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考古已经翻过了厚厚的一页。许许多多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都已证明：安徽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我们如果对安徽考古给以追溯的话，不难发现，汉代的钱币、新石器的石斧、战国的楚金币皆屡有记载。 到了宋代，桐城画家李公麟还是一代金石大家；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搜集了琅琊山上的唐贤石刻并记录在其《集古录》中；赵明诚与其夫人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里，更是 广为记载了安徽各地的金石资料；清代泾县人赵绍祖还专门汇编了《安徽金石略》，详细调查了当时安徽八府五州的青铜 器与石刻，算是一份比较详细 的记录。清代时宣州曾出现有以考古发现为题的诗歌；民国早期，宿州地区的一些破坏古 墓的案例被有关报刊登载。
这以后安徽考古还有三件大事可值得记录：一是桂系李品仙在寿县盗掘楚王墓，二是抗战时国民党驻军司令唐式遵在徽州 大肆搜罗流散文物，三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王湘等人于1948 年在寿县一带进行田野考古调查，这件事可以看作是安徽最 初的、科学的田野考古发韧。
新中国成立以后，安徽的考古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治淮工作的开展，数千年埋藏地下的各种文物不断被发现。五十年代是安徽考古实物搜集的一个重要时期。皖南大量的明清古建筑被发现确 认，各种契约、金、银、陶瓷器物与雕刻构件被征集到博物馆里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的考古事业更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旧石器考古方面，安徽省已发现 了几十处旧石器地点，初步判明了打制石器的文化渊源；在人类起源与体质发展方面，繁昌人字洞发掘是近年国际人类学界高度关注的新发现，和县 猿人与巢湖智人的发现扩大了我国古人类分布的范围，从而证明安徽在四十万年前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在新石器时代，也 即夏以前的几千年间，安徽发现了300多处遗址，像潜山薛家岗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蒙城尉迟寺遗址的成排房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的精美玉器，成为5000年前中国文化的 “明星”。
在夏商周考古方面，成果如繁花似锦：皖南南陵与铜陵之间发现了大工山古矿冶遗 址，是中国商末至西周时期重要的青铜基地；寿县发现的大量楚文化金币、青铜器、城址、宫殿，是安徽省历史上最早的“国都”；寿县蔡侯墓、舒城九女墩墓，怀宁、 繁昌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春秋时期重要的发现。两汉以后的考 古发现多达数千处，像天长市三角圩汉墓、巢湖市放王岗墓，萧县破阁汉墓，马鞍山 发现的曾生擒关羽的三国东吴大将朱然的墓，濉溪县柳孜发现的唐宋大运河码头，凤阳县发现的明代第一个都城中都城、皇城等等，都是价值巨大、 影响深远的重要考古发现，有的成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 一。
当前，基本建设中文物破坏屡见不鲜，考古人员跟着推土机拣文物，并非是一句笑话， 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过了某些个人的恶意的破坏，走私犯罪，已成为制约中国考古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难点。因此安徽的考古要继续发展，还需要各级政府严格履行并承担起法 定职责，保护好业已发现的各种考古遗址、遗迹，严格操作程序， 正确处理好建设工程与文物考古 保护的关系，加强考古队伍建设， 重点解决一些具有全局性和重要 价值的科研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