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降书
1895年2月12日，刘公岛上所有的抵抗已然停止，一艘名叫“镇北”号的炮舰悬挂着白旗驶出了威海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坐该舰抵达威海湾外日本舰队的锚地，随后登上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将一封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具名的降书交给了联合舰队参谋岛村速雄并由其转交给伊东佑亨司令，降书内容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军门统领丁，为咨会事：照得本军门前接佐世保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生灵，愿停战，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之命，并许出岛归乡，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许可行，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作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右咨伊东海军提督衙门。”
因为不属于北洋海军系统而被推出来顶送降书这种倒霉差事的广东水师将领程璧光
伊东佑亨接信后，与各舰长幕僚商议后决定接受这份降书，并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回信，且附上了果物、酒水等礼物交程璧光带回。同时通报各舰北洋海军已表示降伏，并且特意加了一句：“丁提督平安无事”。得到通报后的联合舰队锚地就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一天之后的2月13日，还是那位程璧光管带，乘坐着另一艘炮舰“镇中”号同样挂着白旗，再次来到了“松岛”舰的甲板上，向负责接待的联合舰队参谋长出羽重远递交了第二封以丁汝昌名义所写的正式降书：
“伊东军门大臣阁下：顷接复函，深为生灵感激，承赐珍品，际兹两国有争，不敢私受，谨以璧还，并道谢忱。来函约于明日交军械炮台舰船，为时过促，因兵勇卸缴军装，收拾行李，稍须时候，恐有不及，请展限定于华历正月廿二日起，由阁下进口分日交收刘公岛，炮台军械并现在所余舰船，绝不食言。专此具覆，肃请台安，诸希垂察不宣。外缴呈惠礼三件，正月十八日，丁汝昌顿首。”
以丁汝昌的名义写的第二封降书
相比下图的丁汝昌真迹，很容易的发觉这封降书并非是丁汝昌的亲笔。甚至一点模仿丁汝昌笔迹的意思都没有。
丁汝昌手迹
和前一天的景象类似，唯一区别的是悬挂在“镇中”舰后桅上的龙旗只升到了一半，表示刘公岛军民正在服丧，而服丧的对象正是丁汝昌。移动佑亨接信后除了照例通报全舰队和协同作战的山东作战军陆军外，同时下令全舰队除了重要仪式等特殊情况之外，一律禁止奏乐，以示对丁汝昌的哀悼。并且同意将一艘北洋海军军舰解除武装后归还中方，用以运载丁汝昌等人的灵柩以及幸存官兵离开刘公岛。
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已被解除武装的原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号运载着丁汝昌等自杀身亡的海陆军高级军官的灵柩鸣着汽笛缓缓驶离了铁码头，离开了刘公岛。
这是一幕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顿足捶胸、痛心疾首，“甲午”这两个字在不少国人心目中等同于国耻。而国耻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曾经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最终的投降。
矫降乎？真降乎？
“投降”在东方的伦理看来无疑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刺眼、听起来十分刺耳的词眼儿。因此北洋海军最后的投降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舆论诟病的焦点。而这个焦点的“风暴之眼”就在于北洋舰队的投降是否真的出于丁汝昌的本人意愿或者是授意。事实上，为了丁汝昌是否真降这个问题，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民间，争论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大体分为两派，本人将其大致归纳为“矫降派”和“真降派”。
“矫降派”认为：单单凭借丁汝昌最后自杀殉国就说明丁汝昌是决计不降的，因此两封降书均是伪造丁汝昌笔迹、假传丁汝昌命令的赝品。认为导演这场“活死人剧”的是时为以道员衔任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的牛昶昞，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丁汝昌坚决不降而被洋员威逼，不从而决意自尽，事前将其提督大印交予牛昶昞令其截去一角以示作废。可是牛昶昞并未依令行事，而是在2月12日丁汝昌自尽后与洋员密谋，假借丁汝昌的名义、模仿其笔迹请降，并盖以丁汝昌的提督大印，在得到伊东佑亨的回复后再次以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正式的降书。战后在朝廷追究责任的时候，牛为了推卸责任，将其所作的一切全部推到了丁汝昌的头上。因为丁汝昌已死，无从争辩，所以牛昶昞得以脱罪、仅受到革职的处分。这也是大部分主流的媒体和历史教材均采用的观点。
而“真降派”则认为：丁汝昌是写完这两封投降书后才自尽的，理由是2月12日那天伊东佑亨在收到了程璧光递来的请降书后向全舰队通告中有一句：“丁提督平安无事”，并且出港的“镇北”号上也未悬半旗，说明丁汝昌在这个时候还是活着的。因此得出了结论：丁汝昌服毒时间不是投降前夕（2月12日临晨），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2月13日黎明前）。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另外，洋员马吉芬认为丁汝昌“为了自己麾下官兵的生命”而“不惜牺牲自己”是从侧面证明了丁汝昌是亲自下令刘公岛军民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的。
有据于此，部分持丁汝昌是真心投降观点的人甚至认为丁汝昌是出于贪生怕死的动机而下令投降，投降后却又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选择了畏罪自杀。当时的诗人黄遵宪对丁汝昌的死尖刻的指责道“已降复死死为谁”（既然已经投降了，你又何必自杀？自杀给谁看呢）？
被抛弃的绝望
对于一般人而言，投降到底是否是丁汝昌的本意对于北洋舰队最终投降的结局意义似乎不大。但是，事关一个中国海军高级将领的名誉。本人认为还是要捋清丁汝昌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的轨迹，这才有助于还原一个尽量真实的丁汝昌。
1895年1月25日下午，一封伊东佑亨亲笔所写的劝降书由英国军舰“赛文”号驶入威海湾，转交到了丁汝昌的手中：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机不利，即以全军舰船，权降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大端观之，诚以微微小节，不足拘泥。仆于是乎以声震宇内日本武士的名誉，请阁下暂游日本，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际，切愿真正需要阁下报国时节到来，请阁下听纳友人诚实之一言……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毅然执着陈旧治国之道，目睹任其陷于厄运而同归于尽耶？抑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耶？……伊东顿首。”
由于其老师胜海舟和丁汝昌的关系，伊东佑亨在丁汝昌面前的姿态始终放得很低
此时此刻，刘公岛已经是大兵压境，面对兵力的数量和质量均远超自己的对手，丁汝昌决意一战。“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可是，战局却不能如丁汝昌拒降那般干脆坚决。在此后的战斗中，威海的南帮炮台群相继失陷，驻守在此的戴宗骞、刘超佩部的巩军和绥军损失惨重（原本不厚的兵力分散在各个炮位上，除去操作火炮的士兵外，剩下的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屈指可数，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攻击），以至于北帮三座炮台也无法防守而被迫自行毁弃；日军鱼雷艇两次趁夜突入威海湾，用鱼雷将“定远”舰重创搁浅、“来远”、“威远”、“宝筏”等舰相继被鱼雷击沉击毁；日岛炮台被毁弃守；鱼雷艇队又随求救信使突围、因无法返回而四散而去（最终除了“左一”艇外，其余各艇均搁浅，或自毁、或被俘）；在之后的炮战中，北洋海军最后的旗舰“靖远”舰又被重炮击中坐沉……
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无情的剥离刘公岛本不雄厚的防御能力，而援兵却如同空中楼阁、渺无音讯。1895年2月8日晚，大批的海陆军官兵和刘公岛绅民聚集到海军公所衙门前哀求丁汝昌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很显然，此时刘公岛的局势，即便是对大时局茫然无知的普通人都已感觉到大限将至。值此危局时刻，面对前途的绝望和自身身家性命的忧虑，出现这种局面本人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令本人十分触动的是：在得到丁汝昌在2月11日若援军未到就会给众人一条生路的许诺后（丁汝昌晓以大义，勉慰固守，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农历正月十七日即为2月11日），这些军人默默的回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并在2月11到来之前继续和日本人坚决的战斗了三天，直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上演，援军依旧没有出现半个影子。
可以想象，此时丁汝昌面临的是一种被国家抛弃的绝望。
面对崩坏的战局和被国家的抛弃，丁汝昌内心其实早就死了
走进丁汝昌的内心世界
丁汝昌对刘公岛军民的那段承诺成了全岛军民战斗到2月11日的精神支柱，因为此时刘公岛上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到了“弹将尽、粮已绝”的地步，坚持到2月11日已然是极限。对于刘公岛的军民而言，他们信任丁军门，所以愿意相信丁军门的承诺，为此他们也愿意履行他们的诺言，一直坚决抵抗到了2月11日。一般主流资料里认为的2月11日刘公岛军民士气全无、纪律崩坏、全无战意的迹象完全没有出现。
显然此时的日舰也认为刘公岛的战斗意志已然丧失得差不多了，因此日本联合舰队派出了由战斗力较弱的老舰组成之第三游击队再次来到威海湾东口，原本想做一次武装游行示威的日本水兵却遭到了极其猛烈的火力反击。当天第三游击队的两次突击尝试均告失败，日方记载中国士兵打疯了，火炮命中率高得出奇，第三游击队各舰被连连命中。这一刻，刘公岛几乎爆发出了它仅剩下的些许力量。
可是在这最后的爆发犹如回光返照，2月11日夜间是大限将至的时刻，期待已久的援军依旧没有出现，至此全岛陷入空前的绝望，海军公所衙门前再次聚集了哀求生路的军民。面对这些已经尽了他们的全力，现在仅仅只希望能苟活于世的人们，丁汝昌的内心会想写什么呢？本人试着走进这位海军将领的内心世界，并根据留下来的些许线索来剖析丁汝昌到底是不是主动请降吧。
首先，丁汝昌在最初收到伊东佑亨的劝降书后的态度是坚决拒绝、甚至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此时的威海虽然已经是黑云压城，但是防御体系尚算完整，尚能一战，更何况丁汝昌常年所受的教育也决不允许他不战。
但是当丁汝昌面对聚集在海军公所哀求生路的军民做出“2月11日援兵不至自会放他们一条生路”的承诺后，本人认为此时在丁汝昌的脑海里未必没有投降这一选择。此时的刘公岛已然是四面包围，如果没有援兵，本岛军民是绝无突围的可能，那么所谓的放生路只剩下投降一途才能保住这些人的性命。根据亲历甲午亲历者卢毓英回忆：丁汝昌曾问其幕僚陈恩焘若西方海军若处此情境，会怎么办？“盖以军火已罄，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败，有情愿服输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之意遂决。”
2月11日坚决的抵抗之后，刘公岛军民履行了他们自己对丁汝昌的承诺，丁汝昌许诺放生路的期限既已到达，此时的刘公岛上已然是一片哀怨之声，除了向丁汝昌哭求生路者，已无人愿意听从丁汝昌的命令了。以至于丁汝昌数次下令炸毁“镇远”舰，已无人执行，唯有痛哭而已。士无战意，全岛数千条人命均在丁汝昌的一念之间，即便丁汝昌自己心里纵有千万般的不甘，为了一人的节义名声而祸及数千生灵，又岂是丁汝昌本性所想？面对此情此景，丁汝昌也无法再要求他们尽忠更多了。
而且丁汝昌所不知道的是，他费尽心机送出去的求救辗转送到北京城的时候，中枢阁臣们并没有考虑如何救援，反而却开始挖空心思、争先恐后的往早已不堪重负的骆驼背上加上最后的一根稻草。当然，肯定不止一根。因为党同伐异，对于把持舆论的清流而言，扳倒李鸿章是自甲午开战以来的既定方针，直接扳倒李鸿章有困难，那么就得拿他左右的肱股干将开刀，淮系陆军中他们选择了卫汝贵，所以在朝鲜战场作战坚决勇猛的卫汝贵最终人头落地；海军则选择了丁汝昌，所以自甲午战火燃起，针对丁汝昌的攻击弹劾奏折早已汗牛塞屋，其中尤以清流魁首翁同龢的高足、翰林文廷式的攻击为最甚：
“……丁汝昌向来驻定远船，而定远被轰之时，乃适在镇远，其为先知预避，情节显然。自去岁以来，盈廷弹劾，严旨拿问，而李鸿章护庇益悍，卒至国家利器殉于凶人之手，此实人神所同愤，天地所不容。”
清流健将文廷式，但在本人看来，他是一个以栽赃诬陷见长、有文化没节操、本该千刀万剐的文痞罢了
而此时，原本已经赶在救援威海路上的淮军老将陈凤楼部的马队在2月9日被山东巡抚李秉衡截停在海阳、莱阳，旋即又被调往天津。另一支早在2月5日就已经抵达黄县，也被李秉衡截停下来，作防御登州之用。威海越早失陷，李鸿章就越能万劫不复，因此在李鸿章的政敌们眼中丁汝昌必须得死。
山东巡抚李秉衡在甲午战争期间对威海基本持见死不救甚至巴不得威海快点死的态度
原本增援威海的淮军老将陈凤楼的马队半道上被李秉衡截停在了莱阳海阳
自己拼力保卫的国家非但在自己为难的时刻不尽力救援，反而截停援军在前，无端诟病在后，要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丁汝昌内心的绝望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国家有负丁汝昌在先，即便他真有投降之意，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连国家都抛弃他了，他又有什么义务为国死战到底？
所以，本人相信2月12日送到伊东佑亨手中的那封降书确实为丁汝昌亲笔所写，而丁汝昌也确实在2月11日夜晚服下了鸦片毒酒、辗转到2月12日临晨方才气绝，这是有定论的事情。所以，2月13日伊东佑亨收到的那封丁汝昌具名的降书则肯定不是出自丁汝昌之手。因为对比两封降书的影印件第一封降书笔迹到底是不是丁汝昌所为如今尚未有定论，可是第二封降书的笔迹却和第一封降书完全不同，却是道员牛昶昞的笔迹，之所以依旧采用丁汝昌的名义却未刻意模仿丁汝昌的笔迹，实在是2月12日伊东佑亨接了第一封降书后力压众幕僚要求将刘公岛军民当作战俘羁押，而同意让这些人交出武器后作为白身遣返归乡，完全是出自对丁汝昌个人的敬意（伊东佑亨的师父胜海舟与丁汝昌是生死之交，因此伊东佑亨在辈份上低了丁汝昌一辈，即便在他给丁汝昌写的劝降信语气也是极为谦恭恳切，活像一个小辈），若过早让伊东知道丁汝昌的死讯，恐生变故而祸及全岛军民，也有希望伊东佑亨能信守诺言、善始善终之意。
至于黄遵宪“已降复死死为谁”的挖苦，本人更是觉得甚无道理，与丁汝昌有“政治对立”的李秉衡、文廷式之流对丁汝昌的攻击诋毁自是上不了台面。黄遵宪固然是爱国诗人不假，即便和丁汝昌之间并无私人恩怨，但是终究脱离不了文人的酸腐矫情之气，对丁汝昌的要求也未免太过刻薄，毕竟当时在刘公岛上的并不是他黄某人。不明是非在前，口无遮拦在后，汹汹之议亦源于其口，虽然事出有因，但也难辞其咎。
爱国诗人黄遵宪在对待丁汝昌的态度上体现出一身酸腐矫情的味道实在令本人难以恭维
不那么重要的结论
话说到这里，本人的结论出来了。牛昶昞应该是被冤枉了，若他真的贪生怕死想脱罪，他在以丁汝昌的名义起草第二封降书的时候大可以更细致些，模仿丁汝昌的笔迹，如此则掩饰得更加滴水不漏。而第一封降书不管是不是丁汝昌亲笔所写，本人也愿意相信丁汝昌的内心中确有此意。至于到底是否为丁汝昌的亲笔，本人反而觉得不那么重要了。即便是丁汝昌亲笔所写或者授意旁人所写的降书，本人亦认为丝毫不损丁汝昌的形象，反而让其更加丰满和真实。老丁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且不说他已经拼尽全力，即便他并未尽力，可面对完全绝望、全无战意、只求生路的军民，丁汝昌一个人的抵抗意志再坚决又能如何？难道要裹挟着整个刘公岛数千条人命一起玉石俱焚才符合所谓的“忠义死节”么？
秉承丁汝昌的遗愿办理刘公岛交割事宜的牛昶昞（左二）着实也是个悲剧人物
对于丁汝昌的降书，纵然是言之凿凿，也许不容于东方的礼教，但是也绝非什么十恶不赦之事，之所以不少国人以此为耻，其动机出自何处不妨看一看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中的一段：“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的真正原因的史料的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理性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在不知道耻辱根源或者明知道根源却不敢触及的动机下，当事个人的悲剧自是不可避免。
带领兵将冲锋陷阵取得功名的统帅固然能集万千敬仰于一身，但是在绝境之下、能够以个人之名节保全麾下曾拼死效命的属下性命，不至于让他们再无谓的成为孤魂野鬼，而是回归故里与亲人团聚，这样的统帅又何尝不应该受到世人的尊敬呢？
当真是“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本人敬丁汝昌之处，莫过于此。
丁汝昌的空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