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静安区愚园路228号，这个仅包括一家沿街奶茶店和隔壁米粉店的“最小中风险地区”，引起了人们的关心和好奇。这背后有一批与病毒赛跑的年轻人，他们是医护、疾控、公安、社区等各岗位基层人员，还有可爱的志愿者。
1月13日开始的这轮疫情，与此前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相关，奶茶店的2位工作人员确诊、多人无症状感染。在商业类型多、客流量大的静安区，要做到“陶瓷店里捉老鼠”式的精细化管理并非易事。
“作为一个普通疾控人，我真没想到面对疫情这么难，3天熬两个通宵的大有人在，而我们还不是最辛苦的。社区转运人员据说5天只睡了10小时……”“上海发布”上一段打动读者的留言，也道出了静安区基层公务员和社区工作者的心声。
今年21岁、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的安徽姑娘陈络，是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企业服务专员。1月11日晚，已经下班回家的她接到紧急通知，要求协助疾控部门开展流调，电话询问相关人员的详细地址。任务单不定时派送过来，排查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往往需要在1小时内给出反馈。“其实我们都力争做到立刻致电、立刻反馈。”陈络说：“这是和病毒的赛跑，必须争分夺秒。”
此后的5天内，陈络和街道领导、4名居委会工作人员组成协助流调小组，作为组里最年轻的成员，她负责每天晚8点到早8点值班。11点到12点一批；3点一批；5点一批……为避免漏接电话，陈络始终保持“精神紧绷”的状态。“深夜来电”以及她使用的安徽手机号，这两个因素导致她拨出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或者被对方怀疑为诈骗电话，她不得不把自报家门和安抚情绪的话语重复了上百遍。
即使到了下班后的第二天上午，陈络也没法好好休息，因为许多人早上醒来看到未接来电，都会选择回拨。这几天，陈络减少了和父母联系的频率，因为她知道，妈妈不忍心她熬夜，也会撑着不睡，会问来问去。她说：“确实很累，但在工作中我也感受到成长和担当，当疫情来袭，如果我能为抗疫做一些贡献，就想尽我所能。”
在静安区彭浦镇，也有一支由35岁以下青年公务员、社工等组成的临时青年突击队，从1月13日晚开始协助流调工作，45人分成3个小组，白天下班后轮流值夜班，致电居民核查居住地址。
彭浦镇党政办的90后基层干部房小懿，是最早开始值班的突击队一组组长。因为疫情，1月12日她就在加班，忙完回家已是深夜12点多，第二天一早接到任务，当晚得继续加班。包括她在内的6个队员留在办公室随时待命，一夜没合眼；另外9人一下班就分别赶去三个居委会，负责核对人员信息。
“季晨、蔡民峰等队员支援社区，在-1℃的环境里连续工作3个多小时，有人甚至喝不上一口热水 ；1999年出生的姑娘孙明颖，白天在疫苗接种点工作，晚上又通宵值班，我看她穿得很单薄，但没喊冷；和孙明颖一样刚加入彭浦镇的还有张红丽和孙喆超，张红丽一个人租住在顾村，深夜骑着电瓶车回家；冯麟的膝盖做过手术，值班时很疼，没叫过一句苦；储姝家有一对不到3岁的龙凤胎，她丈夫在医院检验科工作，加班更多，孩子只能让老人和阿姨带……但大家都很坚定、也很团结。”房小懿说。
接替他们值班的是孙瑜带领的第二小组，有了同伴的经验，工作时有了心理准备。孙瑜说，大家在拨打电话前都掌握了要点，边询问边在纸上打钩做记号，以防漏了信息；在面对少数误以为是骚扰电话的人员时，就一一解释、安抚情绪；有位中文不太流利的日本人，新任命不久的85后副镇长桑祯骁学过日语，两人用中日夹杂的方式完成了询问电话。
事实上，对房小懿、孙瑜等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来说，加班加点是常态，好多人攒了20多张调休单只能浪费，总是刚安排好休假就来了任务。因为加班多，家里两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爸爸妈妈“又去加班了”。孙瑜说，疫情开始时她曾觉得害怕，但一想到有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的人也在加班时，就会觉得，“在上海这座城市，很安心”。
今晚，这支青年突击队又临时接到了任务，“下班时，我临时给组里几个男同胞打电话，都不带一丝犹豫，有的都到家了，马上调头回镇里。只用了20分钟，全部到齐。”房小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