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实行了“3+X”科目改革到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实现全面网上录取，同年北京市进行了自主命题的尝试，再到2003年开始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改革，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最后到新高考改革，高考制度迈向新时代……
毫无疑问，恢复高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相信随着新高考在选拔评价人才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必将在新时代更加显现。
“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1977年的恢复高考，深意几何？
本社记者 李天琪
有这样一段经历，它浸透着汗水与泪水，即便数十年后蓦然回首，仍能清楚记得并感谢当年的那些个严寒酷暑的不懈付出。
有这样一个考试，见证过一代代人的青春时光，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与梦想。
高考，被誉为能改变一生的人生“大考”，这段经历也牢牢刻在每一个参加过的人的心底。45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开启了逐梦的时代，照亮了中国的前程……
1977，国家和民族的拐点
1977年的冬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冬天。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再一次敞开。570万出身不同、身份迥异、年龄悬殊的中国青年怀揣激动、忐忑之心涌入考场，共同见证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在这些追梦人中，最终有27万“幸运儿”通过高考叩开大学校门。他们的故事昭示着：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计划经济年代，高考几乎成为底层百姓实现阶层流动的唯一途径，也是农村青年褪掉“农业户口”、获得“城镇户口”、改变自己身份的几乎唯一机会。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创建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于1966年“文革”开始被废除。1966年至1969年，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高等院校名存实亡。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7·21”批示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但主要是理工科；学制要缩短，不能再上四年，另外招生方式、教学内容也要变化，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照“7·21”批示精神，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在当时，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却是领导“批了算”，导致招生的人为操作空间极大。
1973年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后，“手上的老茧”被认为是上大学最好的条件，同时群众推荐制形同虚设，开后门成为风气。这种漏洞百出的制度，必然要求改革。
“文革”结束后，工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阻碍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高科技人才严重不足。当时邓小平不无忧心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
有一点毋庸置疑，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由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前后共开了5天。
受邀参加座谈会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农民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要知道，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邓小平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于是历史上的1977年8月8日，成为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段话结束了笼罩在教育战线上空长达10年之久的乌云，整整一代人因此而命运改变：“把送中央的报告要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许多人热泪盈眶。这是座谈会开始以来第一次迎来的热烈鼓掌。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下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实现了对1966年取消高考的彻底否定，在激烈的争论后最终达成共识，改变“十六字招生办法”即“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为“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废止了11年的统一高考，就这样在全国人民的欢声雷动和奔走相告中，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
当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于是，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一次的全国冬季高考，570万学子踊跃报名应试。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如果“较真儿”算下来，1977年的高考实际上是从1966届到1977届12届中学毕业生一起竞争，加上部分19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真正是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竞技”。
与广大考生“阔别”11年的高考大门就这样再次敞开，“政治审查仅看本人表现”，哪怕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都有机会通过一场公平竞争改变自己的命运。考生及家长怎会不心动，怎会不积极？
踊跃程度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据一名新华书店员工回忆：为买到一套刚刚面世的复习资料，大半夜拎着小板凳排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不乏全家出动的景象出现。即便印刷厂日夜赶印，仍旧供不应求。
对于当年高考的盛况，1977级山东考生刘相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夫妻携手同进一个考场，同挤‘独木桥’。”越过高山，跨过平原，从四面八方，从田野从车间，从家里从社会，意气风发地汇集到考场，汇集到那一历史节点。
哪怕时隔四十多年，参加过1977年冬日高考的考生，很多人都还记得，几乎所有考点门口都拉起了这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祖国，请您挑选吧！”短短一句话，犹如无数青年学子的铿锵誓言，成为把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命运融为一体的生动写照。所以说，1977年，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拐点……
因而，1978年春季和秋季，先后两拨儿人终圆大学梦，由此开始了改变命运的角力，他们共同的标志是1977级、1978级。由于1977年和1978年高考录取率极低，所以也出现了“金七七、银七八”这样的说法，以此突出他们的特殊性以及珍贵性。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新闻报道将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1977级、1978级和1979级大学生称为“新三届”，与十年动荡时期的“1966届、1967届、1968届”的“老三届”中学生相区别。当年的这批天之骄子，如今多已功成名就。时代造就了他们，国家选择了他们。
高考恢复对广大人民群众意味着什么？相信没有人比这批考生更有发言权。
《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董强1977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确，这可能是唯一一条路。恢复高考那年我23岁，已经在水产码头做了7年装卸工，整天和带鱼黄鱼打交道。可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过一辈子，但那时人是无法自己流动的，唯一的机会是被推荐上大学。但我们家有‘海外关系’，不可能。”如果不是高考，他想不到还有任何凭自己努力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作曲家谭盾在《高考·1977》中这样说道：高考恢复的消息一宣布，我当时觉得，可能有戏，可能是唯一一条道路，你可以跳出池塘，进入河流，进入大江。我去考试时，从来没想到考上或者考不上，就是觉得这个事是为我们安排的，为我们这帮人安排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这帮人想读书真是想死了。
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原司长张世琨曾在《人民日报》撰文讲述了自己的备考过程以及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激动的心情：“我至今还珍藏着那套17本的‘高考自学丛书’，因为那里有我当年的梦。”“时光在流逝，许多东西都已经被忘却了，唯有当年的那份感觉，永远也不会忘却，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整整一代人的宝贵财富，那是刻骨铭心的永恒的记忆。”
正如董强回忆那段经历时所说：“1977年的高考是我们这代人身上永远的烙印。人的一生可能只有几个关键点，在这几个关键点上你处的位置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无论多少年过去，我们都会留恋那一刻：在那个节点上，历史的幸运、民族的幸运和个人的幸运结合起来。我永远感激这个时代，感激高考1977。”
45年来，人们对于恢复高考深远意义的探究，始终未曾停止。人们纪念这一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里有为中国回归“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轨的庆祝，有为开辟出渠道使人才得以向上流动的庆幸，有重新树立“知识改变命运”理念的掌声，更有为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再次按下快进键的欢欣鼓舞。
有人说，正是有了1977年历史朝向正途的转身，中国梦的脚步才有了今日的铿锵稳屹。此话不假，作为一项国家制度，高考关系到国家人才选拔，承载着为国选人育人的重大使命。1977年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制度，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使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更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
在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可能让人很难相信，高考制度恢复以前，选拔出来的学员文化水平低到什么程度。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在那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举过一个例子：“教学生‘半个加半个等于一个’，他们是懂的，可是1/2+1/2，他们就弄不清了，分母和分母加，分子和分子加，结果变成1/2+1/2=2/4，又等于1/2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达到大学的程度，是太困难了。”说到此处，邓小平感叹：“你办的是‘清华中学’‘清华小学’。”
曾任教育部211办公室副主任的胡龙孙前不久撰文回忆，“文革”结束前后不同时期的招生情况，对比两次招生的经历，我们能深刻认识到高考恢复对于人才筛选及培养的意义。
1973年，她参与到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在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兵团二师及包头市工农兵学员的招收工作。当时招收学员首先规定必须是上山、下乡、去工厂劳动一年以上的知青才有资格报名。由于1971届（首届工农兵学员）、1972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之后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即文化程度差别太大，因此决定1973届推荐后的工农兵学员要进行文化考试，文化考试的成绩要作为录取时的参考。但据其回忆，这次文化考试并不是全国统考，而是由兵团师级单位出题、监考并最后评卷打分。所以，其考试的难易程度差别会很大，考试过程可能会出现考前漏题、考中作弊、评卷不标准甚至改分等问题，因此也不会有分数线的硬性规定。
1977年年末至1978年年初，胡龙孙又一次参加了湖北省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的招收录取工作。除了一些我们已经知晓的报名条件的“放开”，她认为与之前招收工农兵完全不同的还有，这一次“基本上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据其介绍，在统一标准判分之后，各地根据招生计划，确定本省区市各校录取时的“门坎分”。第一轮录取工作时，招生办必须将该校既是第一志愿，又高于“门坎分”的考生档案提供给各校招生人员——即为投档。由他们从中选择录取。如果还达不到录取计划数，再进行第二轮、第三轮投档。而这二次投档的学生档案是由招生办根据考生第二志愿及考试结果和没有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的事实进行投档，直到录取计划完成为止。所以，当地招生办在第二轮、第三轮投档时有最终决定权，因此也就存在着偶然性，所以只能说，这次招生录取工作基本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更令其惊讶的是，在短短的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全国高校统考的全部工作，而且没有出现考题泄露、找人代考、私自改分、交钱走后门等违法事件。“事实证明，这次的招生录取工作是相当成功的。”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虽然只是教育招生环节决策的变化，但实际是改革开放的前奏曲。事实证明，恢复高考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招。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曾评价，这场历史性的制度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改变了一代代人的命运，也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即将发生巨变，为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1980年到1982年间，1977年、1978年考录的共67万多名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对当时人才稀缺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些大学生像金子一样珍贵。
有学者认为， 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的回归，也不仅仅是恢复高等教育秩序的一个举措， 而是整个教育系统乃至全社会走向新秩序的开始。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轨迹，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是全方位的。
虽然那一年仅有27万人如愿考上大学，但这一巨变的发生依旧弥足珍贵。它使中国青年一代看到了希望，赢得了民心、提升了民气，为之后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只是教育中的一个环节，但恰恰就从这个环节上体现出一个国家治国理念的转变。这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让一个国家充满力量再次出发。
事实也证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热情，同时也证明恢复高考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推进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好办法。高考恢复之后，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工作很快走入正轨，培养人才的工作也恢复正常并逐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