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一说自明代起用以来，一直广为流行，现在各种文学史也都采用此说；但对八大家的名次，却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排列。有人认为很难统一，主张不妨多说并存，应该说还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排名的。我们不妨讨论讨论。
排名之所以被认为难度大，主要还是排名标准的把握问题。有的主张按时间顺序，有的主张按文学成就顺序，有的主张按古文选本所选文章多少为序，甚至有的主张按时人关注度为序，各说不一。我认为排名标准，首先得考虑“唐宋八大家”的内涵，是指的“古文八大家”，也就是对文风变革的倡导和实践（包括散文、诗歌）有突出贡献。这应该是首要的标准，不能偏离。当然也不必绝对化，还得适当兼顾时序和文学成就的考量。
比如比较一致的排名，是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排列在前，这就是既以内涵为主又具有时序性的。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而柳宗元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之一，他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所以把他们排在“唐宋八大家”之首和次位是理所当然。既然开头应该这样排列，那就具有了内涵和时序的意义，也意味着宋代六位的排列应该有所遵循。
有人主张把韩、柳的文学贡献也和宋代的六位加以比较，打乱唐宋时序进行混排。比如有人根据历代选本选文的数量，综合排名为“韩愈、欧阳修、苏轼、柳宗元、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我认为那实在没有必要而且是不妥当的。我们讲的是“唐宋八大家”而不是“八大家”，应该强调的是文风倡导而不是文学作品。再说，要认真把他们八位的文学成就一一加以比较，也实在很困难。
分歧比较大的主要是宋代六位大家的排名问题，其中尤其是欧阳修和“三苏”的排序问题。目前比较显眼的排法，比如百度百科，是把“三苏”排在欧阳修之前，这在本读书人曹宗国看来，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违背了以倡导文风为主的原则，也有违时序。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他也有较高成就。欧阳修是堪称文学家和“文伯”的，同时他也是苏轼和许多人的老师。因此，应该把欧阳修排在“三苏”之前，宋六位之首。
“三苏”中的苏轼在文风倡导方面主要是词风创新的贡献很大，他是豪放派的开山祖，但他在理论和散文写作上贡献并不突出。所以理应排在欧阳修之后。不过苏轼确实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此，虽然苏轼的年龄比他父亲苏洵和王安石都小，他排在宋代第二还是比较妥当的。
关键是苏洵和苏辙能否同苏轼一起、作为“三苏”排在王安石和曾巩之前的问题。
王安石和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欧阳修之后掀起了又一波古文革新浪潮。王安石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记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从文学角度看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也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而曾巩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叙。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叙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
苏洵虽然在文风上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但他在文风革新中的作用和文章成就显然比不过王安石。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擅长政论和史论，文章风格汪洋澹泊，有秀杰深醇之气，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但其成就和影响不如王安石、曾巩，排在他们之前很成问题。
因此，我认为就文风和成就而言，唐宋八大家的排名，应该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
如果认为这样排列有违时序，而且拆散了人们习惯称谓的“三苏”，那么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来概括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