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下称“罗默”），以表彰其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领域的贡献。诺贝尔奖官方称，两人提出的方法致力于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和最紧迫的一些问题：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世界人民的福利。
今年62岁的罗默教授获得诺贝尔奖，以他的学术贡献来说似乎是个意料之中的事。尽管对于他的政策建议仍然有大量争议的话题，但这位“经济学怪才”一生都在以不断推出新的思想和主张为己任。
教育家庭背景
罗默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个教育系统家庭。他的父亲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后来担任过科罗拉多州州长，他的弟弟也担任过科罗拉多州参议员。他自己曾说，他的家人在做了很多别的事情后，都回到教育这个行业。这也是他在尝试经商、世界银行担任要职后回到纽约大学教书的原因。
据说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中学成绩并不好。毕业于美国东北部著名私立学校菲利普斯学院后，罗默从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并完成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但鲜为人知的是，开启经济学之旅对罗默完全是个意外。在数学系本科毕业后，他一度对枯燥的数理推演产生了厌倦，并最终决定转去法学院继续深造。就在那时，他遇到了改变他整个职业路径的良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佩尔茨曼教授的授课内容和风格深深打动了罗默，他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成为一名法学家，他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他转入了经济学的学习。先后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之后，罗默终于在1983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罗默的职业生涯早期，他试图解决经济学的一大难题：比如为什么一些经济体比其他经济体增长速度更快？当他还在芝加哥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就看到了一个英格兰经济增长的数据。英格兰银行的数据显示从1270年以来，英国的人均GDP在数百年在低位徘徊。后来在17世纪开始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第一。这个图引发了他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决定投身于此研究为什么。
在大约二十年前，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罗默决定解决一个可能更为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他的学生上课时毫无准备、心不在焉？罗默的探索开始于这样一个命题：学生在他们的学习中投入的时间越多，他们能学到的越多。正如MalcolmGladwell在他的新书《局外人》中所说的那样，在很多人类正在努力的领域中，这一点都是肯定的——当你在俱乐部中练习得越多，你就越擅长弹钢琴和打高尔夫。那为什么学习经济学就会有所不同呢？
这一思考造就了罗默著名的“内生增长理论”。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他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是罗默（1986）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探讨了纠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径，用内生的技术来解释经济的增长。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最早体现在罗默1983年的博士论文中，发表在1986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了纠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径的论文，重新激起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理论兴趣。
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了开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业家把新思想和知识品运用到那里，从而带动了该国经济发展，摆脱了赤贫状况。
早在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前，纽约大学曾摆出乌龙。斯特恩商学院在奖项揭晓的前三天，就挂出“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这让外界猜测，内生增长理论先驱罗默已经被内定为获奖人了，但后来该网页被撤下，罗默教授继续“陪跑”诺奖。
那一年，罗默刚刚接替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与历位学院派的前任相比，罗默这位做过研究、经过商，同时又有狂野梦想的继任者显得更有棱角，也更能带给人们想象空间，但他强烈的个性也为他带来麻烦。有消息称，罗默曾由于要求员工使用更简洁的书写方式，在报告或邮件中不能过多使用“和”(and)字，而遭到了世行员工的集体抵制。
而最终，去年他因涉嫌政治操控调低世界银行对智利经济开放度排名而被迫辞职，回到纽约大学担任教授。
而在经济界，他的锋芒也为他树敌无数。他曾严厉批评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忙于闭门造车，做很多无用的模型。这些言论导致他被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和大学经济系疏远。
罗默教授曾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其间，他还下海创办过一家教育软件公司Aplia。而且他对创业这件事非常上心，在很长时间内，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工作，专心当起了公司的总裁。
2001年，罗默离开任教的斯坦福大学，创办了一家卖教育软件的公司Aplia。Aplia团队由年轻的博士经济学家和软件程序员组成，他们还设计了实验，实验中让全班学生参与模拟市场，以让学生对货币供求曲线等概念有更切实的理解。该公司提供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在线辅导，包括预习、复习、在线测试等功能，并筹集到1000万美元的风投。
这个想法是为了开发一种互动练习，这种教学手段取代了学生在经济学院投入使用的课本。“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老师必须非常投入，需要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但是问题是，其中可调整的空间不大，因为难找到足够多的善于鼓励人的老师和奋发向上的学生。”罗默指出。
而通过这一软件，学生在回答问题后，能得到即时的对错反馈和解释；对教授来说，这个软件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精力投入科研，而不用花无数时间来做阅读和批改学生作业，教授们还可以收到来自Aplia的报告，报告会点出哪些学生在阅读材料时遇到的麻烦最大。
这是罗默的第一次创业，并且是在“内生增长理论”风头最劲的时候逐渐淡出了学界。那段时间，他很少发表文章，也很少在学术场合抛头露面。他是在身体力行地反抗“闭门造车”的经济学家们，他希望做一些切实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疯狂的“乌托邦”
2007年，罗默将公司出售给了美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之一Cengage，从此获得财务自由。在匆匆结束了自己的6年企业家生涯后，罗默开始忙另一件大事——“疯狂的乌托邦”。
他想做一个“疯狂”的实验，说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出一些地区，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交给发达国家进行托管。为了推广他的理论运用，罗默教授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比如他曾经飞到马达加斯加，在总统府附近酒店住下，托人要求见马达加斯加总统。总统在几天后接待了他，听取了他的建议划出土地，让一些西方国家来管理。后来他也推动过把古巴的一些旅游地切割出来，让加拿大政府派出总督来管理。区内的古巴民众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里面工作生活，还是搬走。据说，洪都拉斯等一些国家也曾对这一想法表达过兴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设想至今为止并没有变成现实。
近年来，罗默在纽约大学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确保可持续增长。
曾在上海生活过一年的罗默表示，每当他有机会在一座新的城市工作生活时，他都会关注自己所在的这座城市采取何种创新措施应对其都市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汽车与人类生活的议题，如何在不损害社区生活质量的前提下，通过高速公路让汽车在城市周边快速通行。“我注意到，和很多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城市高架桥距地面位置更高，这可以降低对桥下行人的影响。”他表示。
他也继续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继续研究，比如他的文章“宏观经济学的问题”，强烈批评美联储运用的一些货币政策模型，里面的利率变化受经济冲击的影响是“空想出来的”。
上海情缘
罗默曾于2013~2014学年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其间他与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雷蒙（Jeffrey Lehman）共同执教一门名为“全球视野下的社会”的必修课。
雷蒙校长在罗默教授获奖后不久就到访美国对其表示祝贺。带着第一财经记者给罗默教授的问题，雷蒙校长得到了这位最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回复。罗默表示，在中国的一年令他受益匪浅，也纠正了他原本对中国经济一些认识上的偏颇，他甚至在回国后修改了自己原来发表的文章。
在任教上海纽约大学之前，罗默教授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经济增长基础要素的非技术性论文。而在他来到中国后，当他前往深圳与当地的政府官员会晤，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路径之后，他便对先前发表的那篇文章进行了修改，加入了更多介绍深圳30年来经济发展成就的内容。“可以说这一时期，深圳的GDP增速一度创造了历史新高，成为世界罕见的‘深圳速度’。”罗默说道。
罗默还清楚地记得他当年有150名中国学生，其余150名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他与这些学生一同研究并学习全球伟大思想家的著作：墨子、孟德斯鸠、康德、马克思、司马迁、邓小平等。
“学生们都很积极投入，擅于对具有挑战性的议题进行严谨、激烈的讨论，论证、探讨作者的想法和彼此的想法。”罗默教授表示，“他们的头脑活跃、开放，善于思辨，敢于直接表达观点。他们也欢迎不同意见，并不抗拒改变自己的想法。”
他说他非常想念在中国的时光，期待能够重新回到这里，但是获得诺奖之后，他所有的计划“都悬在半空中”。
在回忆起与罗默共同执教的日子时，雷蒙校长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罗默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抱有浓厚兴趣，他所有的学术生涯都致力于理解经济增长，并推动整个经济界更多地去思考劳动力和资本以外影响经济发展的要素，比如社会、法律和科技等因素。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举措表示惊叹，中国的经济特区的发展以及经济所产生的爆发性的增长都让他诧异。他在中国生活期间一直在试图理解中国的文化。”
雷蒙校长说道，在罗默教授离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后，他们曾一度讨论过让罗默回到上海，但是后来双方没有敲定确切的时间。
他还说道，在教学方法上，罗默教授也非常独特。他经常问学生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但同时也问得很婉转，并激发学生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此深受学生的爱戴。
罗默向雷蒙校长透露了他最新的研究。他认为，人类社会会使用复杂的系统来完成任务。这些复杂的系统，推动社会不断前进，而不会陷入停滞或倒退。
“于我个人而言，我对人类社会称之为‘科学’的复杂系统深感兴趣。杰出的科学家会采取某种思维方式，遵循某种范式与彼此沟通。”罗默说道，“我正在研究的是，这种科学思维及交流范式如何在证据体系不断扩充的相当长的过程中，对各种对立理论进行测试筛选。这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各种实用知识，逐步取代迷信观念的一个必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