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国学和(域外)汉学几乎同时成为不断占据学术界视野的学术焦点和学术发展流向。然而,这二者都面临着某种定位的危机。汉学和国学的对象领域,表面上是互相叠合的学术领地，可这种表面的叠合,正是充满悖谬的一切的一个基点。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在当代思想版图上,二者的学科定位、研究主体、对象范围的划定、方法论基础、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都依然是亟待进一步深入反思和细致梳理的问题。
汉学的范式转换
在国际学界,汉学早已是复数概念。关于汉学的定义,特别是在对这一学科的性质和广度方面的厘定,历来较难统一。德国汉学家、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的拥有者佛兰阁(OttoFranke,1863–1946)的定义最为宽泛,因之也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
然而,汉学的自我理解和定位必须从汉学史的回溯开始。从简略的历史看,汉学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每个阶段都形成了不同的范式,而每种先行的范式,总又不同程度地包含或投射于后起的范式之中。
从始自14世纪游记汉学(前学科阶段)、始自17世纪的传教士汉学(价值对话阶段)、始自19世纪的学院汉学(语文学、历史学阶段)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美国学界主导的日益多元化和实证化的中国研究(社会科学阶段),无论关于汉学的概念宽泛还是狭窄,汉学总是一种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这个“他者”(dasAndere/theOther)的学科。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汉学的历史,究其根底,不过是一场由基督教文明所发起的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历史。这一部汉学史,首先是西方近代精神史自身的一组血脉。在汉学的名义之下发生的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其实一直是西方(或“东洋”)自我理解的一个曲折历程。无论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导向如何、专业旨趣和训练如何,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汉学研究中的这种“他者”的地位从未改变。
国学的范式确立
自20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学热”日渐升温。然而,一个成为学界普遍共识的国学概念,一直未能达成。在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走过大约百年的历史之后,国学概念的重新确立,始终面临着如何跨越当代学科壕堑的技术性难题。
人们尽管可以不假思索地说,是的,一国有一国之学,一国之学,是谓国学。这样的逻辑诚然干净利索。不错,在今天的学科版图上,研究古印度文化的学科称印度学,研究美国社会文化的学科称美国学,这里,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学科边界似乎统一。可是,国学其实是一个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文化学术诉求,而这一诉求所指向的恰恰是前民族国家时代的传统。在这个民族国家林立的现代,“国”与“学”的覆盖范围往往事实上无法叠合，这类现象不胜枚举。在西方的文化学科体系中,闪米特学、波斯学、伊斯兰学等以古文化为对象的学科,更是如此,这里,学科的对象并不是某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一国之文化,而是以某种语言或语系为核心的文化历史领域。在此意义上,每个国家都有其“国史”——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然史,是可以从编年史的意义上建构的;然而却未必就有与之相应的“国学”,即植根于民族语言和传统深处的、同时以民族国家为自然界限的知识体系。
在古代中国,从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到经史子集、三教九流的漫长古典传统中,一种统一的明晰的国学观念并未形成。人们往往忘记一个世纪前国学概念(章太炎)和西方现代学科分野在现代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引入之间的微妙的共时关系。国学固然是学——以学科形态所展示出来的关于传统及古典时代的种种知识体系,但无论如何,我们断不可忘记的是,国学之为学,并不等同于任何一学——即某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如甲骨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等,国学首先与国相关——独特的文化形态及与此相关的价值问题,以及在今日的全球化语境中这一价值体系的地位等等,乃是这一学科之核心。
在章太炎的时代,国学之为问题,正是国之为国、学之为学成为问题之日开始的。有意味的是,百年之后,国学在完全不同的新的时代语境中成为焦点问题。国学应该是一种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前学科和跨学科的学问?应该是各种有独特中国色彩的传统实证学科的重光?或者应该是一种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关于文化自性(kulturelle Identitat/cultural identity)的价值学科?范式确立的难题,恐怕是今日国学之思的首要课题。
国学与汉学的视界融合
在一个文化对话成为自觉或不自觉的生存方式的时代,文化自性何以确立、跨文化语境的视野融合何以可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对学术实践提出的难以回避的理论挑战。这一精神背景,使对国学和汉学的自我定位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成为同样难以遁避的理论课题。
汉学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西方的学问,尽管其对象领域为中国和中国文化;而汉学史就其实质而言,是欧洲近代精神史乃至世界精神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一方面,汉学和汉学史的精神历程和成果能否纳入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视野,正是国学能否获得自觉的价值意识、而同时又成为一个当代学科的重要先决条件。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的境域中自给自足地循环下去。另一方面,仅仅这样的学术迂回本身根本无法应对我们今日时代的精神课题,没有主体性醒觉和主体性能力,任何互为主体的对话都必然只是空话。国学之所以成为我们今日的学术焦点,恰恰也正是在这种自我醒觉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我们这里所谓的文化对话式的(域外)汉学研究,指的是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注重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研究。在此,“中国”不再仅仅是实证的知识学的对象和他者,而是积极从事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在此,传教士汉学范式中所本来蕴含的价值对话,将以新的学术形态继续进行。这样的汉学研究,才能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学研究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一种重归价值对话范式的汉学和一种获得自觉问题意识、在对话格局中建立自身学科范式的国学,都有待于全球化时代的新一轮的视界融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