她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关键是，这些让她痛苦的症状，很多人半年前就已经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她跟别人讲述的时候，得到的反馈也很平淡。错过了第一波感染高峰之后，连一起聊聊疾病感受的人都没有了。
尤其是，她还得自己照顾自己。别说做饭，她连拿外卖的力气都没有。她第一次重新审视“健康人”的生活。原来拿一次外卖需要先从床上坐起来，再走到门口，还要把外卖提进屋里。这些从前微不足道的动作，如今都变得困难，她发现自己“提不动也走不动了”。从屋里到门口的几米距离，一下子变得很远。
而且，找药也更加困难。5个月前的感染高峰一过，退烧药就被乔心语男朋友放在了柜子最高的抽屉里。她得先走到柜子面前，踩着凳子才能拿到。
▲北京地铁公交不再强制戴口罩。图 / 视觉中国
在这种孤独中，首阳的人还要独自摸索出自救的方法。
秦晓靠的是自学。在发现医院不能提供雾化治疗缓解“刀片嗓”症状之后，她就在饿了么上自己下单了二百多元的国产雾化机，几个小时之内，她就快速学会了雾化的步骤、怎样调节出雾速率，还有面罩、连接管的消毒方法。雾化治疗两次之后，秦晓能忍痛喝水，甚至还吃了48小时之内的第一顿饭——一个库尔勒香梨。
也有很多人靠的是5个月前做的功课。岳珊所在部门的新冠感染率超过80%。看着身边同事的阳性症状，就像是对疾病做了一次“预习”。
为了避免“刀片嗓”，在感染的前几天，岳珊就在上网花720元买了国产“新冠特效药”，只希望能减轻症状，缩短病程。但还是收效甚微。即便在提前服药的情况下，刀片嗓引发的吞咽疼痛，还是让她连续几天都只能把口水吐出去。
虽然特效药单价不低，但跟减轻痛苦的希望比起来，钱并不算什么。“如果有个人告诉我，花两万块钱就能让全部症状消失，我真的二话不说就去取钱了。”
带病搬砖
共情变得更加困难。
童格最近就遇到了“新冠歧视”。她在浙江学护理专业，今年刚刚读大二，不知怎么就二阳了。学校规定学生感染后，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离校。童格一方面觉得回到珠三角的家路程太远，更担心回家传染给五十多岁的父母，所以选择留校。
没想到这个决定惹怒了舍友。
最近，她只是察觉其中一个室友的情绪不好，有时在宿舍里“摔摔打打”，一开始她没有多想。直到熄灯之后，舍友开始给家里打电话，抱怨自己“喉咙有异物感”，有时候“嗓子有点疼”，而自己“原本没必要受这个罪”。听到这里，童格才意识到这通电话的真实意思。她立刻跑出了宿舍，她很难受，自己生病好像成了一种罪过。她想起自己看过的《疾病的隐喻》，“疾病变成堕落的证据”。
而这一次，不论是首阳还是“重阳”，除了生理的痛苦，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该如何面对工作，是选择扛着还是休息？由于一般来说二阳症状并不重，结论往往是得继续工作。
在这个认知之下，一些症状重的人往往会被忽视了。比如女生王涵之，她所在的影视行业工作强度不低，这次阳了之后，回到北京，她还依然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状态，只要咳嗽，胸腔就会同时剧痛。她试着跟公司请假，但领导直接转发了第二天的会议安排给她，上面甚至给她留了单独发言的时间。“靠着‘安陵容’的嗓子”，她撑完了整场会议。
但在回家的出租车上，王涵之哭了。病毒虽然确实被大家接受了，但是公司的人情味也没了。现在，朝夕相处的同事好像突然失去同理心，没有问候、没有关心，“只把她当成一个必须出现在会场的道具”。
在新冠面前，KPI曾经被放在一边，但现在，它逐渐夺回了话语权。23岁的林迪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她的专业是设计，常常为了赶稿熬夜，电脑更是随身携带。甲方打来催促项目进度电话的时候，她正发着高烧，在医院等待血液化验结果。显然，生病也没能让她拥有豁免权。最后，她还是坐在医院的长廊上，打开了电脑。去年的感染高峰过去之后，林迪的公司取消了居家办公的政策，她只能动用调休的额度，以便继续工作。
如今，人们正在继续学习如何与新冠共处。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这种生病的负疚感，不光来自外部，甚至还来自于自身。比如还有个女生，这次阳了之后，“把所有症状彻底体验了一遍”，由于高烧同时发不出声音，她不得不申请居家办公，“虽然也在推进工作，但就是会觉得不好意思”。
隋阳也是，阳了三天之后，她就转阴了。怀着有些内疚的心情回到了公司，公司里咳嗽的人正在变多，她也总担心自己会传染给同事。这些天，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在空旷的地方办公，一个人等待嗅觉的慢慢恢复，头还是会疼，人还是会疲惫。
但这些都不影响她继续生活，这次二阳的体验，终将成为她记忆里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对于过去的那三年，我不会再经常想起来了，我也不愿意再回去了。”
▲ 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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