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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吉林长春年近六旬的国家公职人员、副调研员付国华，从2015年5月起，两年多时间内，以金钱为诱饵，多次猥亵并强奸幼女张某，还致使女孩怀孕并引产，而最初事发时被害幼女张某仅12岁。
2018年11月一审法院以犯猥亵儿童罪、强奸罪为由，判决付国华有期徒刑6年，长春市宽城区检察院认为量刑畸轻，提出抗诉。2019年3月6日，长春市中院作出二审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该案日前披露后，引发广泛关注。
该案中，作案者付国华犯下的禽兽罪行，无疑为法律和人伦所难容。而在追讨正义的过程中，涉事检方的抗诉显然起了关键的作用。
《刑法》规定，一般强奸案，量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对于“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但相对于强奸多人、轮奸等明确的法定加重情节，“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并没有明确标准，这导致之前不少判决量刑失之于轻纵。
“抛开剂量谈毒性是耍流氓”，“抛开量刑谈严惩性侵”显然也不可取。
从本案案情看，受害者最初受害时是12岁幼女，还没有完全发育，付国华就对其实施长达2年多的性侵，必然对幼女的生理、心理造成严重摧残，还导致其承受怀孕、引产的苦难。此外，付国华本是国家干部，是相当于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的副调研员，其罪行的社会恶劣影响远比普通人犯罪严重，知法犯法，更应严厉处罚。
性侵12岁幼女，罪行长达2年，导致怀孕，身为国家干部……这些客观事实再加上当事人犯罪手段恶劣，这些性质恶劣的罪行“加项”，已使本案的恶性程度远超普通的性侵案。这应该精准体现在量刑中，让判决成为“正义的科学”，而不能说仅仅在法定刑罚以上“加一点”就算依法严惩。
一审之后，抗诉机关长春市宽城区检察院就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付国华犯猥亵儿童罪、犯强奸罪两项罪名均适用法律不当，导致量刑畸轻，要求处刑10年以上，终于在二审加刑改判。可以说，这种结果更加符合法治精神。
检索新闻可以发现，近年来，多地检察院都曾以强奸幼女、少女案量刑畸轻为由，进行过抗诉。
如2014年，甘肃庆阳一男子强奸一名13岁幼女，一审获刑3年，由庆阳检察院抗诉后，改判为5年；山东日照一名40岁男子多次对不满14周岁的幼女进行强奸、猥亵，一审获刑8年，由检方抗诉后改判11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方某省一农村小学教师多次对7名幼女学生实施猥亵、强奸，还是由最高检向最高法提起的抗诉。2018年6月，由最高法召开审判委员会审议此案，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列席会议并发表了意见，这堪称“天团级审判”，也亮出了司法机关保护未成年人的鲜明态度。
回到该案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因为检察院抗诉成功了，之前法院的判决就是“枉法”的，而是说检察院通过一系列抗诉与法院的正面博弈，形成一个个案例，这最终提升了未成年人保护权益的水位，树立起了一根根高压线。
正义注定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时代变了，社会观念在改变，价值观念在迁移，正义的天平永远需要不断校正准星，才能让司法正义跟上时代和人心。而近年来，全社会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的共识已经达成，朴素的正义诉求也必然体现在司法实践中。
本质上，各地、各级检察院对涉性侵幼儿类案件畸轻判决的抗诉，也是以行动打破习以为常的标准，不断通过个案突破，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之上。
□沈彬（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