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日，第八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马灿荣登上回国的民航班机，结束了7年半的任期。
此时夜幕已降临，马灿荣却感觉不到连日来辞行拜会的疲惫，他的思维突然开始活跃，在德国经历的一切像放电影一样出现在回忆里。
1972年8月，他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班结业，进入外交部西欧司工作。两个月后，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率团访华，在10月11日与中国签署建交公报。还是年轻科员的马灿荣在人民大会堂目睹了这一历史画面。
一年后，马灿荣作为翻译被派往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常驻。此后，他又先后作为政务参赞和驻德大使两次常驻德国。在驻德的22年中，他几乎亲历了中德建交后的每一个时代。
1972年10月，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会见来北京签署两国建交公报的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和夫人一行。
慢热的“质变”
1973年9月5日清晨，马灿荣和同事一行四人从北京启程，前往波恩。为了节省外汇，他们选择乘坐火车，路上经过了12天的长途跋涉。
波恩经济高度发达，花草繁茂，街上车水马龙，商店琳琅满目，与当时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让马灿荣十分震撼。
那时中德在经贸、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及互访活动已逐渐活跃。使馆的主要任务是广交朋友，为日后工作打牢基础，同时深入了解德国情况，为国内提供决策参考。
马灿荣经常陪同大使和主要外交官去德国各机构联络，有时也陪同大使出席一些国家的国庆招待会和使团活动。他明显感觉到，时任德国总理对中国外交官不是特别热情，除了握手寒暄外，很少有实质性交谈。当时联邦德国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勃兰特推行的是旨在与苏联、民主德国及东欧其他国家缓和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其中苏联被视为重中之重。
这一外交政策让在野的德国联盟党大为不满。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他们始终认为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中德建交后对中国表现出的热情也要高于执政党，科尔、施特劳斯等联盟党人频频访华。
1974年5月6日，勃兰特因国务秘书纪尧姆被查明是东德间谍而辞职。5月19日，施密特继任联邦德国第五任总理。
早在60年代末，时任国防部长施密特就对中国有一种“政治上的好奇心”。当时中德尚未建交，他决定先走访中国周边国家，试图“用中国邻国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此行印证了他“中国今后在世界上将扮演重要角色”的想法，回国后他建议勃兰特尽快与中国建交，“我可以肯定，中国会成为世界大国”。担任总理后，他继续推行新东方政策，但加强了对苏强硬的成分。
1975年初，施密特托人转告中国使馆，对中国邀请如此众多的反对党人士访华感到惊异，并暗示自己有意访华。中方很快做出积极反应。
1975年10月29日，施密特抵达北京，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联邦德国总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他。
施密特此行发现，中国希望能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以牵制苏联，而德国被认为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他向中方表示，要把中国放在与美苏同等的地位看待。
马灿荣与施密特总理在施密特书房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马灿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施密特任总理期间中德关系发展平稳，没有太大起伏，但施密特在德国联邦议院辩论时的能言善辩和犀利言词让他和同事们印象深刻，每当有施密特发言，大家都会围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听他的演讲。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施密特在与谷牧会谈时表示，希望中国经济强有力地发展起来，中国作为亚洲稳定因素的作用应大大增强。
同年10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这被解读为两国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
“特别重要和特别值得信赖的伙伴”
1982年，联邦德国政府更迭，执政13年的社会民主党下台，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科尔继任联邦总理，他一上任就表示，中德两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广泛一致，有很多合作潜力可利用。中国使馆工作也由此发生很大变化，节奏明显加快。
马灿荣回忆，中国各种代表团和考察团在改革开放后蜂拥而至，德国拥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最需要的雄厚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中国在欧洲考察的首选之地。他还记得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访德时专门安排两天考察中国还没有的高速公路，对用料选择、风险规避、材料承受能力等问题都咨询得很仔细很专业。
几乎同时，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影响中德关系的苏联因素不再构成障碍，新中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两国高层频繁互访。80年代，中国副部长以上官员访德、联邦德国副部长和州一级部长以上官员访华每年超过20起，双方领导人互访时都有负责经贸和科技的部长随访。科尔政府自1982年起向中国提供无偿性质的技术合作，自1985年起提供软贷款财政合作。1981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从建交时的2.74亿美元增长到23.4亿美元，1986年猛增至45.59亿美元。
科尔总理来中国大使官邸做客，与马灿荣交谈。图/受访者提供
1984年10月科尔以总理身份首次访华，1986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德，两国关系进入一个高潮。科尔称中国是联邦德国“特别重要和特别值得信赖的伙伴”，德国的对华方针是使两国建立“充满信任的关系”，“到下一个世纪也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1987年7月，科尔再次访华，强调“政治上相互磋商、经济上密切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是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根支柱”。
但80年代末，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德国不是带头者，却是唯一以国家议会决议形式通过“制裁”决定的欧洲国家。时任中国驻德大使梅兆荣提出严正交涉，中德关系跌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马灿荣于1987年开始担任政务参赞。1989年11月9日晚，他和同事正在使馆看晚间电视新闻，突然画面切换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防检查站。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东德人，他们正像潮水一样涌向出境口。
晚10点左右，东德边防线接到命令打开边卡，数以万计的人流涌向西柏林。西柏林人则从反方向涌向边卡，抛出巧克力、花束和黑熊玩具，开香槟庆祝，同素不相识的东德人拥抱，哭着笑着尽情欢呼。
那段时间，马灿荣密集参加德国各界的报告会和讨论会，重点关注美、英、法等大国的反应和动向。此时中国同联邦德国关系处于低潮，同民主德国关系亲近，因此对联邦德国显示出的统一德国之势持谨慎态度，静观其变，对推倒柏林墙未做官方评论。
科尔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快统一步伐。1990年10月3日，德国实现统一。
马灿荣说，柏林墙倒塌不是偶发事件，联邦德国政府从未放弃统一目标。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之前说“德国的统一是100年以后的事”，后来改口“民族自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德国人民”，不久后他又放弃这一立场。科尔捕捉到国际形势的瞬息变化，在这扇门打开一条缝又要关回去的瞬间抓住了历史机遇。
梅兆荣曾回忆，当时德国各党派内部都有一些反华人物，但以科尔为代表的执政者对中国保持了理智、友好的态度，静观事态发展，想方设法逐步改善对华关系。
1990年，科尔邀请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于1991年访德，这在当时属于突破禁忌的行动，其间的斗争“惊心动魄”，因德方有人在接待规格上做文章，致使访问推迟至1992年成行。钱其琛访德不仅冲破了一些障碍，还推动了两国经济合作。时任德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曾私下告诉梅兆荣，钱其琛访德虽然充满激烈交锋，却成了推动两国关系的转折点。
1992年12月10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取消对华“制裁”，宣布中德关系正常化。德国也成为最后一个取消对华“制裁”的西方主要国家。
1993年11月15日，科尔第三次访华。1994年7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德国。199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华。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马灿荣认为，在中德关系的低谷期，科尔坚持发展对华关系不动摇，在1993年9月提出新的“亚洲政策纲要”，强调中国在亚洲地区和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表示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稳定、全面的合作关系。他支持中国留学生到德国学习，多次不顾国内反对，拒绝对台军售，拒绝会见达赖，避免了两国关系再度出现困难，对中德关系的贡献不可磨灭。
出任大使
2001年10月28日下午，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马灿荣接到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任命他为驻德大使的议案。
他立即开始做赴任前的准备。他1993年1月结束第二次驻德任期回国，时间已过去9年，过去熟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必须从头了解。
他调出中德关系的全部重要档案仔细研究，发现中德建交后关系发展一直比较顺利，总体上友好与合作的时期远远多于不好的时期，尤其是德国从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中德双方没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友好合作是历史必然。
驻德国使馆是大馆，国内很多部委都派驻了干部。马灿荣拜访了相关部委和单位，十几个部委领导都强调，德国是他们发展对外合作的“重中之重”，优先级很高，投入很多。他们对当前双边关系现状感到满意，但认为还不够，发展关系的潜力还很大。
2002年1月2日，马灿荣离京赴任。此时，德国首都已从波恩迁至柏林，科尔政府也已被社民党和绿党联合组阁的施罗德政府所取代。
施罗德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对中国多有好感。他任下萨克森州长时兼任大众汽车公司监事会成员，深知大众汽车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良多。他曾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由于绿党反对而未能实现。他首次访华即以北约成员国名义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向中国表示了歉意。
施罗德在1998年到2005年担任联邦总理期间六次访华。马灿荣出任大使期间每次都奉命回国陪同，他感觉施罗德对发展对华关系有一种激情。
施罗德出国访问习惯带一些企业家随访，回国后还要召集这些企业家到联邦总理府聚会，听取意见和建议。2003年，施罗德第二次访华后召集随访的德国企业家聚会，特邀马灿荣出席。德国企业界头面人物几乎悉数到场，如西门子公司总裁冯必乐、巴斯夫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贺斌杰以及奔驰、大众、拜耳等20多家大公司老板，还有联邦政府经济部长、经济政策顾问等官员。
宴会上只有马灿荣一个外国人，施罗德特意安排他坐在自己左侧，小声建议他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在座企业家到使馆做客。马灿荣正担心大家能否接受邀请，施罗德就用汤匙敲了一下酒杯，大声说：“大家静一静！马大使有话对大家说。”
马灿荣起身感谢了德国经济界对发展中德关系作出的贡献，表示希望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诚邀各位企业家和官员到使馆做客。话音刚落，施罗德就带头鼓掌，在座者纷纷表示很高兴去使馆做客。施罗德当即责成他的经济政策顾问魏德曼负责落实此事，并表示届时他也要出席。
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宴会在使馆大厅如期举行，施罗德带着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和企业家们悉数出席。他告诉马灿荣今后有事可以直接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那是他最信任的人。
中国使馆宴请德国经济界和企业界头面人物，马灿荣与施罗德总理（右一）等人谈笑风生。图/受访者提供
2003年12月初，马灿荣陪同施罗德再次访华。施罗德所到之处都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让他深受触动。他第一次访问广东，对广东的发展十分赞叹，他与德国在粤企业家座谈时说，广东发展潜力很大，德国应该加强同广东和中国南方地区的合作。
夜游珠江时，施罗德向偶遇的一对新人表示祝福并合影留念，情绪大增，连连赞叹珠江夜景。施罗德、德国联邦交通部长与广东省副省长、马灿荣等围坐一起，施罗德谈起自己不幸福的童年，说自己一直关注中国，年轻时就读过毛泽东的著作，非常仰慕中国的文化。
施罗德很少公开谈论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一向用词谨慎，主张在这一问题上采取“静悄悄”的外交，平等对话，使后来中德两国法治国家对话和两国外交部人权对话机制得以建立。马灿荣说，由于两国较早就人权问题建立了平等对话机制，这一问题总体上没有对两国关系造成大的障碍。
马灿荣认为，中德关系在施罗德时代从以往经贸关系为主提升到更高阶的政治关系层面，开始逐步建立政治互信，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阿富汗问题、气候变化、反恐等国际问题上都有很好的合作。两国在经贸关系上也出现明显变化，投资“一边倒”、贸易逆差的局面得到改善，贸易相对平衡，中方有时候还出现顺差，并开始向德国投资。军事交流等敏感领域也开通了培训、互访机制。两国关系真正实现了全面发展。
2005年，施罗德卸任，之后担任了多家国际知名企业的顾问，经常往来于中德之间。一次马灿荣去拜访他，他指着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说：“马先生您看，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不仅经济上，而且时间更多了，可以做更多我喜欢做的事，更多为中德合作出力了。”
“我这里还有邓小平先生喜欢的烟”
2005年11月，基民盟主席默克尔当选德国联邦总理。她在执政初期经常公开批评中国有人权问题，引起中方不满，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明显增多。
默克尔照例每年举行新年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德使节出席。她同马灿荣握手时总特意要他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再问候他本人的近况，显得有些与众不同。马灿荣认为，这是她示好的一种特有的方式。
默克尔首次访华是在2006年。陪同访问的马灿荣注意到，她对在中国见到的一切都表现出惊叹的神情。她说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她要争取每年都来中国访问一次。
2007年8月，马灿荣陪同默克尔第二次访华，整个会谈气氛很融洽。默克尔访问南京时住普通商务套房，早餐时在酒店西餐厅吃自助餐，取面包时不慎将两片面包掉到地上，二话没说拾起放到餐盘里，受到中国公众的一片赞扬。
然而，默克尔访华后不久，即于9月23日在联邦总理府会见了达赖。中方表示强烈抗议，中德关系骤然跌入低谷。
10月初，德国前联邦财政部长、前司法部长、前内政部长及现任联邦议院专门委员会主席等8位有影响的社民党联邦议员相约到使馆拜访马灿荣，讨论如何尽快恢复两国关系。年逾八十的前联邦副总理兼外长根舍特地乘飞机从波恩赶到柏林，同马灿荣谈了近一小时。
两国关系在低迷中度过了两个月。11月底，中国外长杨洁篪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会面，就改善双边关系达成共识，国内指示马灿荣同德方重点协商。
商谈一共进行了7轮，圣诞节和元旦也没有中断。德方代表、外交部主管国务秘书西尔伯贝格甚至把私人手机号码给了马灿荣以便随时联系，马灿荣还在夜间被约到德外交部商谈。最终，两国关系实现了重回正轨。此后，德方开始谨慎处理涉藏问题。
默克尔在其新书上为马灿荣签名。图/受访者提供
马灿荣在任期间，只要日程允许就会受邀去各地工商会、企业、高校、新闻单位、研究机构甚至军队和情报部门作报告，介绍中国情况，每年要做30场左右。他认为，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内容多正面内容少，很多德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期甚至更早，一些人对中国存有偏见，因此最重要的是增进双方直接往来，最好是让德国人亲自到中国看一看。
2009年6月初，马灿荣接到离任回国通知，他的辞行拜会日程很快排满。因跌倒受伤有一年多没公开露面的科尔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辞行请求。施密特打破多年来雷打不动的惯例，不参加《时代周刊》例会，在马灿荣向汉堡市长辞行当日在汉堡会见了他。就在两个月前，施罗德邀请马灿荣出席了他65岁生日宴会。默克尔也打破一般不接受外国使节辞行的惯例，在总理府接见了马灿荣，还亲切地带他参观了自己的办公室。
默克尔在2010年7月第四次访华，表示愿同中国“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并商定建立政府磋商机制。2013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德。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德，两国关系从“展望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升格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品竞争力的持续增强使德国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2019年，欧盟在德国推动下出台了新的对华政策，把中国主要定性为“制度对手”。2021年末，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三党联合组成的德国新一届政府开始执政，德国内部“减少对华依赖”的言论喧嚣一时，还有一些政客宣称要同中国“脱钩”。但在华德企大多数坚持留在中国，认为保持对华合作有利于德国经济发展。
如今，中德之间一天的贸易额就是建交之初全年的2.4倍，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已连续六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种种迹象表明，中德之间不可能‘脱钩’。”梅兆荣说。
2022年7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会晤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他说，五十而知天命，中德关系已到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成熟阶段，中方愿同德方一道总结经验，规划好下一个50年合作。
遗憾的是，一些老朋友已经不在了。2015年，96岁的施密特去世。2017年，87岁的科尔去世。
马灿荣记得，当年科尔多次到中国大使官邸做客。他爱喝冰镇的青岛啤酒，每次使馆招待员都早早在冰箱里备足。科尔说，德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对德中关系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还告诫在座的基民盟年轻议员要牢记。
那时每当国际形势有重大变化，马灿荣总要去拜访施密特听取建议，有时是去他位于勃拉姆斯湖畔的私邸。施密特夫妇每年都要在那里住上几个月，只有关系特别好的亲友才有机会到访。
施密特1982年卸任后潜心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问题，尤其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再称赞邓小平等是杰出领导人。马灿荣到任之初拜访他，他在柏林的办公室里指着桌上的中华牌和熊猫牌香烟说：“您看，我这里还有邓小平先生喜欢的烟呢！”
施密特较早预见到中国的崛起，并提出了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种货币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著名论断。他曾说，中国应坚持自己的路一直往前走，“骆驼虽然走得慢，但是能走到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