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内的性骚扰，要不要公示？
5月11日，滴滴邀请社会各界共同讨论是否支持公示车内性骚扰者。性骚扰事件一经核实，不论是乘客还是司机，平台都将从严治理。目前，滴滴的平台上已经有超过2万人参与了投票，有89%支持公示，也有超过300人认为，涉及个人隐私不应公示。
首先，很多人会奇怪：网约车里面的“性骚扰”，为什么要由滴滴公司来处理、公示，不是应该直接交给警察法办的吗？
其实，这恰恰是“性骚扰”问题难处理的地方。“性骚扰”的概念本身比较模糊，并不等同于猥亵、强奸等赤裸裸的性暴力犯罪，很多时候警方很难直接介入处理。事实上，对中国而言，“性骚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需要在“社会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当中，经过社会共同讨论、碰撞，才能渐渐达成共识，这需要一个构建的过程。
从中国的法律来看，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写入了“禁止性骚扰”，但是“性骚扰”概念并没有被后来的修订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所吸收，这让“性骚扰”游离于现行的执法体系之外，被一些学者称为“法律孤儿”，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机关，哪怕作为民事责任，其边界仍有很大的争议。
只有当“性骚扰”具象化为“咸猪手”、袭胸等对女性的猥亵行为时，警方才能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当事人进行拘留。而很多时候，地铁、公交以及网约车里的性骚扰行为，还没有达到这个“烈度”。比如，这次滴滴披露的车内性骚扰案例包括：男乘客索要女司机微信，男司机谎称“老中医”借把脉骚扰，司机在接单过程中播放不雅视频被投诉……
老司机飙车说荤段子、言语上轻薄女性、借着递东西的时候“揩一下油”，这些没有明显对女性的身体暴力伤害，但是已经构成对女性尊严的冒犯，也毒化了社会风气。女性受害人明显感到自己受到伤害，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性骚扰的过程也是一个加害者逐步“自我确认”的过程，如果早期的、轻微的性骚扰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制止惩戒，那么，行为人可能胆子越来越大，恶行会进一步升级，走向猥亵、强奸。
但是，在这些个案当中，司法很难有效介入，毕竟性骚扰较为隐蔽、隐晦，很难直接套用相关严惩猥亵行为的法条。所以，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公共场所的管理者、雇主、平台管理方承担起治理责任，成为守卫社会价值的哨兵。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将职场“性骚扰”定义为“不受欢迎的性试探、索求性利益，或者其他包含性涵义的口头或身体行为”。而什么叫“性试探”？什么叫“性涵义的口头行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对涉性的话题的接受、容忍程度也不一样。
针对“性骚扰”的共识，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可能照抄舶来品，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参与，制订属于我们的社会规范。
就像韩国那部电视连续剧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就算敏感点也无妨”：男同事的“乱开车”、飙荤段子；领导的“外貌协会”品评；遭遇“暴力表白”，每天各种短信、电话狂轰滥炸……对这些行为，从女性个体认知到全社会共识，都应该是“就算敏感点也无妨”，这应该是反性骚扰的大方向。
安全整改以来，作为平台方的滴滴做了不少举措和尝试，这次愿意直面性骚扰问题，值得肯定，但也可能引发不小的争议。至少，这项动议是努力在实践、碰撞中摸索中国社会共同认可的公约数——平衡对男性和女性、司机和乘客的保护。这个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要跨过这两个门槛。
首先，什么才算是性骚扰？一方认为这是言语轻佻、侮辱，而另一方可能自认是“热情似火”。这个“灰色”边界其实也不是不能处理，平台可以及时向双方（特别是有强约束力的司机一方）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当事人自然会避免向灰色地带试探，时间一长，就有了共识和自觉。
其次，如何公示性骚扰者？目前，滴滴在自己的APP、小程序里面，有“恶意扰乱平台秩序的公示系统”，从之前的公示形式看，平台会公示当事人的加*号的名字、手机的部分号段，以及公示司机所在地域、处罚理由。
这意味着，性骚扰者不会露出全名、手机所有号码，更谈不上个人照片以及身份证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但是这样的“公示”是不是过于“温柔”呢，没有惩戒的力度呢？应该看到，哪怕没有露全名，因为性骚扰在网约车司机的圈子里被这么一挂，“杀伤力”还是相当大的。这也是倒逼着一些想动歪脑筋的人要谨言慎行，脑子里绷紧那根弦。
一个对女性友善的社会，一个得到公认的反性骚扰标准，需要所有人的参与构建，“标准答案”只能在我们共同的探索过程中呈现——用那根细细的红线管住“飙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