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被提到关乎经济和安全的重要位置。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会上提出，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7.4%，是近十年来制造业比重连续下降后的首次回升。“其背后，是疫情冲击第三产业的现实情况，也是实体经济在疫情维持经济稳定方面的韧性之所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武良成近日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谈到，疫情让实体产业承压，传导下来，千行百业的经营都将受到影响。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武良成
在此背景下，提振制造业，在主要城市中形成共识。
日前，深圳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深圳工业经济稳增长提质量的若干措施》，提出“工业立市”“制造强市”。成都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上也提出，要实施“制造强市”战略，稳步提升制造业占比，强化制造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上海在全力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方面，也给予了工业企业更大关注。《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提出“两取消、一清单”，包括取消对企业复工复产的审批审核。
在武良成看来，这不仅意味着城市重新将实体经济放在首位，提升制造业占比，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成为重要方向，亦决定着区域竞争格局。
再提“工业立市”“制造强市”
已经不只关乎一个“市”的发展
红星新闻：“工业立市”“制造强市”并不是新鲜词汇。为什么现在重提？结合当下语境，它有何新内涵？
武良成：深圳曾在2005年提出“工业立市”“制造强市”的口号。对比这两次的时代背景，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次更多的是城市的自我定位与要求。
2000年，深圳工业增加值还不到1000亿元，不到上海的一半，2006年深圳还被苏州赶超，直到2014年才重回第二。对深圳而言，这一次“制造强市”帮助其找到了新定位。到今天，深圳是全国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新一代信息技术占GDP比重高达18.4%，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支柱产业。
现在再提“工业立市”“制造强市”，其实已经不只关乎一个“市”的发展了。
我们知道，当前国际政治、地缘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技术封锁和壁垒，以及新冠疫情对全球物流、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制造业越来越重要。
比如上海，受疫情影响，4月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61.5%，远高于社消零、进出口总额的下降幅度。这背后，有停工停产、物流受阻的影响，也有需求端的走弱。
制造业与就业更紧密相关。经验表明，只有当制造业高度发达或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相当强大时，一个经济体才能创造出足够规模的生活性服务需求。
越受多元因素影响，它的发展就越对经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必须意识到，我们很难再回到产品制造的大需求、大市场时代。放到以前，还可以靠贸易、物与物交换扩大市场，但眼下，海外市场的收紧是必然，如果制造业不稳定、不创新，后续只能靠进口补缺，这一定是接下来发展中的最大隐患。
4月初，一家跨国公司的厂务经理曾提到，由于上海工厂无法满产运行，一部分订单流向了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地。订单转移会转化为产业转移，进而削弱外贸。此外，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发展逻辑必须走向“由量到质”的转变。
这是一个共识。最近几年，很多城市、尤其是内陆城市，都在从简单制造、低端产品、加工贸易走向高质量发展。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如果不创新，就只能成为“代工厂”，这不仅关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定位，对国内各城市的制造业发展而言更是如此。
不进则退，这些城市也面临主动和被动跟进的选择。
首先要识别城市制造业发展的“气质”
突出龙头企业的引领
红星新闻：城市纷纷提出“工业立市”“制造强市”，会不会形成模板化发展？
武良成：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制造强市”，除了靠资金的推动，更多是观念的转变、新技术的应用——这其实是个更难的命题。
可以发现，此次提出“制造强市”的，既有传统的工业城市，比如深圳，在《关于进一步促进深圳工业经济稳增长提质量的若干措施》中，精准瞄准了“深圳问题”，比如工业投资结构、要素供给体系等，并提出了明确的数据目标。但此次提出“制造强市”的，更多的是那些近年来工业蓬勃发展的城市。必须意识到，这些城市发展势头强劲，但整体规模与制造业大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向前，深圳还在努力；向后，赶超者仍在加速。对这些城市而言，如果制造业仍旧全方位发展，一个产业也不落下，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
对他们而言，首先要识别城市制造业发展的“气质”。所谓识别，其实是从供需角度、经济可管理性来判断产业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对那些传统产业，是否能在新技术下保持或挖掘更大优势。
要注意，这不是“硬核”地要求产业实现数量的改变，而是一个更加柔性的过程：要从产业认识、新技术应用、发展理念上，对产业分工、甚至产业治理等进行有效合理安排。
在识别“气质”时，还特别要突出龙头企业的引领。事实上，这是一项技术活，精准识别是拉开差距的关键。
红星新闻：找到最适宜的产业后，如何让工业真正“立市”？
武良成：城市要做的，更多是引导工作。比如产业补缺，即在龙头引领形成的产业圈中，补齐残缺的产业链条，不仅要依靠招商，更需要新技术的支持，比如智能制造、5G等。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工作：重新判断供需市场。比如，一些过去的优势产业，随着出口转内销、市场容量大幅下降，优势不再；又比如，随着生产分工协作的模式发生变化，人口红利被人机协作的生产链所取代。
新技术与产业的叠加效应也值得关注。过去，传统产业应用新技术，带来了成本优势，但这不是创新。要想真正实现“工业立市”，城市更要思考新技术在产业链中如何寻找创新点，包括产业链本身、产品功能、产品市场的创新。
创新点越丰富，且这些节点还能衍生出更多新内容时，产业圈的生态就丰富起来了——多条产业链条间进行融合，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稳固、多元、有创新力的生态圈。
服务业和制造业
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红星新闻：对那些第三产业占比高于第二产业的城市来说，提出“制造强市”又意味着什么？
武良成：必须明确，疫情的常态化一定会重塑行业格局。
疫情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3%（2019年），2021年已降至53.3%，两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27.4%，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成为近十年来制造业比重连续下降后的首次回升。
虽然服务业的占比依然大大高于制造业，但趋势已现。尤其在西部地区，比如成都，明确提出了稳步提升制造业占比，强化制造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成都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0.70%、66.37%。这是因为城市定位的不同，过去近20年来，成都在生态宜居的定位下快速发展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
但常态化疫情影响下，加之环境约束、新技术应用等新要求下，稳住制造业发展，就能稳住实体经济。
当然，服务业占GDP比重仍然有压倒性优势。对成都这类城市而言，制造业、服务业之间并不是相克相生、此消彼长的关系。
事实上，在66.37%的占比下，成都服务业已经形成市场功能强于政府的良好市场生态，资金投入的需求有所下降。所以，可以实现发展服务业、强化制造业“两手抓”的可能性。
但两者缺一不可。唯有投入苦功，经济运行“生命线”才能真正守住，“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目标才能真正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