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湖南通道时，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围绕着红军前进的方向展开激烈争论。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主张改变原定计划，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最后，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避免了湘江战役后所剩三万多中央红军遭受国民党军毁灭性打击的命运，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生路。这场攸关党和红军命运的激烈争论，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上的一堂生动的党史课，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对于指导我们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学好党史，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就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在通道，实事求是的思想突出体现在毛泽东身上。逆境中的他不计个人得失，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第一个站出来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实事求是地为党和红军寻找出路，实事求是地提出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通道会议实质上就是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否定。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采取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追求的执着和坚定。从通道会议一直到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党内日益发扬光大。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党赢得了民心，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通道会议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之一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通道会议堪称我党我军践行实事求是路线的一个典范。
敢于斗争。历史的转折是一个不断斗争的结果，需要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人物尤其是核心人物们敢于斗争、不惧打击，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把党和人民的事业高高举过头顶，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毅然决然地与凶恶的敌人和党内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毛泽东不顾自己的建议多次被拒绝，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与“左”倾错误领导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苦口婆心地说服当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改变战略方向。来到通道，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的勇气挺身而出，与博古、李德唇枪舌战，据理力争。他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态度十分坚决和果断，李德却说他态度粗暴。正是因为毛泽东态度的坚决和所谓的“粗暴”，最终促成通道转兵，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通道转兵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策略、斗争艺术和斗争智慧，斗争精神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党是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壮大的政党。由建党初期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9500多万人，经过一百年的奋斗洗礼，斗争精神早已融入党的血脉，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乡村振兴、扫黑除恶、反腐倡廉、疫情防控等重大问题和风险考验面前，我们更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始终保持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自觉和胆魄，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困难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独立自主。1922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从此，中共所有重大事项和决策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或派驻代表的同意。长征前夕，随着上海中央局的一台大功率电台被国民党破获，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随即中断。在通道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共产国际失联、没有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出路，跳出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经过14年的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问题，最终只能靠中国共产党自己来解决。而通道转兵为党实践独立自主思想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通道转兵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成功尝试。正是从通道转兵开始，中国共产党有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精神和勇气，使党和红军一改此前被动挨打的局面，使中国革命从被动应战转向战略主动。正如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从此，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独立自主，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独立自主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勇于担当。通道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斗的胜负和他关系不大。但他没有躺在担架上专心养病，而是不在其位仍然主动谋其政。他无论处于多么艰难的处境，心里想的总是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的警卫员吴吉清说：“每到一个地方宿营，毛主席第一件事就是叫警卫员铺开军用地图，研究行军打仗问题。”通道会议上，他坚持挥师西进，博古和李德却指着他的鼻子说：“毛泽东，如果失败了这个责任谁来负？”意思是说，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往湘西走，失败了由共产国际负责；往贵州走，失败了你敢负责吗？在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掌握领导权的政治氛围下，毛泽东敢于坚持转兵贵州，既需要不怕打压、不怕杀头的斗争精神，更需要敢于对党和红军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精神。毛泽东一生都以天下为己任，勇于任事，敢于担事，青年时期就在《湘江评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沁园春·长沙》中大声叩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等等，强烈的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感呼之欲出，扑面而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生死面前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体现的是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担当精神。
80多年了，那场激烈的争论依然言犹在耳。正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和勇于担当，才有了生死抉择时刻的通道转兵，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为实现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