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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全国性学术期刊《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2期刊发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撰写的《以性别视角分析人口新格局下的生育支持》一文，从性别视角解读了中国人口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郑真真在文章中指出，性别视角对理解和应对人口变动至关重要，在相关公共政策设计、实施和评估中更应重视性别平等主流化。
该文在“生育支持政策的性别分析”这一章节关注了近年来各地修改、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文章认为，“有些政策讨论和对策建议仅针对生育本身，未触及问题根源和围绕生育的社会与政策环境，更缺乏性别视角，值得引起重视和警觉。例如，对生育特别是多孩生育的育儿现金补贴、延长产假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和女性照料角色的家庭分工。”
在郑真真看来，“虽然当前为‘不敢生’发声的主要是城镇中产阶层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但应意识到即使在农村女青年中，生育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有研究发现，农村女性的观念已经由传统乡土社会的终极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向现代社会的情感性价值转变，年轻女性也掌握了更多的家庭生育决策权。因而，无论城乡，中国正在沿着发达国家和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路径走向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
“相对于社会层面的性别平等如教育、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等，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的性别平等与生育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例如家庭内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会增加妇女对生育的成本估计，而这方面的问题很难体现在宏观层面。”她指出，“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来自家庭内外与生育相关的压力会主要集中在妇女身上，增加了妇女的生育成本，无疑会对妇女的生育决策起到消极作用。虽然鼓励和提倡男女分担家务非常必要，但并不意味着要将家务和照料负担转嫁给男性。家务和照料劳动社会化是缓解工作和家庭冲突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减轻家务负担，应是公共政策的着力点。”
“已有生育支持政策和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生育本身和婴幼儿养育方面。但是应当看到，现代家庭的子女养育几乎是伴随一生的责任。”文章分析称，“生育支持不仅要关注生育、养育、教育的经济成本，更应重视不同阶段的父母时间投入，采取措施调整制度安排，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短期的非全时工作岗位等，才有可能避免父母因阶段性的子女照料陪伴而退出劳动参与甚至中断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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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郑真真还提到了长者照护对生育的影响：家庭成员的照料尤其是老年照料，也和青年的婚育决策相关联，尤其与女性的生育决策密不可分。
因此，文章得出结论：在低生育率全球扩展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变化、年轻人对人生目标的计划和优先排序、独生子女家庭的照料焦虑、女性的照料角色延续，均预示着未来的低生育率发展趋势。与其试图改变观念甚至尝试引导年轻人“早生多生”，不如根据这一代人的优先排序，在支持他们实现个人发展计划的同时，缓解其组建家庭和生育的各种竞争压力。生育支持不能仅考虑生育的物质条件，还要考虑到围绕结婚生育决策的方方面面，尤其应充分理解并缓解或化解女性的现实焦虑。劳动安排弹性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均为缓解工作和家庭冲突的有效途径。
郑真真认为，“人口转变前后的政策干预效果说明，如果仅仅为了达到某个宏观人口目标而采取政策干预，轻视家庭和个体的需求，不仅政策效果不佳，还有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尤其是损害女性权益。生育支持政策不应仅关注宏观人口指标的变化和人口目标的实现，而应将妇女视为生育主体，避免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出现不利于妇女发展甚至损害妇女权益的问题。”
她指出，“鉴于职场和家庭内的性别平等对实现夫妇所期望的生育有支持和促进作用，考虑与生育相关的政策取向，应当超越在短期内促进多孩生育、提升生育数量的思维局限，更多关注性别平等、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家庭福祉以及其他民生方面的问题，致力于改善各年龄段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此外，不应指望任何政策对人口变化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使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也需要长期坚持才能逐渐见效。”
“中国多年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群众的期望水平，这意味着生育水平存在提升的空间和可能，但需要来自外部力量的有效支持。政府主导的、从性别平等出发的生育支持环境，将不仅有助于年轻夫妇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也有望遏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对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长远意义，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文章总结称。
公开资料显示，郑真真1977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学系，曾留学美国并获统计学和医学信息学硕士学位，2000年于北京大学获人口学博士学位。1992年留学回国后，她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任教10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统计学和人口分析技术的应用、妇女人口研究、生殖健康的社会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