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坚定的“药物”派，后来我看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也发现离不开社会支持和个人的努力，包括“三观”的提升。这提醒我在未来科学探索的路上，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局限，对未知抱有敬畏之心，以开放的心态探索各种可能性。
作为职业媒体人，张进曾任财新传媒副总编辑，2011年至2012年，突发抑郁。
应澎湃科技之约，谈一谈“我的科学观”。
2012年之前，我是一位职业媒体人，长期从事突发事件、公共政策、法治、环境等报道。我的早年职业生涯，和科学是无缘的。
未曾想到，2011至2012年，我突发抑郁。不经意间，人生转向，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十年间我大约做了两件事：其一，通过自我探索，形成了我对于抑郁的完整认知框架；其二，以此认知框架为理论基础，创办了名为“渡过”的心理健康平台。
现在，我就以自己这十年的经历，谈一谈我对科学观的理解。
时光之水上溯到2011年下半年，我毫无察觉地逐渐陷入抑郁状态。起先，只是发觉自己对于工作不那么应付自如了。失眠，记忆力下降，反应不再敏捷，处理问题也不那么决断；慢慢地，情绪日益低落，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生活对于我已不是快乐的旅程，而成为负担和苦难。
到2012年3月“两会”报道时，我已经发展到彻夜不眠。给记者编稿，硬着头皮看了半天，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或者说，看到的都是字，却不能把这些字连贯成完整的含意——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抑郁症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活力的丧失和能力的下降。
几天后，我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这才无奈地停止工作，去精神专科医院看病。医生给出诊断：中度抑郁偏重。
这本已是天降横祸，不幸的是，这个诊断还是错误的——半年后我才知道，我的病其实是双相情感障碍，而非单向的抑郁。
诊断既已错误，治疗自然没有效果，病情日益严重。那段时间，内心充满了绝望，在病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地狱归来》中，我这样描绘当时的惨状：
“每时每刻，大脑都像灌了铅，或者像被一个无形之手攥住，昏昏沉沉，思维缓慢，说话磕巴；胸口火烧火燎地难受；不想做任何事情，或者做任何事情都很犹豫畏缩；不想说话，不敢接熟人的电话，不看短信，或看了短信也不回。当然不想见任何人。每天早晨从一睁眼开始，就不知道这一天怎么度过。躺在床上，或呆坐着，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就这样慢慢地耗着时间。”
尽管如此，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理智仍然告诉我，不能自杀，不要让自己具备自杀的条件。比如，等电梯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让自己离开窗口，以防某个时刻突然冲动一跃而下。
不幸中的万幸，坚持到7月底，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药起效了——可以集中注意力看电脑，可以看一些书；明显感到头脑清醒，思考问题有了系统性，做事有主动性；也不怕见人、接电话、回信息了。同时发现自己开始有了愿望，在街上看到过去喜欢吃的东西，有了想吃的感觉；见到同事和朋友，也会产生久违的亲切感。
那几天，睡眠大幅度减少，甚至有几夜彻夜不眠；情绪高涨，似乎这半年的痛苦完全是大梦一场。几天之内，身体、精神完全恢复，兴高采烈、精神健旺、胃口大开、健步如飞。我把这个迹象告诉我的主治医生时，他当即判断：我患的病不是抑郁症，而是双相情感障碍。于是大规模改变用药，逐渐停服抗抑郁症，加服情绪稳定剂，辅之以抗焦虑药物。
渐渐地，我的病情稳定下来，进入康复阶段。
半年多的病程，如此戏剧性的大起大落，让我对抑郁症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想搞清楚我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好起来的？并想把经验告诉正在患病的人，让他们少走弯路。
我最初学习和研究抑郁症，用的是 “急用先学”法。我首先想搞清楚，治疗为何会突然见效？于是把我先后用过的11种药，它们的化学结构、适应症、不良反应、毒理药理，挨个研究了一遍；这就必然涉及抑郁症的病理知识，并扩展到对大脑的研究；同时阅读大量病例，增加感性认识。再后来，当零散习得的知识断片逐渐交汇，构成一张网络后，我找来大专院校的精神科教材，系统学习了一遍。 最痴迷的时候，我会在每周六，赶到我的医生的诊室，旁听他看病。我观察医生怎么问诊，开什么药，有看不懂的，再回去查书；有时还会追出诊室，要到患者的电话，过些天再回访患者服药的效果。
记者职业也给我提供了便利，我把抑郁症作为报道选题广泛采访。就这样，个人体验、学习体会、采访所得结合在一起，我开始系统地撰写文章。至2005年9月，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
回过头看，我对抑郁症的理解，是一个不断纠错和发展的过程。最开始，我以为自己的体验就是全部，只相信药物治疗，而中医、心理咨询都没有用处。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患者后，我发现许多患者无法用药物治愈，至少无法完全治愈；有些患者虽然用药见效，但好得不彻底，仍然会有头疼、头晕乏力、提不起精神等等残留症状；而且，单纯的药物治疗不能避免复发，很多患者会陷入周期性波动之中。
我渐渐认识到，抑郁症过于复杂，个体差异极大，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病，是多种症状的综合表述，而仅仅采用药物治疗，其效果是有限的。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学习心理学，我认识到，抑郁症的症状只是海平面的波涛汹涌，真正的原因是海底有火山爆发，要彻底治愈，还需要修复海底的火山口。
但心理学比精神医学复杂得多。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精神医学就像是一座高山，这座山很高、很险，但能够看得见，只要瞄准目标，坚定不移地往上爬，总能爬到山顶。心理学则不同，它像海面上的冰山，漂浮不定，露出海面的只是一部分，水面下大部分深不可测，让你无从把握。
学习心理学还需要勇气。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想通过研究心理学实现自我治疗，首先要问自己：你是否有勇气直面自己？是否能够追溯内心深处幽暗的一面？假如能够做到，这其实已经部分实现了治疗的效果。
2016年，我出版了第二本书——《渡过2》。这本书对于我的意义，是促使我从药物延伸到心理，其意义从副标题已经可以体现——《接纳是最好的治愈》。
在写书的同时，我同步做了一个公众号，名字也叫“渡过”。起初公号只是我一个人的写作阵地，不知不觉地，它成了患者和家属的交流平台。第一个社群建于 2017年3月，其后裂变式发展。截至今天，渡过社群已有200多个，成员达5万多人。
聚拢到渡过的人越来越多，我的视野不断扩大，对抑郁的认知随之提升。2017年春节前后，我突然顿悟：精神疾病从来都是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应把他置入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包括家庭、环境、时代变迁，作动态地、历史地考察，才能理解疾病、理解患者。
由此，2017年4月，我启动了抑郁症患者寻访计划：去全国各地，寻找有代表性的患者，进入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描述他们的人生境遇，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对其疾病和命运的影响，从而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健康现象，提供一个真实、完整的解释。
这是我告别新闻生涯后又一次全国性游历。半年多时间里，我走访了20多个省市，采访了40多人。一年后，《渡过3》出版。这本书对我意义重大：历时一年半的创作过程让我对精神疾病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独特的认知框架，并为后来的事业准备了队伍。
正是在这一年，渡过从传播知识阶段，进入到实际解决问题的阶段。2018年3月5日，我在渡过公号发表《短期是诊治，长期是成长，全程是陪伴》一文，正式提出了“陪伴者计划”的概念。
推出“陪伴者计划”，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感受。回忆我自己，从患病之初的茫然无措、被迫就诊；到治疗无效、失望绝望；再到治疗见效、临床治愈，经历了无数严峻考验，走了很多弯路。这是因为，抑郁症治疗没有标准化的流程，和其他躯体疾病相比，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试错、更整体的把握、更精细的调整，这是现有治疗体系无法满足的。
我后来想，如果有一个过来人，能在当时某个重要节点指引一下，那该多么好啊。而“陪伴者计划”的要义，就是发掘、整合、赋能成千上万康复者，使之成为陪伴者，从社会支持层面入手，为患者提供全程服务，从而在医院治疗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之外，构建精神疾病疗愈第三系统。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2018年6月，“陪伴者计划”正式启动，一时风生水起。半年后，新的需求出现了：单个陪伴者的能力是不全面的，单打独斗效果有限，可否把众多陪伴者组合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面对面为患者解决问题？
本着这个设想，2018年11月，我们在杭州举办了亲子共同成长营。这次尝试具有历史意义，它打开了一扇窗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线下营、线上营齐头并进，“陪伴者计划”逐渐落地，并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疗愈模式，我将其概括为“生态疗愈” ——鉴于精神障碍的复杂性，单个人的能量和耐心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生态环境，去除病耻感，形成能量场，涵盖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社会治疗，创造人与外界关系的连接，让情绪流动起来，从而获得自我疗愈、相互疗愈。
就这样，在实践中，我对于抑郁的认知，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螺旋式上升历程，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对于抑郁的认知框架。
我的核心观点是： “抑郁”两字重在“抑”而不是“郁”。“郁”只是“郁闷”，“抑”则是“抑制”，是身心功能全面低下导致失能状态。抑郁的原因千差万别，根本因素是能量耗竭，当一个人过度操劳，透支生命，体力、精力逐渐流失，人体便启动神经递质调节机制，阻断快感，抑制部分功能，强行减少活动，节约能量，让人休养生息。
因此，抑郁的本质是人体对于耗竭的消极自我调整，是对人体的警讯和自我保护。从这个意义看，抑郁并非灾难，而是大自然主宰的物种延续进化出的生存策略，是对人的警讯和保护。它不仅是一个疾病现象，还是一个生命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是人类整体生活方式的问题。应对抑郁，需要采取药物、心理、运动、社会支持、价值实现等各种方法，对自己做全方位的调整和升级。
张进认为，抑郁的本质是人体对于耗竭的消极自我调整，是对人体的警讯和自我保护。
过往十年，我创办渡过，不知不觉做了很多事，帮助了许许多多人。这并非事先设计，完全是出于初心，顺应时势，自渡渡人，迈出一步，下一步自然浮现。但回过头总结，这十年历程中，也蕴含着一些“科学观”的道理。
首先，是求真务实。在抑郁症自我探索方面，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当今社会，对抑郁症有强烈的病耻感，很多人得了抑郁症，遮遮掩掩，羞于承认，偷偷摸摸看病、吃药，这对康复是不利的，更不可能科学认识抑郁症。我自病情有了转机，就写了第一篇文章《地狱归来》，对自己半年的经历做了初步的观察和总结。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有了20多万的阅读量。直面疾病，直面内心，勇于自我分析，是我研究抑郁症的科学基础。
求真务实还意味着严谨、细致。抑郁症在全世界都是一道难题，探究其成因和救治之道，需要严密的逻辑。我深知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尤其要搞清楚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复杂而隐秘，有时是一果一因，有的是一果多因、一因多果，有时是多果多因，如果不能确证因果之间的对应关系，那只是主观假说，而距离本质真实还很遥远。所以，在构建抑郁整体认知框架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从整体出发，重视现象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联，力求我提出的结论和方法有充分的依据，追求可分解、可验证、可复制、可重现。
其次，科学探索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自始至终，我研究抑郁症的目的都很明确，最初是想搞清楚自己的问题，后来是想帮助其他人，即“自渡渡人”。2017后，渡过逐渐成为一个抑郁症患者和家属互助社区，各种复杂、疑难病例汇集于此，患者和家属的痛苦，我们感同身受，这确立了我们的做事方式是：“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标靶，以治愈为目的”。多年来，我们每走一步，都是被患者的期待所推动。我们始终和需求在一起，甚至我们就是需求本身，这使得我们能够随时从患者中获得力量，加深对抑郁的理解，不断调整前行方向。而对于科学探索来说，方向比速度更为重要。
第三，要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走出狭隘自我，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
在全球范围内，抑郁症都是一个疑难杂症，个体差异极大，其特异性提示人们：对待抑郁症，要有开放性思维，无论研究者、医生还是患者，都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以包容的心态，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不断验证自己的假设和结论，打通各种疗法，寻找最适合患者的个性化治疗方式。
2016年，《渡过1》出版一年后，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很多人都习惯于从自身经验出发认识外部世界，这并非坏事，因为由此得到的认识往往更真切和更有力量。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他的视野也会是有局限的。”——这说的其实是我自己。我曾经是坚定的“药物”派，认为只要吃药，抑郁症就一定能好；再往后，我看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也发现离不开社会支持和个人的努力，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提升。这个思想历程，提醒我在未来科学探索的路上，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局限，对未知抱有敬畏之心，以开放的心态探索各种可能性。
第四，敢于尝试，敢于冒险。
渡过这些年做的事情，是来自民间、为需求所驱动的自发探索，是抑郁群体的自救。比如“陪伴者计划”就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存在诸多风险。陪伴者和医生、咨询师不一样，有独特的伦理，如何保持恰当的边界，恪守“不伤害”底线，既帮助到患者，不出安全问题，又保证自己的状态不垮掉，是一个严峻课题，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保持理性，稳中求进。
概括起来，我认为，“科学观”其实就是一种态度：实事求是，严谨细致，开放包容，大胆创新。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从中体会到艰难，也更体会到意义。
。2015年创办“渡过”公众号，致力于传播知识，探索新型心理健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