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烧药的需求暴涨,打破了系统的平衡,从前稳定的生产和销售中,出现了许多不曾预料到的变量、混乱,就像搅浑了一潭原本清澈的水,需要时间让泥沙重新沉淀下来,形成新的秩序。
文 | 徐晴 张岳怡
运营 | 月弥
稀缺
12月16日下午,天津降到了零下7℃,穿城而过的海河已经结了冰,路上没什么行人,显得分外空旷,药店门口都贴上了“售罄”的告示,只有医院的发热门诊里聚集着人。
80后高瑞开着车,来到河西区的一家儿童医院门口,拿出40盒用于儿童退烧的美林(布洛芬混悬液)和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液),免费发放,同时发了一条带图的朋友圈扩散:“带孩子的现场测体温啊!防止囤药倒药的!”
▲ 高瑞的朋友圈。图 / 受访者提供
这40盒退烧药,来自他的朋友们。两天前,高瑞一岁的女儿发烧,高热不退,平时爱笑爱闹的小人儿突然就没有劲儿了。女儿发烧的同时,爱人也烧了起来,但高瑞翻遍了家里所有角落,只剩下一个瓶底的美林和三四片镇痛的药。
高瑞和爱人都慌了,他们没有提前准备,美林一次4ml,只够用两次,他们赶紧给天津的亲戚朋友都打电话,但亲戚朋友大多是70后,孩子成年了,家里没有美林。他又开车跑遍了周围的药店,要么直接关门,要么店员也很无奈地告诉他没有货,只有朋友圈里的黄牛还在倒卖,一瓶美林要800块。
在天津,高瑞经营着一家酒类销售公司,因为做生意,他认识许多外地的朋友。实在没办法,他在朋友群里求助。几位山东的朋友回复他,说小城市的药还能买到,但刚想要寄快递发现,顺丰已经不接单了。大家在群里讨论着,一位朋友提议,可以开车把药从山东送到天津。
朋友从山东莱阳出发,带上了自己买的药,沿途路过高密、寿光这些地方时,就下高速,再带上这儿的朋友买的药,继续赶往天津。高瑞原本只想要一两瓶,但架不住兄弟的义气,他们一共凑了40多盒美林和泰诺林,这些药经过了6个小时、700公里的路程,最终在14日的深夜送到了高瑞家的楼下。高瑞本来想留朋友吃饭,又担心朋友被感染,两个人隔着两米的距离,聊了一会儿就分开了。
这之后,高瑞的女儿吃了药,成功退烧,还剩下40盒药没有用到,他觉得,缺药的应该不只是自己,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应该把剩下的药送出去。送药的朋友圈发出去了,很快就有陌生的电话打来,还有不少人添加他的好友微信。
一个独居的朋友烧到40℃,说话都困难,高瑞开车去送药。还有一位爸爸打来电话时哭了,他发来一张照片,6个月的孩子烧到40℃,因为发热,还起了疹子。他们在冬天的冷风中碰了头,焦急的父亲反复道谢,然后离开,高瑞还记得对方急促的油门声。短短两天,这些药全部送了出去。
最近的两周内,不同地域的人们经历了一轮缺药,主要缺的,是可以镇痛退热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药物。
药店没有药了,有人跑一趟,只能看到各种退烧药缺货的公告;医院也可能缺药,一位广东的女士说,自己的弟弟阳了之后,去镇上的医院,医院说没有药,只能让弟弟“三更半夜去市区看病”。消息甚至蔓延到海外,社交平台的照片上,一些海外代购搬空了Costco里的泰诺,大号的手推车里,成箱的药码了好几层。
如果没有提前准备,普通人买退烧药已是不易,有孩子和孕妇的家庭需要用美林和泰诺林,更加困难。在天津一家儿童医院门口,黄牛倒卖的美林曾高达2000元一盒,在重庆的某家儿童医院,同样是黄牛,“白天2800,晚上4000”。一部分父母,自己阳性,家里仅剩一点退烧药,他们不吃,留给孩子。还有孕妇在社交平台上用抗原试剂盒、连花清瘟胶囊,或是市值400元的玲娜贝儿玩偶,置换一瓶泰诺林。
▲ 社交平台上,有人想用玲娜贝儿换药。图 / 手机截图
卡住
原本,中国不缺退烧药。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布洛芬生产国和出口国,布洛芬产量占全世界的1/3。同样的,中国也是对乙酰氨基酚大国,2021年,全球大约70%的对乙酰氨基酚是在中国生产。
如果给中国的退烧药产业画一张地图,生产的药企多集中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南部。美林和泰诺林的生产商是上海强生,芬必得布洛芬来自天津的中美史克,除此之外,上过热搜的东北制药、安徽的丰原药业、江西的仁和药业、广东的特一药业、海南的葫芦娃等,也生产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的片剂、胶囊或是混悬液。高瑞的朋友能送来的40盒药并不是偶然,全国最大的布洛芬生产商——新华制药就在山东淄博。
新华制药是一家有14年历史的药企,生产布洛芬片和布洛芬原料药,其中原料药每年的产能达到了8000吨。另外一家巨头亨迪药业,生产布洛芬片、布洛芬颗粒,以及5种布洛芬原料药,原料药产能每年也有3500吨。
这两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按照布洛芬缓释胶囊0.3g/片来算,光是这两家药企的产能,每年就可以生产383亿颗布洛芬胶囊。而以安徽丰原药业每年5000吨的对乙酰氨基酚产能来计算,也可以生产250亿颗0.2g的对乙酰氨基酚片。把这些药分给全国14亿人,每个人至少可以分到十几颗。
正因如此,悖论诞生了——退烧药产能充足,但人们还是买不到药。
安徽丰原药业的工作人员王飞告诉每日人物,在药厂这一块,药的生产和物流环节出了问题。突然放开后,药厂的工人有不少都感染了新冠,导致生产线上一直缺人。医药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工人上岗需要一定的门槛,没有办法招聘零工,这导致有大约一周的时间,产能没办法完全提上来,后来是在把其他药品车间的工人抽调到退热药物的生产线,再加上“两班倒”的工作方式,才保证了产能。
与此同时,上游的原料药供应商、包装材料供应商等,也往往因为有员工阳性无法增产,物流链条同样因为工作人员阳性一度停滞。“有一些货送不到药厂,像我们的物流经常被卡在哪里,一卡十天半个月,都打了多少次电话,不能继续往下走。”王飞说。
原料进不来,产品也有可能送不出去。一个月前,药厂从安徽发到北京的药,3天可以到,最近需要10天。上周物流一度下不了单,终于有一天可以下单了,产品被快递公司业务员拉走,但“发到下一个站就过不去了”。
天津的一家儿童医院因为缺退烧药,非常着急,工作人员给王飞打了许多电话催货,最终,王飞只能让公司自己的司机把药品装车,直接开车到天津去送货。
突然的转向下,药企也缺乏准备。特一药业证券代表向每日人物提到:此前由于三年疫情防控,“四类药”( 退热、止咳、抗菌、抗病毒药品)的销售市场时不时受到禁止,导致产品积压,药企只能尽快压缩产品库存,加大周转率,这让整个产业链的工序都非常紧凑,库存不足。于是,当需求增加时,产业链还维持着从前的“肌肉记忆”,增加产能涉及到原料药生产、制剂生产、物流和零售,但打通这些环节,需要时间。
一家药企也曾告诉“赛柏蓝”:“一直以来,各地严控四类药售卖,患者基本不会囤药,药企卖不出去货,很多四类药的企业、药店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资金链断裂、倒闭。”
工人阳性、上游供应跟不上、物流停滞,以及突然转向导致的准备不足,让退烧药的生产和运输,不得不发生滞后。
▲ 南京,一家药店打出布洛芬每人限购6粒的公示牌。图 / 视觉中国
变量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国的退烧药是有很强确定性的产业,因为人们的需求基本是确定的。普通人一生会患约200次感冒,其中儿童通常每年会患4-8次感冒,成年人是2-3次左右。不同类型的感冒中,普通感冒会让人咳嗽、流鼻涕,但流感会引起发烧的症状。每年冬季11-12月份和春季2-3月份,是流感的高发时期。
根据《中国布洛芬产业研究报告》,疫情到来前的2017-2019年,布洛芬的原料药需求数量分别是1250吨、1267吨、1290吨,几乎每年持平;疫情之后,2020年和2021年的需求量相差也并不算大,分别是1615吨和1722吨。
销售体系和价格也是确定的。国内的公立医院在集中机构平台下单采购药品,会标明采购数量,药企在平台上竞标。这个过程中,商业公司帮助医院跟药企谈价格。张岳在张家口最大的一家医药公司担任采购工作,他负责与药企对接,下订单,再将药品送到各大公立医院。这些年,某个品牌100片一瓶的布洛芬价格始终是14.52元,从来没有变化过。
除了对接公立医院的医药公司,也有医药公司是将药品销售到药店、诊所,这样的医药公司占大多数。作为非处方药,退烧药主要的销售场景是药店。根据各地市场监管局的规定,理论上,药品销售的价格最高不可以超过进价的15%。
因为这种相对确定的产能,相对确定的价格,导致多数退烧药的利润空间并不高,各大药企、医药销售企业对于退烧药并没有太高的积极性。比如仟源医药,即便拿到了国药准字H14023250批号的布洛芬片药品注册批件,但暂未生产。
在突然放开的12月上旬,这种确定性受到了冲击——需求暴涨,给医药公司和药企的订单突然增加。人们在药店买不到退烧药的时候,甚至会去医院购买。张岳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把布洛芬颗粒、胶囊、混悬液都加上,来自张家口的医院的需求量是3000-4000盒,但现在,下的订单达到了20-30万,实际上到的货则是1万左右。
药企和医药公司的判断不是万能的,他们也会陷入犹豫和摇摆。从前的例子摆在这里:2010年,因为维生素C粉在国际上的需求和价格一起上涨,国内药企纷纷扩产,东北制药也投资扩产。然而只过了一年,需求减少,维生素C粉从2009年一公斤100元的价格跌到26元,2011年,东北制药净利润同比跌去832.96%。
王飞说,即便需求激增,药企也不一定会贸然增产。有同行曾经接到超出平时几倍的订单,最终因为下游商业公司没有全部销售出去,药品由药企回收,药企承担了物流、破损以及二次销售带来的额外成本。
丰原药业证券代表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要理性(扩产),不能盲目。一方面我们要保证市场,市场供应虚的时候,加紧原材料采购、加点产能,市场一开始走下坡,产能释放就要放缓,不能盲目地再开足马力生产。”
或许巨头们有更多承担风险的能力,新华制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原来生产近百个产品,现在调整为集中生产布洛芬片等解热镇痛类产品,目前多个基地正加班加点、满负荷全力生产。
链条中,还有不同的变量在产生。一些小型医药公司看准了市场的需求,决定一搏。他们给到药企更高的进货价,优先采购,然后在药店涨价销售。在内蒙古赤峰,一家乡镇药店的店员汤敏亲身经历了涨价。12月10日那天,她上午向医药公司订20盒布洛芬,价格还是12块钱,下午再打电话,就涨到了18块钱。也有药店直接抬高了价格。12月14日,在广州的一家药店,进价3.3元的布洛芬被卖到了88元,被番禺区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
除此之外,还有“保供”的影响。张岳联系过一家海南的药企,对方被要求优先保供本地的药品需求,这让张岳很为难,他打了个比方:原本,药企每个月可以生产100盒药,卖给外地的医药公司,但现在,有90盒留在本地,只有10盒能卖到外地,“突然间就断档了”。断档从12月8、9号开始,这两周,张岳接连不断地打电话,与一家河北本地的药企第一次建立联系,然后采购药品。
这个过程叫做“首营”,张岳说,“就跟企业和企业之间第一次见面似的”,双方互相审核经营资质、批文等,然后打款、催货,整个流程走完需要3-5天,销售也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滞后。
需求暴涨打破了系统的平衡,从前稳定的生产和销售链条中出现了不曾预料到的混乱……就像搅浑了一潭原本清澈的水,需要一定时间让泥沙重新沉淀下来,形成新的秩序。
▲ 郑州一药店免费发放布洛芬,每天100份,1份2粒。图 / 人民视觉
互助
虽然,囤药也是缺药的原因之一,但无法苛责那些囤药的人。
在乡镇药店,店员汤敏明白来买药的人的心理:没有阳的人,总觉得自己已经阳了,一进药店,感冒药、消炎药、退烧药,全部都想买。一位农民工跟她说:“出什么事儿了,我可能连医院都住不上,但有点药,我能坚持住。”
一些人不知道到底该吃什么药,“电视上专家说哪种药就买哪种药”,最初,店里的连花清瘟卖光了;过了几天,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也没有了;最后,连阿司匹林、安乃近这样的药也快卖完了。汤敏曾经向来买药的人科普,一个人感染新冠后发烧,6粒布洛芬,完完全全就够用了,但实际上,“接受不了,他们就觉得,我手里的布洛芬越多,我越能治病”。
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限购。十天前进的最后一批20盒布洛芬、20盒对乙酰氨基酚,三天卖完了一大半,这之后,她把药拆开,按粒卖,一粒布洛芬一块钱。有人来买药,没有发烧就不能买,“如果是发烧,肯定能给你拿上几片”。在一直缺货的情况下,这间小小的药店坚持卖退烧药卖了十天。
00后王苗生活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上,她的父母经营着一家乡村诊所。过去三年,小城市没出现过什么疫情,诊所准备的退烧药非常少。最近一周,村子里的人都来买药,十几盒药,几乎卖完了。害怕有人发烧没有药可以吃,她的父母也把药拆开,按粒卖。
在张家口的一家医院,负责采购药品的刘成义陷入了忙碌。他早上6点到医院,协调各类药品,晚上10点才下班,“这两天的工作节奏比正常时候忙出三倍”。医院也开始了限购,退烧药都是按三天的量销售。除此之外,医院原本的退烧药品还有一部分并不对外销售,因为要留出来给发热门诊和住院病人使用,“不能说病人来了,高烧没有药用”。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星期的混乱之后,一些城市的缺药问题正在缓解。
从12月18日下午,山东淄博市的200家医药门店拆零销售退烧药;两天后,广东珠海市的520家零售药店也开始拆零销售布洛芬等药,胶囊类价格均为一元一粒。
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免费发放药品,比如河南周口,从12月20日上午11时起,市民可以凭借身份证到同和堂的定点药店免费领取10片退烧药,这批药一共有13万片,公告倡议大家:“按需领取,自觉将药品留给更需要的人。”
还有城市在发放免费的爱心包。在江苏常州,爱心包分为儿童版和成人版,里面有退烧药、感冒药、维生素C片和抗原检测试剂,针对的是老年人、儿童和有困难的人群。
同样在江苏,南京江宁区政府想到了更有效的方法:把16辆公交车改装成发热流动诊疗车,从12月19 日早上开始,在各个社区流动问诊,每位患者发放6颗退烧药。
除了这些,朋友、亲属,还有陌生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女孩给朋友闪送布洛芬,跑腿小哥上门取货时问,“能给我两颗吗?”她感慨,“原来大家都不容易”,并给了小哥两颗药。
那些退烧药全都送出之后,天津的高瑞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位孕妇,预计在一周后生产,但12月18日那天,她感染了新冠,需要泰诺林。高瑞问之前求助的人,谁的药还有剩?第二天夜里10点,那位在电话中哭过的爸爸,将剩下的半瓶泰诺林给了孕妇的丈夫。高瑞觉得,“就是爱心传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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