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杨弃非 余蕊均 每经编辑：杨欢
继2021年被浙江夺走“人口增长第一大省”后，广东2022年常住人口负增长，这是过去40年来首次。
3月31日，广东2022年统计公报终于出炉。在已公布的28个省份中（注：吉林、宁夏、西藏暂未公布），广东以12656.8万人继续坐稳“人口第一大省”，但就常住人口变量来看，其一年减少27.2万人，排名倒数第三，情况仅好于辽宁（-32.4万人）和河北（-28万人）。
进一步拉长时间线可以看到，过去40年间（1982年至2022年），广东常住人口年增长量仅有7次低于100万人，而其中前5次均维持在80万人以上，2021年这一增量大幅减少，降至60万人，2022年则首次转入负增长区间。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历来在集聚人口上具有优势，但相较于自然增长水平，其人口机械增长近两年明显“乏力”。有受访专家提到，在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人跟着钱走”，更重要的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抢人”大战一直都在。
尽管抽样数据存在一定误差，但趋势仍值得警醒。一个可供对比的情况是，过去三年，沿海4个经济大省中，浙江、江苏、山东常住人口机械增长分别达到186.9万人、69.38万人、44.49万人，而广东为-1.65万人。
转负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已有11个省份的常住人口为净流出状态，包括新疆、北京、山东、天津、河南、上海、湖南、黑龙江、广东、河北和辽宁。
这里面，广东的“加入”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2021年，广东净增加60万人，尽管输给了浙江（72万人），首次丢掉“人口增量冠军”的头衔，但在全国范围内，人口增量仍排名第二位；
到了2022年，浙江净增人口37万，大概率将二度折桂，广东却是“由正转负”，净流出27.2万人，排名暂列倒数第三。
广东怎么了？
从人口增量构成可以看到，和大多数省份人口自然增长乏力有所不同，广东这两年面临的更主要的矛盾，其实在机械增长上——人口迁移。
一方面，放眼全国，广东一直算比较“能生”的。过去40年间，仅2000年至2006年出现过连续性的出生人口少于110万人的情况（最低值为2002年的103.94万人）。
尽管2022年出生人口较前一年少了13.11万人，但广东仍是唯一一个出生人口超过100万人的省份（105.20万人）。
与此同时，广东的自然增长人口达到42.2万人，排名全国第一，远高于身后的贵州（14.3万人）和广西（7.2万人）。需要强调的是，已公布数据的28个省份中，只有9个省份仍保持自然正增长。
另一方面，广东的机械增长情况却不容乐观。继2021年机械增长人口仅2.81万人，站到“零增长”门口后，2022年更直接转负，净流出69.4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
众所周知，广东作为外来人口流入大省，人口增长一直高度依赖外省务工人员的输入。
数据上看，广东常住人口长期高于户籍人口，到2018年二者差值高达2845.88万人，此后，尽管在各方面因素推动下收窄，但2021年仍有2737.05万人为外来人口。
对此，有分析认为，近年广东人口增速放缓与疫情直接相关。以湖北为例，2021年人口机械增长达到60.1万，时任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由于当地防控工作比较有效，而其他省份有相应的限制措施，由此推动人口回流。
回流对广东来说，2022年，外来务工人员向老家回流的局面没有根本性改变。根据七普数据，广东人口来源地前五省份中，湖北、广西和四川去年常住人口分别增长14万人、10万人和2万人，且机械增长分别达25.7万人、2.8万人和24.2万人。
与之并行的是，全国正拉开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城市“洗牌”。
据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分析，近年来，内陆省份中心城市呈崛起之势，出现了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新兴增长极，不断推动人口由跨省流动转向省内流动。
而疫情之下，广东原来吸纳大量劳动力人口的传统制造业加速走向智能化、推进“机器换人”，服务业更快触网、改变原有专业市场的发展模式，传统就业岗位大量收缩。
如此一来，对数量众多的务工人员来说，本就难以负荷城市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返乡既顺应了产业转移的路径，又解决了过去外出务工产生的留守老人、儿童等问题。
但这只是一个层面。如果将目光移至其他人口流入大省，不难发现，长三角省份的人口变化趋势恰与广东相反。
2022年，浙江、江苏两省人口分别增长37万人、10万人，且均基于较低的自然增长率——浙江仅0.04‰，江苏为-1.81‰。换言之，浙江、江苏的机械人口增长分别达到36.7万人、25.4万人，外来人口仍是两省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边在快速下滑，一边却是逆势增长，原因何在？事实上，对于粤浙两省人口近年来的“反向”发展轨迹，此前业内就不乏讨论。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分析，广东主要以广深为核心的都市圈发展和吸引人口，但省内城市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粤北落后地区吸收外来人口空间不大；而浙江则更为均衡，县域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分散在各区县，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选择。
产业“全面开花”也降低了疫情对人口流出的影响。据彭澎分析，浙江一些城市、区县产业受疫情影响较小，可能释放出更强的人口吸引力。而随产业迁移的人口也是先在生活成本较低、又与中心城市紧密配套的省内中小城市落脚，而非直接回流至中西部省份。
“回头”总的来说，广东人口走势既受短期偶然因素影响，又与长期产业发展的趋势相关。那么，眼下增长“失速”，更偏向哪种原因？
今年以来，广东多个城市出现明显的人口流入情况。据当地媒体报道，自2月8日开始，一个多月内，广州蝉联全国流入人口第一城，每天迁入人口数量基本占全国迁入人口总量的8%左右。另据百度实时迁徙地图数据显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也多日位居全国热门迁入地前十。
这些人从哪里来？以广州为例，从省份流动数据来看，广西、湖北等跻身其人口来源地前五名。而更多的人则来自于广东省内，占广州迁入人口总量近八成。
“我们看到，春节后广州人流量上升，但这些人有多少会留下来，疫情结束后人口会不会反弹，还有待观察。”彭澎如是说道。
对广东来说，进一步吸引人口是当下发展的趋势所在。根据此前发布的《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广东预期2025年常住人口增至1.32亿，与2022年数据相比，尚有500万的增长空间。
而按照受访专家所说，在总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下，地区间“抢人”大战还将持续推进，广东也无法避免参与其中。
彭澎在近期对广州增城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由于限购政策宽松，在增城购房的人中，有1/3来自广州及其附近城市之外，他们提出的一个共性问题是，由于暂时无法落户，子女入学受到一定影响。
彭澎提出，能否在广州实施差异化弹性入户政策的区域，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让更多人能够享受无差别的公共服务。
类似的区域还有最近限购政策或将调整的深汕特别合作区。“这些中心城市的远郊区域放开落户政策，有助于使广东产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彭澎分析，“接下来，广东还需要进一步从整个大湾区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产业和落户政策。”
而参照浙江经验，广东“抢人”的另一个关键在于进一步推动省内均衡发展，让外来人口在广深之外“还有得选”。
彭澎提到，无论是湾区内的轨道交通成环成网、还是其与粤东西北地区的高铁联通，最终都将有望改变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向。“今后，广东的人口流动不仅要看广州和深圳，还要看珠三角整体。”他说。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