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一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难题，今年2月以来的俄乌冲突更是成了非洲粮食危机的催化剂。而在这片广袤的热带大陆上，相当一部分人口仍在以农业为生。
中地海外集团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水稻专家王学民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工作了19年。他对记者表示，昔日的农业大国尼日利亚因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工业崛起，农业逐渐萎缩。尽管农业产值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但从事农业的人口约占国内劳动力总人口的70%。
“目前仍然是一个粮食短缺的国家，国内的农业仍然不发达。尼日利亚继续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养活其两亿人。每年要花费巨额财政预算用于进口大米、小麦、蔗糖以及鱼产品等食品。”早在2006年，应尼日利亚西北部凯比州政府的邀请以及出于企业社会责任，中地海外即在尼日利亚投资开发农业，兴建机械化示范WARA农场并成立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
中地海外集团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水稻专家王学民（右一）和当地员工一起工作。除特别注明，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出海”非洲的农业公司当中还包括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荃银高科”，300087）。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荃银科技”）是荃银高科的全资子公司，承担荃银高科所有海外业务。该公司副总经理丁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样谈及，整体来说非洲国家的农业发展确实比较落后，以中国绿色超级稻来说，“其育种和推广在中国很成功，在东南亚国家也比较成功，但是现在在非洲还不是很理想。”
丁松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当地缺乏有效的组织体系；二是当地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够；三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种子商业化程度低下。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1月26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下称“作科所”）水稻分子设计技术与应用创新团队负责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项目“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正式启动。作科所所长钱前院士指出，该项目要抓住机遇，在原来盖茨基金项目“为亚洲和非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水稻科研技术在非洲落地，要肩负大国担当，带动非洲水稻产业化，加快非洲水稻科技人员的培养。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的徐建龙研究员系该项目的负责人。他对记者表示，“通过在非洲前期开展的绿色超级稻项目，我们发现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有品种，但是落不到农民地里去，推广工作比较薄弱。”在解决国内民众免受饥饿、摆脱贫困这一难题上，中国毋庸置疑是优秀的“答题者”。今年3月31日，由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开展研究的《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在京发布。报告显示，农业发展是有效的脱离贫困的方式，中国在40多年时间里使近8亿人脱离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提升农业生产力。
盖茨基金会全球农业发展团队代理主任伊诺克·奇卡瓦（Enock Chikava）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时间里，农业不断发展，并促使其他产业变得更强大，“那些产业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农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让8亿人脱离了贫困，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奇卡瓦日前向在内的媒体表示，从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历程来看，第一阶段为“温饱农业”，即农业生产以满足温饱为主，多为主食。“如果不包括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8个国家勉强处于零阶段和第一阶段，也就是非常早期的‘温饱农业’阶段。”
农业环境有着天然的脆弱性，实际上很难保证稳定地生产口粮。一旦生产不足，进口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像俄乌冲突这样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件，会如此严重地影响非洲的人们，因为非洲每年仍要进口价值近300亿美元的粮食。”奇卡瓦如是谈道。
在盖茨基金会9月12日发布的第六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中，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如是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粮食援助）是一个很好且必要的事情。各国应该慷慨解囊，防止人们陷入饥饿。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这样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提供更多的粮食援助，而是确保最终没有援助的必要。
比尔·盖茨认为，在国际冲突、气候变化等威胁下，提供“魔力种子”等在内的农业创新，比仅仅捐赠更具力量。
11年：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
2019年4月2日，由中国主导的最大的国际农业科技扶贫项目“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在北京结题。该项目由中国政府与盖茨基金会联合资助，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导、作科所黎志康研究员牵头，联合国内外58家水稻研究单位组织实施。
据此前中国农科院方面介绍，该项目国内经费1.56亿元，国外经费4100万美元，于2008年启动，历经11年。项目旨在亚非国家分享中国的优质水稻品种、种质和生产技术，并培育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干旱、洪涝和病虫害等威胁的水稻新品种，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种植条件。
图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官网。
所谓的绿色超级稻，其构想由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启发教授于2005年提出。要求培育的品种不仅高产优质，而且具备抗病虫、高效的养分吸收利用、节水抗旱等绿色性状，达到生产上“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目标。
为什么要做绿色超级稻？回看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的水稻育种实现了两次重要突破，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绿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矮化育种的成功，水稻单产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则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水稻产量在矮秆良种的基础上继续增长20%左右。1989 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提出了“超级稻”(SuperRice) 的概念并启动了“超级稻育种计划”。在随后的30多年中，我国育种家通过创新育种技术、拓宽遗传基础,配制强优势杂交组合,育成一批超级稻新品种, 使水稻单产水平不 断获得突破。
然而，问题也随之浮现。徐建龙总结了如下几点：第一，我国水稻产量水平多年徘徊不前，严重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自1998年后至2005年，单产水平有下降趋势。虽然有超级稻，但其条件是大肥大水，超级稻在70%的中低产田难以实现高产。
第二，水稻生产面临资源环境的严峻挑战，严重影响我国生态安全。“以前人口多要吃饱，越来越强调生产，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退化、江河湖海富营养化，同时大量使用氮肥也导致米质下降。病虫害加重，通过大量喷药防治，破坏生态环境，危害人体健康。”
此外，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徐建龙谈到，目前推广的水稻品种既不抗旱也不节水，所以面临干旱的严重危害。同时，这几年高温、低温、旱涝灾频发的气候变化，使得农业生产风险大大增加。
“鉴于粮食安全和环境资源的双重挑战，我们提出培育和推广绿色超级稻。”2014年，“绿色超级稻新品种选育”项目获得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支持。该项目由张启发团队组织，全国27家单位参加，主要分布在全国各个水稻生态区。
徐建龙介绍，在项目开展下，育成绿色超级稻新品种66个，国审18个，省审48个。这些都具备抗主要病虫害、营养高效或耐旱、优质高产等特点。这些绿色超级稻品种在生产中进行大面积展示，包括6个生态区和15个百亩示范片、16个千亩示范方和9个万亩辐射区。此外，建立了水稻分子设计育种信息平台和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平台。
从经济社会效益角度来看，绿色超级稻推广应用面积1.5亿亩，新增产值300多亿元。徐建龙补充道，“绿色超级稻理念提出及实施成果，推动了国家农作物绿色品种指标体系的建立，对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国绿色超级稻“出海”情况如何？上述提到的“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自2008年9月开始，至2019年2月结束，共三期。目标国家和地区中，东非5个、西非4个、东南亚5个、南亚4个，此外还包括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和宁夏。
据该项目结题会上公布，截至2019年，累计有18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因此受益，160万农户增收，通过节本增效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超过14亿美元。项目在其他亚非国家审定绿色超级稻（GSR）新品种78个，其中常规稻品种52个，杂交稻品种26个。面向中国的西南五省培育和审定GSR新品种62个。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徐建龙研究员。
新项目接力：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今年1月26日，“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项目正式启动。这可以视作是前述历经11年项目的进一步延伸。
这一新项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推广。“通过前期在非洲开展的绿色超级稻项目，我们发现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有品种，但是落不到农民地里去，推广工作比较薄弱，所以接下来就确定了要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项目。”
无论是育种还是推广，绿色超级稻在中国很成功，在东南亚国家也较为理想，但在非洲的表现效果并不佳。这是业内的共识。
徐建龙提到，这主要受制于两大因素：一是在绿色超级稻育种方面，非洲国家育种力量薄弱，资金投入不足，国内科研基础设施条件差，整体科研水平比较低，缺少顶层设计；二是在推广方面，品种推广缺少有效组织体系，很少有公立机构和种业公司将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仅在大农场进行示范，进行高产观摩和组织培训，缺少高质量种子的生产能力和有效的市场流通体系。此外，小农户很分散，所以稻米加工和价值链很难形成规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户生产的稻谷销路。
中国水稻“育繁推一体化”的成功可提供一些经验。“一是有足够多的高产优质、抗病新品种供农户选择；二是有种业公司负责高质量种子规模化生产、市场营销以及高产技术的配套；三是我们国家稻米加工和价值链比较完善，政府有保护价收购和种植激励措施，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优势。”徐建龙提到。
不过，具体到非洲国家而言，徐建龙认为仍有一些重要的环节需要注意。
第一，非洲农民要喜欢种新品种，“我们必须进行高产示范，让农民了解品种特性，掌握品种的高产技术，这样农民种了才能发挥品种的高产潜力。”第二，农民想种，要能买得到，也买得起种子，“我们必须在当地繁育种子，降低种子成本。不能把中国生产的种子运到那里去，肯定不现实。”第三，农民种稻必须有利可图，要打通价值链，确保丰收以后稻谷卖得掉，能够转化为效益，否则影响种稻积极性。
徐建龙对记者表示，今年启动的是针对前一个项目绿色超级稻品种在非洲农民田里没有规模化种植而开展的新项目。“可以说，绿色超级稻惠及非洲小农户的增产增效，应该还有最后一公里要走。虽然有品种，但走不到农民地里去，这是接下去要做的工作。”
奇卡瓦谈到，非洲国家首先要聚焦提升生产效率。他认为，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同样需要强有力的科研推动，促进作物和牲畜品种的创新。“这样在保证温饱的基础上，小农户可以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从而获得收入。”
其强调，对非洲而言，扶持小农经济绝对不是一项“爱好”，而是一项“事业”。“非洲有50%以上的人口依靠农业维持生计，这也是非洲重要的经济驱动力，大部分非洲国家3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农业。”
奇卡瓦补充道，除提高生产效率外，非洲还需要实现农业多元化，“不能只种主粮，还需要其他配套作物，保证营养。我们需要种豆类作物，我们也要关注那些对于非洲饮食很重要的作物，比如木薯、小米、高粱和红薯。”他提到，作物多元化变得非常重要，“而中国小米和高粱的产量就非常高，我们认为在非洲农业多元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
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开发市场”，如何确保非洲有良好的市场机制使得农民从生产盈余中受益？“中国在农业加工方面同样做了大量工作，以便分散的农户能够进入本地市场。”实际上，这意味着要发展道路和铁路基础设施，而这正是非洲目前极度缺乏的。
同样，非洲还需提升农业灌溉设施。“在非洲，目前只有不到5%的农业土地有灌溉设施，这使得农业生产非常容易受到天气变化和干旱的影响。”
这一现实带来多大影响？奇卡瓦举例提到，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等地的非洲之角，已经历了连续四年的干旱，“对农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超过2200万人今年底将面临饥荒的风险。”
从尼日利亚和马里开始，未来或进一步扩展
“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这一新项目的目标是：利用中国在水稻研究和种植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支持其商业化水稻生产效率的提升，保障长期的粮食安全和自给自足。
项目目标国家选定尼日利亚和马里。参加单位则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物科学研究所、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地海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徐建龙向记者介绍，上述几家国内单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节水抗旱较强、中国水稻研究所杂交稻较强、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所在华南地区常规稻做得好。”此外，鉴于非洲地区需立足于常规稻，在常规稻基础上推杂交稻，“一下全推杂交稻有难度，所以常规稻、杂交稻同步进行，由此选了国内比较有实力的相关育种单位。”
而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地海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入局，是因为前者在马里合资公司的定位与项目的吻合度高；后者在尼日利亚则早已有布局。
王学民对记者表示，中地海外最早于2006年开始在尼日利亚投资开发农业，2010年公司获得尼日利亚种子经营许可证书，开始围绕当地种植结构进行多元化种子开发和生产。从2011年至今，中地海外为尼日利亚三十多个州的农民供应了2万多吨的商品种和原种。尤其在2017年，公司自主研发培育的常规水稻品种“GAWAL R1”被尼日利亚政府正式审定定名并同时推荐为西非共同体国家的水稻品种。
在王学民的长期观察中，尼日利亚在育种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部分是共性的，例如，育种周期长投资大，“农业是一个弱势行业，投资周期长，且受自然环境影响大，收益慢，风险高，农业企业经营相对困难，且育种科研需要较大持续的投入。”
该国自身的挑战也不小，例如自然条件受限，审定难度高。“尼日利亚国家水稻区试点多数不规范，表现为地块不平，没有蓄水田埂，肥力不均，肥料水分草害的管理不到位，使整个区试点的产量均不高。”王学民直言，那些在他们农场试验表现优异的品种反而比不上已经适应了管理粗放的当地品种。
在“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项目中，王学民所在的公司主要承担优良种子与当地主推品种的对比示范，对农技人员和种田大户进行技术培训，以及选育优异品种参加尼日利亚国家区试，建立种子销售体系。
据其介绍，中地海外已在尼日利亚建立了4个示范点，每个示范点50亩（3.3公顷）的示范面积，其中杂交水稻MAYUN 1和公司的常规新品GAWAL R1各20亩，当地主推品种FARO44号种植10亩。
2021年旱季已经按计划完成示范工作。4个示范点中，除阿尔贡固（Argungu）示范点由于下雨临时取消现场会外，阿布贾（Abuja）农业高科技园区、凯比州瓦拉（Wara）农场、几伽瓦州的哈代贾（Hadeja）示范点均成功举行了现场推介会。
从阿布贾示范点田间测产情况来看，对照FARO44号产量为每公顷5.6吨；GAWAL R1产量为7.0吨，较FARO44号增产25%，杂交水稻MAYUN 1产量为8.7吨，比FARO44号增产55%。
王学民表示，2022年雨季的示范工作已经启动，各个点均完成水稻移栽，现阶段在常规的水肥管理中。
2021-2022旱季阿布贾示范点，水稻示范测产的产量（每66平方米的产量）。从左到右分别是当地品种FARO44撒播、当地品种FARO44移栽、GAWAL R1移栽、杂交水稻移栽。
另一目标国家马里则地处西非中部，全国可耕地面积3000万公顷，已耕地面积350万公顷，2020年水稻种植面积94.19万公顷。该国有成熟的水稻品种审定体系，4大灌区(莫不提、巴吉内达、塞古、赛林格)有现成的农业和农技推广机构。“马里的灌溉设施和农业技术推广审定体系在非洲国家里面算做得好的，我们也有比较好的基础。”徐建龙提到。
丁松对记者表示，早在2009年和2011年，荃银高科已参加“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项目-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的适应性种植筛选试验项目。2015年公司针对非洲马里地区选育的MAYUN-1通过马里当地的SDR农业公司联合申报；2018年MAYUN-1通过当地审定。2019年与马里当地的SDR农业公司成立了WINALL-SDR合资公司，该公司是集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公司。旨在提供马里及周边西非国家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的本土选育和制种能力，通过高产杂交种子的大面积推广，提高西非粮食产量。目前正在审定的水稻、玉米品种各3个。
在丁松看来，尽管马里政府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农产品输出国，一方面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但是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也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包括新品种缺乏、病虫草害严重、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栽培新技术、从事水稻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很少、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稻米加工工艺落后等。
“农以种为先，粮食增产离不开良种的有力支撑，但是马里目前在农作物品种方面的选育还欠缺很多。”丁松如是表示。
据介绍，在今年新启动的前述项目中，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承担F1代水稻品种鉴定、制种及推广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品种的推广工作。未来将选育的品种来进行产业化。
丁松类似谈到，截至目前已经完成2022年旱季的种植工作，正在开展的是2022年雨季的种植。“最主要的是在马里的三个农灌区开展的高产品种示范推广工作取得较为显著成就，大部分田块可以获得20%以上的增产，在SAN灌区我们选育并推广的MAYUN-1品种，农户种植单产达到9.6吨/公顷，比当地对照品种ADNY11(产量为5.92吨/公顷)，增产幅度超过50%。”
其强调，我们不仅要有品种、有好品种，“最重要的是好品种配套好的种植技术也要走到农民的地里去。”
值得关注的是，在水稻海外推广过程中，当地的实践尤为重要。丁松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在“高产、优质、多抗”的水稻育种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对非洲中小农户提高产量，摆脱贫困更具参考示范意义。
然而，非洲的土壤、环境、种植方式等与中国国内存在很大差别，“照搬中国的经验和模式是不行的，必须要结合非洲实际情况进行创新。”丁松如是强调。
此前的2016年，荃银在安哥拉罗安达成立了荃银安哥拉分公司，是安哥拉育、繁、推一体化的首家种业公司。丁松认为，凭借安哥拉分公司的经验，结合塞拉利昂、多哥、马里、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农业项目的科研优势，以马里WINALL-SDR合资公司为依托，利用马里成熟的品种审定体系和地处西非中心的地缘优势，公司未来将形成种子生产到粮食种植再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使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体系可以通过马里向整个西非推广，布局西非市场。”
徐建龙对记者强调，此次项目主要依靠尼日利亚和马里这两个国家在当地进行品种的试种、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扶持当地育种单位，包括农技推广部门、种粮大户，通过国内这两家公司联合在当地建立子公司，或者通过当地的种业公司联合进行品种示范、推广，建立种子市场体系，最后把这个品种的技术推到农户手里，让农户享受到绿色超级稻品种带来的好处。”
上一个项目历经11年，种业体系建设这一项目暂定期限不足3年。“时间肯定不够，所以选择两个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国家进行示范，如果在这两个国家做得不错，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其他国家，到整个西非或者非洲。”
回顾中国农业发展，徐建龙认为也走过弯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大量施化肥、大量打农药获取高产，付出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目前，多数非洲国家的农业正处在向绿色发展的转型期，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避免以资源为代价的农业发展的路子，最终实现粮食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