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突尼斯，燎原于埃及、利比亚乃至叙利亚与伊拉克在内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十年了。虽然可能十年的时间尚不足以对其最终影响盖棺定论，但其引发的铁血战乱给中东乃至世界带来的无尽恐惧和不安，则毋庸置疑。中东北非之乱，祸起萧墙，祸及世界。
值此之际，国际部12月23日起，推出“阿拉伯之春”十周年专题报道，从多个维度呈现2011年以来的这十年如何改变了个人、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并对“阿拉伯之春”发生十年后的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的格局、现状和未来加以梳理和展望，以飨读者。
“过去的十年已经证明我们是对的。”已经回到法国的亚历山大虽然话说得斩钉截铁，但他并没有感到半点得意。
2015年，叙利亚战事正酣，亚历山大带着一班人马来到该国首都大马士革，上任非政府组织“拯救东方基督徒”驻叙利亚团队负责人一职。彼时叙国内的武装冲突已演化为“所有人攻击所有人”的血腥战争，无论在旷野中还是城市的残垣间，你死我活的缠斗成为日常，没有哪个族群、哪个地区可以独善其身。
“叙利亚战争是一个关于民主和自由的巨大谎言，我们在这里见证了一场‘阿拉伯之春’的幻梦。阿萨德是基督徒的保护者，他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世俗叙利亚的保证。”亚历山大表示。
亚历山大团队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记者 汪伦宇 图
“另类战争”中的“另类救助”
与任何一个从事人道主义救援的西方非政府组织（NGO）一样，“拯救东方基督徒”不远万里来到战乱未定的叙利亚，选择与深受战火之苦的叙利亚人“并肩同行”。然而，这个创办已有十多年的组织，在同类援助机构中却显得极为另类：它的目的并非为过去十年间涌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提供直接援助，相反，他们致力于“劝退”难民，呼吁难民回到家乡。
亚历山大供职的组织带有法国和天主教背景，其中一名创始人是退役的法军陆军军官。历史上，法国王室和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1852年至1870年）与所谓的“东方基督徒”渊源甚深。“东方基督徒”是指主要生活在原奥斯曼帝国境内，特别是黎凡特地区（编者注：广义指的是中东托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的不同派别基督教徒。千年以来，这些生活在罗马教廷和俄罗斯正教会“荫庇”之外的基督教徒们总是担忧自己会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弃儿”，任由异教强权摆布。
叙利亚战争中，“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荼毒四境，基督徒、德鲁兹人、雅兹迪人等宗教少数群体的命运引发了欧洲舆论的关注。在这之中，欧洲各国保守派媒体、政客和教会人士的声音尤为突出，有不少人鼓吹应大力支持阿拉维派主导的阿萨德政府，确保少数族群的安全。为此，这些人甚至不惜与本国政府的官方对叙政策大唱反调。
“拯救东方基督徒”组织就是其中的代表。该组织自称致力于帮助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基督徒群体，通过重建和其他人道主义工作促进当地的政治稳定和各族群共存，最终为难民返乡创造条件。
亚历山大本人的履历称得上另类。他年纪不到40岁，父亲是伊朗人，却笃信在法国年轻人中正日渐式微的天主教。除了法语和英语等西方语言，亚历山大得益于家庭背景，还掌握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他早年曾攻读中东和伊朗研究的学位，后来决定加入“拯救东方基督徒”，到叙利亚一线做工作。
虽然展现出了“救助”姿态，但“拯救东方基督徒”这个另类NGO还是因其有悖于传统人道主义救援的宗旨和价值观念而招致批评。这个另类现象也折射出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内部右翼力量的迅速崛起。在外交上，一些右翼党派将反移民诉求和同情阿萨德政府的立场结合起来，视叙利亚政府为应对难民危机的潜在盟友，也通过支持阿萨德来凸显其外交主张中“独立自主”的一面。
早在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时，“拯救东方基督徒”就邀请过“国民阵线”（现改名为“国民联盟”）议员等极右人士到访叙利亚，并与阿萨德本人和一些政府高官会面。今年法国政坛的“极右新星”泽穆尔异军突起，“拯救东方基督徒”帮忙牵线塔桥后，他于12月上旬到访了在基督教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亚美尼亚。在那里，他到处拜访古老教堂等宗教遗迹，大谈“欧洲文明的基督教之根”（la racine chretienne de la civilisation europeenne）。在此之后，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巴黎大区区长佩克雷斯也按捺不住，跟随泽穆尔的脚步去了亚美尼亚“慰问”基督徒。
叙利亚同样是一个与基督教有着颇深渊源的国家。“拯救东方基督徒”之所以把在叙利亚开展志愿活动的首站选在马卢拉，亚历山大有一份特殊的考虑。这座古老的小镇是一座基督教传统重镇。在不少欧洲的保守主义者看来，马卢拉是欧洲文明在遥远东方投射出的一个符号，象征着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教文明扩张的“抵抗”。
每一个叙利亚基督徒都是天生的历史学家。在他们口中，“伊斯兰国”的暴行似乎与恐怖主义、极端化等现代政治概念相距遥远，反而更应被视为“东方基督徒”千年苦难历史在当代的延续。马卢拉小镇中的任何居民都能将当地2000多年的历史娓娓道来，生怕来访者有所忽略，他们还会有意谈及一些引以为傲的历史细节，例如耶稣基督当年正是讲着发源于此的阿拉姆语向最初的一批信众布道。
穿行在马卢拉巷间，无数弹孔、残垣和破碎的基督教圣像都提醒着来访者，小城居民的信仰和尊严曾在过去几年间被掷于地下任人践踏。面对家家有受害者、户户被打砸抢的当地居民，很难辩驳他们对于阿萨德政府“宗教少数派保卫者”的认同不是发自内心的。但放眼叙利亚全国，远非所有人都抱有同一个想法，如今的大马士革政府距离获得广泛的民众认可，依然长路漫漫。与反对派和阿萨德政府均保持一定距离的叙利亚作家、前叙利亚共产党成员亚辛·阿尔-哈吉·萨勒就在一篇文章中认为，阿萨德政府使用了双重话语来建构国家：对外公开强调国家和民族团结，对内则暗示唯有自己能够组建一个横跨各少数族群的联盟，实现对少数派的保护。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仅是一种统治策略，仍然是激辩中的议题。
大马士革通往小镇马卢拉的公路两旁，房屋已化为废墟。记者 汪伦宇 图
为了“把难民劝回家”，除了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极右翼政客亦四处奔走。据德国之声（DW）报道，2018年3月，7名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籍联邦议员组成了一支代表团访问叙利亚，会见了被视为阿萨德“亲密盟友”的叙利亚大穆夫提（编者注：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提供法律意见或解释伊斯兰教法的最高宗教法官）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桑（Ahmad Badreddine Hassoun），希望推动遣返目前居住在德国的50万叙利亚难民。
然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邹志强教授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叙利亚局势有走向稳定的趋势，但战争还未结束，各方分割占领和紧张对峙的局面仍然存在，重建更未见明显进展，大多数地区还是废墟一片，并没有做好让叙利亚难民回归的准备。
除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动荡，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在难民问题上的博弈与制衡也是影响难民回归的“变数”。“包括叙利亚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在内的有关方面可能也并不希望叙利亚难民自由回归，还存在不少的制约因素。”邹志强教授说道。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8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难民归国问题因阿萨德政府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复杂。在没有实施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方案的情况下，阿萨德政府是否会对返乡的叙利亚难民开展报复很难预测。
抛开亚历山大和他背后组织的“良好愿望”，成规模的难民归国依然遥遥无期。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盖尔瓦斯写道，欧洲大陆现在正被一堵反移民的墙一分为二，这堵墙从爱沙尼亚纳尔瓦建到土耳其埃迪尔内，从波罗的海贯穿到爱琴海，俨然一道现代版的铁幕。而这一切的序幕，都要从十年前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开始。
“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时至今日，法国地缘政治专家埃里克·德纳塞一直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一个“谎言”。
“绝大多数国际媒体和观察家出于幼稚的激情，将极度邪恶的所谓‘阿拉伯革命’视为北非、中东民众反抗暴政、寻求解放的象征，称之为21世纪的重大事件。”德纳塞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在“阿拉伯之春”依然如火如荼的2012年，他主编了《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La face cachée des « révolutions » arabes）一书，以一个情报专家的视角反思和记录下了“阿拉伯之春”鲜亮外表下的另一面。
“十年前写这本书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收集了很多有关中东北非地区真实情况的情报，但是当时我说‘阿拉伯之春’是一个‘谎言’，可能有一些夸大的成分。”2021年，在这场运动已过去十年后，德纳塞告诉，“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个幻象。”
没人可以否认，那些爆发“革命”的国家都遭遇了深刻的发展困境：执掌国家数十载的强人统治者走向堕落，政治改革裹足不前，经济发展毫无起色，民生一片凋敝。在如此时局下，人们有种种走上街头的理由。但在德纳塞看来，阿拉伯国家人民内部的不满早已渐渐被外部势力所利用——一批促成“阿拉伯之春”的重要人物登场了。
“同样一类人来到了这些国家，尝试做同样的事情，散布同样的虚假信息，他们受到同样的所谓‘民主倡导’NGO的支持。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每一次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策略。”德纳塞告诉，“假使你去研究大多数北非国家的案例，你会发现从2002年开始的每一年，都会出现一些示威和罢工，但是到2011年的时候，这场运动突然就成功了。”
2008年初，埃及北部纺织业重镇大迈哈莱（El-Mahalla el-Kubra），低工资和不断上涨的粮价让工人们怨声载道。一家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他们将在4月的第一个周日举行罢工。这群工人引起了一群精通网络技术的“新新人类”的注意，几个小时后后者便驱车赶到了大迈哈莱——4月6日（正是当月的第一个周日），一个帮助纺织工人组织抗议与罢工的脸书小组成立了。
然而，事实证明，大街上的实践比网络上的要难得多——埃及警方迅速占领了大迈哈莱的工厂，示威很快演变为冲突。让组织抗议的“网络原住民”们感到沮丧的是，彼时大多数的抗议活动都以失败告终。“埃及人应该呆在家里还是走上街头？”他们心里琢磨着，想要做些什么，但没人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直到2009年夏天，领导“4月6日青年运动”的社交媒体博主、时年21岁的穆罕默德·阿迪尔来到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阿迪尔在一个名为“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ANVAS）的机构呆了一周，他学会了如何组织群众——在大街上，而非在网络上。很快，他将经验传播给了其他埃及年轻人。2011年1月，在开罗解放广场，他们的经验得到了最终实践。在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这场为期18天的和平抗议推翻了执掌埃及30年的“法老”总统穆巴拉克。
根据美国地缘分析组织Stratfor 2011年的一份报告，“4月6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名为“基法亚”（Kifaya，阿拉伯语意为“受够了”）的组织是实际领导抗议者走上街头的团体。而《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2月的一篇长篇报道指出，两个组织运用的战术直接出自于CANVAS的培训课程。阿迪尔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初期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我接受了相关培训，学习了如何组织人们走上街头、如何避免暴力、如何面对军警。”
CANVAS的前身是一个名为“抵抗！”（Otpor！）的塞尔维亚学生组织，该组织于2000年领导了推翻时任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抗议示威。“像所有反对米洛舍维奇的人一样，Otpor从美国政府那里拿了钱，但对此撒谎。当米洛舍维奇倒台后，真实故事被曝光，许多Otpor成员辞职了，因为他们感到被出卖了。”《外交政策》的报道如此写道。
在米洛舍维奇下台后的几个月内，Otpor的组织者们陆续接到了其他国家“同僚”的电话，他们希望塞尔维亚“输出革命经验”。于是，从白俄罗斯到津巴布韦，Otpor的组织者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国，他们为当地的青年活动者们提供咨询。也正是在它们提供的策略下，“玫瑰革命”（格鲁吉亚）、“橙色革命”（乌克兰）等被青年抗议者赋予诸多浪漫色彩的运动，如滚雪球般席卷了整个东欧。
从千禧年伊始，胸怀“变革梦想”年轻人纷至沓来，CANVAS总部贝尔格莱德成了他们的朝圣地，美国学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所著的《非暴力行动策略》、《从独裁到民主》等书则被奉之圭臬。CANVAS也成了美国、欧盟等西方机构的座上宾，它们时常合作举行一些类似“民主倡导”、“公民计划”的项目和研讨会。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的自燃，让他们感到震惊愤慨，也再次触动了他们兴奋的神经。
“我们看到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那些推动国家转型的‘老手’几乎立刻涌入了埃及和突尼斯，急切地向阿拉伯国家的同行们提供有关转型进程的建议和指导。”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院（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2012年在一份名为《在阿拉伯革命中重新思考西方政策》的报告中写道，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的代表团还被带到波兰观察该国的议会选举。
这份报告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交流背后是由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等一些著名西方民主促进组织资助的。早在2004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就提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这一改革方案参照了曾加速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赫尔辛基协议》，涉及范围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外加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以色列。2009年，美国再次推出“公民社会2.0”倡议，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呼吁全球非政府组织使用数字新技术，并宣布拨款500万美元在中东、北非地区做“试点”。
为了协助这些项目的进行，就在美国计划削减对外援助规模的时刻，美国国会还将国务院对“中东伙伴关系倡议”（MEPI）的资助从2010财年的5000万美元增加至了2011财年的8000万美元。
“2010年、2011年的时候，还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原来所有的社交媒体都在美国，他们可能还不了解美国的‘民主计划’是怎么运行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大多数卷入‘阿拉伯之春’当中的博主，都从美国获得过资金。”德纳塞指出，“在情报界，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人——我们称他们是‘无意识代理人’（unconscious agent），也就是那些不自觉地就被外国操纵的代理人。这种操纵并不来自中情局，因为这并不是情报机构所采取的策略，而是美国国务院的策略。”
“尽管没法说美国创造了这场运动，因为这样的运动已经存在了，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涉，这些运动走向了成功，才成为了所谓的‘革命’——这也是为什么它不是一场真正革命的原因。”德纳塞说道。
“新闻自由”？
十年前“革命”席卷中东的时代，也是一个媒介技术极速变革的时代。在推特和Facebook上，真假信息如雪片般纷繁，掌握了社交媒体运行密码的“网络原住民”，也拥有了影响时局的能力。
据德纳塞所说，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外国媒体并没有获得很多信息，“实际上，包括法国记者在内的大多数记者都不在现场。”尽管有少数记者可以前往现场，但他们依靠的信息源，更多来自像阿迪尔这样可与西方打交道，又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
埃里克·德纳塞
“处于新旧媒体革新交界处的2010年至2012年阿拉伯国家剧变具有明显的议程设置属性。”中国学者佘纲正、景嘉伊发表在《西亚非洲》2021年第四期中的一篇研究指出，“身处抗议现场的西方记者和使用英语的本土激进人士作为一级意见领袖，面向消息灵通、关注中东的专业人士传递现场信息；二级领袖随后将经筛选过滤后的内容呈现给当地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最终形成一般性受众对事件的认知。”
2011年11月，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惨死的景像甫一公布，国际新闻记者们纷纷奔赴当时的新闻“圣地”——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德纳塞至今记得当时他与利比亚当地情报官员会面时遇到的一群欧洲记者。“大多数时候，情况是什么样呢？尽管他们在当地已经看到了现场局势，但是巴黎的总部也不想让他们说出这些真相。”德纳塞谈到，“这与今日的情形并无不同——欧洲的大多数主要媒体都追随着美国，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说的‘政治正确’或是‘主流媒体’——这是真实的。”德纳塞对指出，“即使考虑到在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发生的事情都不尽相同，我们也只有一个版本的叙事，那就是‘官方版本’。”
突尼斯前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记者梅兹里·哈达德也在2011年记录下了“革命”初期的轶闻，但这些事件如今并不常见诸报端。
2011年7月21日，突尼斯十大反对党正举行“保卫自由行走”抗议，突然有人喊出口号“半岛，滚开！”。“获得自由、心怀警惕的突尼斯人最终知道了这家电视台不是解放者，而是压制者。每当它的记者跑到各地采访，总有‘突尼斯人民自由了，我们不要美国也不要卡塔尔’的喊声将他们赶走。”哈达德如此写道。
哈达德是一名研究天主教神学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2011年突尼斯时任总统本·阿里的政府垮台前，他辞职前往了法国。2013年，哈达德曾在法国政论节目中公开指责半岛电视台渲染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向观众灌输“思想瓦哈比主义”（编者注：创立于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是该国的的官方意识形态，宗教思想较为保守）。他也因此被半岛电视台记者赫蒂彻·班吉纳起诉，但最终巴黎高等法院判处赫蒂彻败诉。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埃及。2013年，当军方领导人塞西当选总统时，德纳塞是为数不多在场的欧洲人之一，金发碧眼的面孔在当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彼时，曾经默许穆兄会通过民选上台的西方国家却默不作声，而媒体则往往将塞西塑造成另一个穆巴拉克。但令德纳塞吃惊的是，据他观察，塞西并不像很多西方媒体渲染的那样不受欢迎。
“虽然大多数西方媒体都说，这是一次政变（coup d’etat），但在我看来这算不上政变。因为在当时大多数的场景中，民众确实反对穆兄会，而且大多数人都已经看到了结局。军队只是扭转了局面，终结了街头的冲突，这并不完全是一场政变。”德纳塞表示。
不过，见证2011年1月“广场革命”的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教授穆尔西·马哈茂德并不赞同这种看法。“军队推翻了民选总统，这确实是一场政变。但真正的问题是，它是否可以推动国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穆尔西教授也承认，“塞西当时确实在人们中受到了广泛欢迎，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问题并不在于民主，而在于其他国家的干涉。”穆尔西告诉，“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一些国家利用干涉其他国家的方式去倡导自己的民主、人权这些价值。但是，民主并不是某个特定国家所特有的，它应当是普世的。”
“欧罗巴之冬”
“阿拉伯之春”以前，欧盟一直津津乐道于自身如何从一个西欧的小共同体一步一步成长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大、最可行的政治有机体（political organism）”，视这种“扩大的欧洲之精神”为欧洲版普世主义真实可行的重要注脚。带着这份喜悦，欧洲媒体和舆论热切关注着地中海东部和南部的事态。然而，当年的人们难以想象，2010年前后也正是“欧洲精神”自身的一个转折点。欧洲一体化的春意散去，隆冬的气息渐浓。
兜兜转转约十年，如今国际媒体逐渐减少了大篇幅追踪报道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国内的政情变动，所谓“民主转型”的辩论热度渐渐让位给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和政治治理的探讨。但同时，十年前多米诺骨牌一般的“阿拉伯之春”给欧洲邻居带来的麻烦正越来越大，在具象的难民和极端主义问题之上，更是笼罩着一个遮蔽了“真正的欧洲精神”的价值观黑洞。
今年11月底，美国《纽约客》杂志发布了一篇深度调查，披露欧盟在动荡之中的利比亚大建所谓“难民甄别中心”，实际上却将其外包给了当地民兵、私人武装团体等来路不明的各路组织，而欧盟此举的目的只有一个：将“阿拉伯之春”后愈演愈烈的涌向欧洲的移民大潮挡在欧陆之外，哪怕危及自己引以为傲的价值观也在所不惜。
多次探访过北非难民收容设施的法国学者尼卡诺尔告诉，在圈内学者之中，此类事情“早已不算新闻”。据他描述，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均参与其中。与《纽约客》报道所述类似，尼卡诺尔于2019年探访的利比亚“难民甄别中心”实际上由亲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的民兵组织运营。民族团结政府与欧盟签订协议之后，获得了布鲁塞尔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开设了一些收容难民的设施。
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难民们的境遇与欧盟对外传递的价值观相去甚远：辱骂虐待、缺粮断水都是家常便饭，营内还常常有人失踪，外界分析者甚至推测失踪的难民是被民兵或部族武装强征，成了利比亚战争中各方势力的“壮丁”。
尼卡诺尔参加过一些NGO组织的海上救助活动，他们的船上配备有搜救设备，行动目的是在难民船只于利比亚近海倾覆之后尽快赶到救人。但据尼卡诺尔回忆，由于难民搞到的船只质量一般不过关，往往还没有离开利比亚水域就会遭遇事故。这时民族团结政府麾下的海上巡逻队会出现，阻止NGO救人，并驱使难民船只驶回利比亚海岸，完全不顾是否有人落水。
“这些（利比亚的）海上巡逻队近几年设备越来越好了，他们收到了欧盟边境管理机构Frontex的资金支持，甚至连人员都是欧盟训练出来的，就是为了干这种欧盟没法直接出面做的‘脏活’。” 尼卡诺尔直言。
实际上，早在难民危机以前，欧盟就通过“欧洲睦邻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和“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等政策工具来寻求“将欧盟以东及以南的国家与欧盟结合”，向这些邻国推广欧盟内部的各项市场、社会、司法乃至政治标准。为换取欧盟的经济援助，这些睦邻国必须要符合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其他正面改革的严格条件。价值观语言包装下，这些行为被视为各方面都先进、文明的欧盟向周边的“后进国家”输出现代性，然而向外输出难民拘留中心、警察技术乃至军火武器等不那么“文明”的做法则被按下不提。
与欧盟和各成员国政府层面的动作相比，“拯救东方基督徒”一类右翼组织似乎反而显得不那么伪善。运来救援物资、帮助当地难民（主要是基督徒和宗教少数群体）重建、将马卢拉打造为不同宗教和平共存的样板小城，尽管这些有作秀之嫌，却至少没有像外包的“难民甄别中心”那样给当地人带来伤害。
“我们从来都是开宗明义地表明帮助难民回国安家的宗旨。”亚历山大说，“反倒是动辄将我们称为民粹的欧盟建制派，一边唱着道义高调，一边又搞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当年抢着跟随美国人干预‘阿拉伯之春’是他们，现在嫌中东国家政局动荡、难民外流也是他们，嘴上却又不敢公开承认‘其实我们不想要难民。’”
“在价值观层面上，‘阿拉伯之春’早已变成了‘欧罗巴之冬’，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亚历山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