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12月的短短5天，国内数个大型城市，甚至省份，陆续发布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共同传递“松动”信号。
据不完全统计，大城市如广州、成都、北京、重庆、郑州、天津、上海、深圳，省份如山东省，纷纷宣布防疫“减码”——
11月30日，广州和重庆打响第一枪。广州多区陆续发布通告，即时解除临时管控区的管控措施，按低风险管理。同日，重庆宣布中心城区逐步放开，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
12月1日，成都宣布，不再出示核酸阴性证明，出示健康码绿码，测体温、扫场所码，即可进入其他公共场所及乘坐公交、地铁等市内公共交通工具；
12月2日，北京宣布，自12月5日起，公交、地铁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乘车；
12月4日，上海宣布，自12月5日起，乘坐公共交通、全市公园、景区等室外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截至目前，全国5个超大城市成都、广州、天津、北京、重庆，均已针对出行优化了疫情防控政策，部分场所持绿码即可通行，无需核酸检测结果。
“松动”的措施虽透露着一丝谨慎，但传达出的信号却在不断增强。
一场防疫放松的“软着陆”试验，将在各地上演。
而在罕见的“放松”政策调整后，感染者增加将是无法躲过的冲击。接下来要经受考验的不仅是城市治理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的应对，老年人疫苗接种的效率，还有对正常生活的摸索。
“松动”下一步，我们如何与新冠病毒相处？会付出昂贵代价吗？
城市里“走小步不停步”
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调整，看似突然，实则有迹可循。
自“二十条”发布以来，防控政策的改变从“民间”一路延伸至“官方”。
早在11月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多个小区的居民根据“二十条”与居委会和街道协商，要求取消不合理封控，在陆续取得成功后引发大量关注。
11月2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松动”的端倪开始显现。那场发布会上，一位发言人明确指出，奥密克戎变异株及其若干进化分支的致病力和毒力相比原始株和德尔塔等变异株明显减弱。
敏感的专家嗅出信号，这或将意味着“消灭病毒”不再是工作的重点，在加强对最脆弱人群保护的前提下，找到一个与病毒相处的最优模式，将是接下来的重要任务。
11月30日和12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就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召开两场座谈会，并两次提出，要“走小步不停步”的优化完善防控政策。
随后几日，各地迅速反应，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且不限于——临时管控区解除管控、调整密接者隔离与判定规则、核酸检测时效要求放宽，部分人员不再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公共交通不再查验核酸检测结果等。
香港大学病毒学教授金冬雁认为，中国多个大城市密集调整防控政策像一种试水，“我们正在试着小步走，摸石头过河。”
以香港为例，目前可以认为香港地区的新冠疫情已经实质上走向终结，不会再出现大海啸。虽然香港现在的每日感染者仍然不少，但是引发重症和死亡的情况很少，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多名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者认为，目前多地对疫情防控政策进行优化，不能简单理解为“放开”，而是调整地更加精准和科学。
时至今日，疫情形势和病毒特性都发生了变化，以前的防控手段不具备可持续性，甚至造成了不少次生灾害。现在对这些措施进行调整，其用意是为了减少人们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受到的损失，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市防控政策的快速变化吊起了大家的胃口，但也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下一步是否准备好的担忧。
有专家提出，松动的疫情防控政策必然会带来持续增长的感染者，这可能带来不小的社会冲击，尤其是医疗系统。
在国际社会，中国目前可能已没有能参考和学习的对象了。得益于疫情前期“打地鼠式”的高强度防控策略，中国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数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守护了人民健康。
但客观上看，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经历了一轮大感染浪潮，并且完成了最脆弱人群的高水平疫苗接种工作。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已然形成了免疫鸿沟，考虑到新冠病毒可能已经无法被消灭的事实，中国经历一次大感染浪潮在所难免。
但是，怎么减少这轮感染带来的冲击，这对于社会治理能力和医疗卫生水平是个不小的挑战。
八点健闻注意到，目前不少城市正在积极推行抗原检测试剂的使用。金冬雁强调，在大流行阶段，停止大规模核酸检测，积极使用抗原检测，能够有效减缓和拉平感染高峰。
把恐慌心理打消，就不会医疗挤兑
此前，每谈及防疫政策松动，衍生的另一个必谈话题就是“医疗挤兑”。
时至今日，在尝试防疫放松“软着陆”的大城市中，对“挤兑”的担忧正在变弱。
在疫苗科普专家陶黎纳看来，目前，政策主要在于防止两个层面上的医疗挤兑：一是防止民众因心理因素，往医疗机构“挤”，二是要通过疫苗、药物等，减少人群因疫情对医疗产生过度的需求量。
对轻症患者来说，需要消除大家对新冠疫情的恐慌，和对所谓的“长期并发症”的错误认知。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表示，“感染新冠并不可怕。把老百姓的恐慌心理打消了，就不会发生医疗挤兑。”
比如，有疑似症状时，无法确定感染情况或不能判断会不会在感染后发展为重症，这时，医疗机构应对民众进行帮助，或培训出一批负责任的社区医生。
“这样既能帮助民众快速提供应对措施，又能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德国埃森大学病毒所教授陆蒙吉告诉八点健闻。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及生物制品质量监测与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陆家海推断，科学精准防控的下一步可能是推动感染者或者是轻微症状的感染者居家隔离，同时寻求医疗部门指导。
另外，一直以来被高度关注的新冠肺炎“长期并发症（长新冠）”人群，也是引发人群恐慌和医疗挤兑的潜在诱因。
彭志勇在随访了湖北第一批新冠肺炎病人后发现，大多数曾感染过新冠的患者，包括许多老年患者，都回归到了以前的状态，“该上班的上班，退休没上班的在家带孩子。有些人开始还有一些心理压力，怕社会不接纳他们，但后来也没什么事了。所以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可怕。”
在院内，医院正在做一些风险控制的准备工作，比如准备一些抗疫药物，对于重症的培训和建设，以及床位的准备。
早在今年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表的一项大样本数据研究显示，今年3月22日~5月3日期间的33816名早期非重症奥密克戎感染者，共有22人进展为重症，总体重症率为0.065%（22/33816），高危组重症率为0.238%（22/9260），非高危组重症率为0%（0/24556）。
这在多位流行病学专家看来，较低的重症率也意味着在医疗资源充沛的大城市中，不太可能造成医疗挤兑。
金冬雁对大城市中的医疗资源表示乐观。“不是说得了新冠的人都要住院、都会出现重症。” 即使是发生感染的“大海啸”，也有措施可以减缓、拉平暴增带来的冲击。让大规模感染在较长时间内发生，这样在每一个时间点上的重症比例就少了。
除此之外，与政策一起变化的，还有工作观念的变化。
时至今日，想要快速扑灭疫情已非常困难，减少因新冠感染导致的重症和死亡才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对于真正由新冠病毒导致肺炎重症的病人来说，我们重症科应该要做好准备。”彭志勇说，“但对于因其他基础疾病入院的，又查出新冠阳性的患者，只要新冠感染处于轻症，他们就应在相应的科室得到对于基础疾病的治疗。”
他表示，医院可以单独开个区域把这些病人们放在一起，但不要一查到病人新冠阳性，不管属于新冠轻症还是重症，就惊吓过度，把他们往ICU转。“我们以前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他说。“但如果做到分级管理，那么就算新冠病人数翻十倍，也不会对ICU造成严重的压力。”
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彭志勇认为，需要加强分级管理。上海今年的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在官方公布的死亡信息中，总体上的死亡患者以老人居多，且这些病例的死亡被描述为：“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兴鹏在发布会上曾解释，这些基础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恶性肿瘤等。
也有专家表达担忧，医疗资源即使不会出现挤兑，短期内也要做好承压的准备。
陆蒙吉提醒道，“即使重症率和死亡率下降了，一段时间内医疗压力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他表示，可以看到，目前的松动“试验”都在大城市中，但若运用到一些中小型城市，医疗资源的匮乏和压力或许就会显现出来。
陆蒙吉告诉八点健闻，若能做到”二十条“的管理规范，加上推进免疫接种、分级分类诊疗、以及正视可能发生的重症和死亡，可以把所有问题产生的伤害降到最低。
老年人疫苗接种到了最紧急的时刻
部分城市放宽疫情防控措施，“软着陆”的前提是保护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这次，加快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到了最紧急的时刻。
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继续提高60至79岁人群接种率。
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也已下达工作指标：2023年1月底前，80岁以上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剂接种率达到90%，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均达到90%；60-79岁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均达到95%。
多名受访专家向八点健闻指出，现阶段防疫重点已经很明显地从强调核酸检测、清零感染，转向更强调老年人疫苗接种、医疗资源准备。
然而，要达到90%、95%的目标，时间只剩下了不到两个月。
此前，我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于全年龄段接种率，老年人的年龄越高，疫苗接种率越低。
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推算，截至11月28日，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第一针接种率为90.68%，全程接种率（两针灭活疫苗或一针腺病毒疫苗）为86.42%，加强针接种率为68.75%。80岁以上老年人的第一针接种率为76.6％，全程接种率为65.8%，加强针接种率约为40%。
数据揭示出令人担忧的现实，目前还有约2500万60岁以上的老人未接种疫苗。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如何将80岁以上老人的第一针接种率（76.6％）、满足接种时间间隔的全程接种率和加强针接种率，全部提升至90%。极其考验基层医护的执行能力。
防疫与疫苗接种工作的基层执行者是有交叉的。在上半年疫情毒地爆发期间，多位基层工作者表示，他们的工作重心从疫苗接种转向了核酸检测，一些地区甚至暂停了疫苗接种。
还有疫苗接种的禁忌症问题。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理应优先接种新冠疫苗，但各地的禁忌筛查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医务人员不愿为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接种疫苗。
一位基层工作者曾对八点健闻留言，“高龄老人基础病多，很多人得癌症、中风，都认为是接诊疫苗导致的，会要求接种机构免费治疗、赔偿，上级一甩锅，接种机构就会拒绝给高龄且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接种”。
今年6月，疫苗专家陶黎纳的爷爷奶奶去接种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接种点此前没有为90多岁的老人接种过，没有把握。陶黎纳联系了接种点负责人，说明老人完全可以接种。如此折腾一番后，才让老人打上疫苗。
本次《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特别提出，“指导医务人员科学判定接种禁忌”，列明了四种接种禁忌。包括既往接种疫苗时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如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急性感染性疾病处于发热阶段；因严重慢性疾病生命已进入终末阶段等。
陶黎纳表示，严格来说接种疫苗的禁忌症只有“既往接种疫苗时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一条，其余三条是因为“避嫌”。“打了疫苗以后，有可能凑着病情变化，让你以为这是疫苗打出来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团队日前发文指出，根据他们“纳入患者数为数百人到千人”的样本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脏肿瘤等患者中，国产疫苗导致的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均为0。对于肿瘤患者，仅患有恶性肿瘤且处于器官衰竭期的患者，疫苗接种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建议谨慎接种。
“内部强调严禁自行扩大禁忌范围，不能由医护自己说了算，而是要按照国家规定。”医疗博主庄时利和向八点健闻表示，“实行时，国家还是要出来一个保护医护人员的（配套政策），如果真的出了什么症状，虽然基本上都是一些耦合症，但是他会找医生的麻烦。”
截止今年5月30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33.8亿剂次，累计报告预防接种后不良事件238215例，总体报告发生率为70.45/100万。不良反应的报告率比每年常规接种的疫苗略低。
11月30日，中疾控针对全国卫生系统的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培训，提出了解决接种难点的三条措施，其中包括“组建接种小分队提供上门服务”。
“以前跟一个高血压老人说不能接种，（现在）跟人家讲可以接种，前后矛盾在现实当中肯定会遇到困难。”庄时利和说，更重要的是让老年人知道接种的好处，而他所担心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发鸡蛋、发钱这些东西都是没用的。”
陶黎纳认为，接种小队上门接种在组织方面需要更高的水平，“像我爷爷奶奶这样的情况，本来也不是拒绝接种，但家人怕折腾，如果能够提供上门服务，接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严雨程、习翔宇、张雨箫｜撰稿
李琳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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