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很冷。吴君君骑着电动车转悠了几个村都没找到退烧药。回家后，他看着脸蛋被烧得通红的女儿，觉得自己特别无能。可他实在没什么办法了，只能继续让妻子将浸泡过凉水的毛巾，敷在她的额头上。
吴君君一家住在河北省中南部一个县城的山区里，村子距县城50来公里。12月13日晚上，他4岁的女儿发烧到39.1摄氏度。彼时，家里只剩下两包儿童版布洛芬颗粒，夫妻俩给孩子冲服后，一晚上也没见效。次日早上，烧到39.5度。
寻药，成了吴君君那两天的头等大事——他先去了村医那里，村医说，最近村里发烧的人太多，早就没药了，药物一直配送不来。他又骑车到附近几个村去找药，走遍乡卫生院和乡里唯一的大药房，最后只买到了两包板蓝根和一盒阿莫西林胶囊。
疫情中的乡镇卫生院，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回到家，他让女儿服了板蓝根，发烧症状倒是好了一点，但体温仍没低于38.5度。到了14日晚上，吴君君和妻子也开始发烧，两人同时伴有咳嗽和全身疼痛。尽管没有抗原自测条，但他们认为肯定是一家全阳了。
药不够用，吴君君就学着网上的配方，熬了一大锅葱姜水，三口人一碗碗喝下去，试图用这种方式缓解症状。
12月15日一早，发着烧的吴君君再次出门买药。这次，他去了隔壁乡上，但依然没找到合适的退烧药。临近中午回家后，他只能继续让女儿物理降温。同时，他和妻子也将一条凉毛巾搭在各自额头上。“在村里真是不行。”吴君君说，别说退烧药了，连抗原和N95口罩都买不到，“希望上面能关注农村里的阳性患者。”
事实上，这个问题正在得到重视。12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印发的《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中，不少细节就有了具体指向。比如，该方案要求“12月底前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开设发热诊室（门诊），力争到2023年3月底将覆盖率提高到90%左右”。
许亮和吴君君在同一个县，他所在的村离县城稍近一些，村里很多人在县城周边做工、上班，人员流动相对较多。也因此，这段时间出了不少阳性病患。
“我们村近4000口人，至少一半阳了。”许亮平时在工地上开挖掘机，前段时间因为疫情，他一直没上班，政策放开后才得以重返工地。
12月11日，他觉得嗓子干痒，隔了一天就发烧了。他赶紧拿家里剩下的唯一一支抗原自测，结果显示阳性。可家里没有退烧药。他先是去了村里的卫生室，村医说暂时没药，“等不及的话就到周边村里找找看”。许亮没有照做，他想了个土办法——跑到乡里一个公共浴池去泡澡。在他的认知里，很多病是可以靠热水来解决的。
泡了半小时后，病情反而加重了。许亮想起2003年“非典”时在家烧醋治疗。回家后，他把一瓶醋放到锅里烧了两个小时，屋里到处是酸溜溜的醋味儿，可症状依然未减退。
最后，许亮只好疯狂喝开水，这个办法倒让他舒服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曾加过县里一个大药房老板的微信，于是马上联系对方。老板给的回复是：“退烧药、N95、抗原、体温计、消毒液、酒精湿巾都没有，连果维康都卖完了。”
没有药吃的情况下，许亮艰难地熬过了第一晚。13日早上醒来后，他感觉除了发烧，全身很多地方在痛，尤其是腿上曾经受过伤的位置。
“我估计，身上哪里最脆弱，病毒就攻击哪儿。”许亮不敢出门，吃饭只能让住在另一处宅子的母亲送过来。母亲把食物放在大门口后敲下门，许亮隔几分钟出去取。用他的话说：“和喂狗一模一样。”
总这样熬也不是办法，许亮查到了县里所有乡镇卫生院的电话，一个个打。打了十几个电话，只有3家接通了，告知他早就没药了。这时他看到有人在村微信群说，隔壁乡“有人配新冠中药，效果不错”。听到这个消息，许亮马上开车去找药。
隔壁乡的这位村医平日喜欢用中医手法给人看病。许亮赶到他家时，很多人已经在排队了。他等了近1个小时才取到药。这些药都已经被煎好分装了，购买者回去在开水里加热就可服用。村医说，这是省里医院配方，效果怎么样得自己回去品。
“一副药有十几包，让一天喝两包，总共180元。”许亮说，那些中药非常苦，苦到他只勉强喝了一袋就喝不下去了。他还是选择继续喝水，直到后来，有村民送了他4粒布洛芬胶囊，才让他暂时放松下来。
一名村民阳了后，从村医那里买的药。
和许亮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同县的林镇国。前几天，他1岁的儿子发烧后，他用村里发的抗原条，检测出孩子是阳性。因为儿子太小，林镇国不敢耽搁。他骑着电三轮，和妻子将孩子送到乡卫生院。卫生院说乡里医疗条件有限，暂时也没发热门诊，让他们赶紧去县医院。
林镇国又骑电三轮，将孩子送到县医院。近20公里的路上，妻子紧紧将孩子抱在怀里。
到了县医院，医生说，大部分儿科大夫都阳了，实在忙不过来，建议去市里。和医生争吵几句后，林镇国将电三轮停在一个地方，打车带孩子去了市里的医院。通过村民找了一圈关系后，终于让孩子住上了院。但医院只让一人陪护。于是，妻子留了下来。从市里离开时，因为走得太急，林镇国竟没想着去买些退烧药物。
到家后的第二个晚上，他也开始发烧了。随后，他和很多村民一样，陷入了无药可买的境地。幸运的是，林镇国所在乡的卫生院，可以打退烧针。
“一针十几块，让打三天。”他顾不了那么多，先打了一针。至于这些针剂是什么药物，他自己根本记不住。
打完第一针回家时，林镇国经过了乡里的大药房。他走进去，正好看到老板刚到了20盒连花清瘟胶囊。平时卖14.8元一盒的药，现在卖到 35元了。林镇国犹豫了一会儿放弃了，“我就是个农民，消费不起，回去多喝水。”
回家短暂休息后，他发现自己开始退烧了，于是拿着一把锯子出了门。
“去山上捡些干柴烧暖气。”林镇国说，这就是他的乡村日常，只有没什么大事，永远不敢懒惰，不敢停下来。
留守老人求助外地儿子买药
快70岁的冯占奎一直生活在农村，儿子冯志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平日里很少回老家，疫情这三年更是只回去了两趟。
“我妈去世几年了，我爸是留守老人。”冯志说，他的老家在河南省西南部一个县里的村子，村里只有几百口人。冯占奎不会用智能手机，日常只用老年机和儿子通电话。在冯志印象里，父亲没啥爱好，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村里和老伙计聚在一起打牌、听戏，或者干坐着。
前段时间疫情严重，冯占奎和其他村民一样窝在家里出不来。政策刚刚放开，他马上和老伙计们又聚在一起打扑克。几个老伙计也不知道谁先感染了，前几天陆续开始咳嗽、发烧、浑身难受。
冯占奎没有严重的基础病，但突然感染还是让他不适。他去找村医拿药，被告知没有了。对年轻人来说也许能想出更多法子找药，可对冯占奎这样的老人来说，只要村医务室没有药，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回家后，冯占奎翻箱倒柜找出些牛黄解毒片和甘草片吃了下去。
这些药吃下去，效果不太明显。冯占奎记得妻子在世时，总拿开水冲“鸡蛋茶”去火，于是，他也喝了几个鸡蛋，又吃了两盘西红柿拌白糖，症状依然存在。
“全身上下都疼，总想上厕所，却又排不不来。”冯占奎说，他本想让自家晚辈去镇上买些药，但大家都在家里发烧，没人能替他跑腿。他只得开着电三轮，带着两个同样发烧的老伙计一起去了镇里的卫生院。
镇上卫生院说，退烧药和退烧针暂时都没有，如果到货会通知他们。三个人想去县里试试，可一想还有40公里路就放弃了。
几个老人回家后，不知道谁出的注意，又开始用劣质散白酒进行“治疗”，结果除了喝醉外，没什么疗效。折腾了一圈，冯占奎躺在床上不冷静了，他决定求助儿子。儿子冯志最近也阳了，但他提前买了药。接到父亲电话后，他有些担心。
冯志本想从北京寄药回老家，但几家快递公司都说不能保证送达时间。他又拨打了县里几个大药房的电话，想着有退烧药的话，高价让对方送过去。但这些大药房表示，根本没有感冒、退烧、镇痛和消炎药物了。
“大部分的说法是，药品到很难能到县里。”冯志说，一是本身就没货，二是很多配送人员也阳了。没办法，他只好发动老家的同学、朋友，最后大家虽然没买到布洛芬，但有人帮他在一个偏远的乡镇买到了用于抗炎、镇痛、解热的“尼美舒利胶囊”。
随后，冯志的朋友将药物放到村口一块石头上，老人在无接触的情况下取到药物。
拿到药后，冯占奎只吃了三粒就退烧了，症状总算减缓了一些。他把药物给其他老伙计各分了几粒，一时间在几个老人间树竖起了威信。
“如果遇到那种完全没资源的可怎么办？”冯志担心起更多农村的留守老人。况且，很多老年人还有基础病。
几位受访的县级医院医生告诉记者，如果老年人有危重症的话，还是可以住上医院的，只是轻微阳性，的确需要自己想办法。“按照本来的布局，村医务室、乡卫生院是这个群体的首要医疗屏障，但随着药物短缺，基层医疗机构也束手无策。”河北一家县医院的副院长说，这是当下面临的现实。
乡镇卫生院是很多农村病患的健康屏障。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已超过1.2亿人。在这些人中，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大约有9900万人，另有超过160万老年人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但生活仍能自理，还有超过30万不健康老年人无法实现生活自理。
而随着疫情政策放开，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正潜在面临着阳性风险。
“求大家别不再囤药了。城市囤完县里囤，县里囤完乡镇囤，这样下去，留在村里的老人万一感染了怎么办？”冯志真切呼吁，：“请给他们留出一条退烧之路。”
这几天，还有志愿者在网上要募集首批5000盒退烧药捐赠农村老人，他们在网文中写道：“比起城市老人，农村老人更脆弱。他们处于最最底层：一是买药难，大量药店遭抢药断药。二是很多农村老人感冒发烧舍不得马上买药先拖两天，实在身体扛不住了才去买药看病。三是他们也不会上网求救，他们是被这个时代彻底遗忘的人群。”。
“相信困境是暂时的”
丁志龙在河北一个千余口人的村子做了近20年乡村医生。尽管附近几个村也都有卫生室，可乡亲们还是习惯找他来瞧病。
前段时间，疫情政策还未放开时，由于一个提前放假回家的大学生被感染，整个村子的疫情开始迅速传播。
作为乡村医生，丁志龙每天要面对很多人，找他看病的人陆续感染，而他自己也终究没能逃过，村里以及附近村里的阳性患者呈几何增长。而就在这个时期，疫情政策突然放开。丁志龙和很多村民未被拉走强制隔离，也从未在方舱待呆过一天。
居家隔离时，丁志龙自己在一个房间。作为乡村医生，他本不应该缺少药物，可尴尬的是，他的卫生室除了些儿童退烧药外，竟没有成年人可以用的口服退烧药了。
“这类药本来也没多少，早就被卖光了，一直没配送过来。”丁志龙说，但由于没人囤针剂，他那里还有些退烧针剂。开始发烧后，丁志龙给自己打了3次退烧针，体温彻底恢复正常。转阴后，他发现每天都有几十人上门买退烧药，但他也无可可奈何。
他劝发烧的人，像他一样打退烧针。可等退烧针用完后，他彻底没了办法。
据丁志龙透露，作为村医，他不能单独采购药品，必须由乡卫生院统一采购，而卫生院得报到县里，“（采购的）都是些基本药物，仅仅能满足老百姓日常的普通要求。”
有村医自己煎制的“新冠中药”
当卫生室没有退烧药后，丁志龙也按程序进行申报，但一直无法配送。
按照丁志龙的说法，平日里的药品采购中就暴露出不少问题——具有配送权的平台非常有限，缺药、少药时有发生。而如果药品价格发生变化，固有的采购程序也得发生改变。遇到疫情时，这些问题就进一步被放大。
“关键就没退烧药。”丁志龙称，县里的乡村医生们有个群，大家面临的情况都差不多。可作为最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他们也只能等通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丁志龙小小的卫生室里，每天仍有人上门找药。有时他干脆先把卫生室关门，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可找药的电话很快就会打进来。
丁志龙从没想过平日里最普通的退烧药，现在竟到了这种紧缺地步，“我们反馈给乡卫生院，乡里反馈给县，一圈下来，还是没有药。”这几天，他还关注到了网上一则信息。说是广西有地方在网上写攻略，教大家如何到偏远县区抢药，导致当地根本买不到退烧药物。
“我们这儿可能没这么极端，但很大程度上是囤药造成的。”丁志龙表示，现在阳性患者一般7天左右就转阴了，发烧也就两三天：“布洛芬一盒24粒，一天最多也就吃两粒，为什么要囤十几盒呢？”
在他看来，如果大家早早把药囤光了，乡村里的阳性患者永远也不可能吃上药。
但有些乡村的老百姓，并没遇到这些缺药的问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陈静静就透露，他们那里“经过这几年的建设和磨炼，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实现了区域内网格全覆盖的规模，在工作磨合中，跟镇乡管理网格也实现了对接，村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乡村医生、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健康管理工作中来。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给居民做一些健康咨询，另外他们也可以了解到居民的需求，及时反馈给我们”。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西未庄乡中未城村乡村医生翟大龙也表示，当地“已经做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我们和村里6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进行了签约，每周开展一次随访，提供健康监测、用药监测服务，及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药品是否短缺，甚至粮油米面短缺等情况，彼此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很好的信任基础和浓厚的感情基础。”
另外，稍早之前的12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时，还要求发挥县域医共体牵头的县级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龙头作用，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城市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与县级医院帮扶机制，提升农村地区重症救治能力。
面对这些做法，村医丁志龙说，他相信目前的困境都是暂时的，“但还是希望相关药物能配送到位，毕竟，我们的乡村，马上就得面临元旦和春节的返乡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