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首次报告猴痘病例！
猴痘近了，更近了……5月英国出现猴痘疫情，7月世卫组织拉响警报，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相继出现猴痘病例，直到9月16日，重庆发现1例猴痘确诊病例。
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例猴痘感染病例。该病例为自国外中转重庆入境人员，在按规定进行入境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集中隔离期间，发现皮疹等症状，经重庆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及中国疾控中心复核，实验室结果猴痘病毒核酸阳性，诊断为猴痘确诊病例。
至此，中国已累计5例猴痘病例：重庆1例、香港1例、台湾3例。
巨石落下，威胁更有了切身之感。
全球范围内，猴痘正呈肆虐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截至9月5日，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猴痘病例52996例，死亡18例。另据英国牛津大学Our World in Data项目数据，在上一周，世界范围内，平均每日确诊病例为492例。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约为新冠每日新增确诊数的千分之一。专家们的声音也都趋于乐观：猴痘病毒的致死率和传染率都不高，且传播方式有限，仅高发于男同性恋群体，目前可防可控。
如果说，新冠病毒给我们的视觉记忆是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的棉棒，那么猴痘则是一系列“密集恐惧症患者慎入”的视觉冲击：密布患者面部、手部和腿部的丘疹、水疱，四肢和躯干出现的脓包。
面对新冠疫情以来的又一场全球瘟疫，尚处防疫重压之下敏感脆弱的人们，该如何评估猴痘的健康威胁，以及与之的“心理距离”？
入境管理，防不住新冠，防得住猴痘吗？
9月19日，中疾控周报以现场纪要的方式描述了出现在重庆的中国大陆首例输入性猴痘病例。
纪要指出，感染者于9月2日至8日访问德国，随后又前往西班牙，并于9月14日返回重庆。他曾出现喉咙干燥发痒、发烧，右脚踝出现红色皮疹和脓疱等症状。
9月14日，在重庆新冠肺炎入境隔离点，感染者自述出现猴痘样临床表现，随后经过检测确诊为中国大陆首例输入性猴痘病例，与德国猴痘病毒高度同源。
这份纪要中，有一个重要细节——该名猴痘感染者是在新冠肺炎入境人员集中隔离点发现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目前防止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的措施，对于发现该名猴痘感染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对八点健闻表示，由于此前大陆没有猴痘疫情，所以关键在把住入口，即找到境外输入性病例，及时隔离和治疗。
早在5月30日，海关总署就表态指出，要“持续做好‘多病共防’，防止疫情叠加”。在检疫措施上，要求“严格落实入境人员健康申报、体温监测、医学巡查、采样检测等各项卫生检疫措施”。
7月24日，海关总署又发布了《关于防止猴痘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细化防控规则。要求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家的人员，如接触过猴痘病例或出现猴痘相关症状，入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海关卫生检疫人员将按规定程序采取医学措施并开展采样检测。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仍然坚持对入境人员集中隔离观察。某种程度上，中国目前对防止猴痘疫情输入国内的措施，本身仍是防止新冠肺炎境外输入措施的变体。
多名传染病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在应对新冠肺炎上，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而对于传染性要比新冠弱很多的猴痘，为防止其从境外输入，在出入境方面，大陆应对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的措施已经足够了。
考虑到国内目前对新冠的严格的边境防疫管理方法，像首例新病例这样在隔离期间被诊断，很难传播到国内城市社区，但是仍然千万不能大意。
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在内，迄今我国已总计发现了5例猴痘感染者。
6月23日，在台湾第一例猴痘感染者出现后，台湾将猴痘列入第二类法定传染病，要求一旦发现疑似病例，要24小时内通报，必要时在指定隔离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
八点健闻注意到，为避免新冠肺炎输入，台湾目前尚未完全放开入境限制措施。对于入境人员，需接受3天居家检疫+4天自主防疫共7天的入境居家检疫措施。
截至目前，台湾已经出现了3例有境外旅居史的猴痘感染者，均为20~30岁的男子，旅居地包含德国和美国。
9月6日，香港出现首名猴痘感染者，为一名30岁男子，曾途经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地。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患者并未进入社区，属于输入病例，与其乘坐同一航班的80名乘客正在酒店进行检疫。
6月10日，香港将猴痘纳入法定需呈报传染病，并提交《猴痘准备和应变计划》。9月2日，特区政府表示，已为应对猴痘输入个案和可能出现的本地爆发做好准备。9月6日，在香港首名猴痘感染者出现以后，香港启动了上述应变计划下的戒备级别。
但同时，香港目前针对海外地区入境人员仍未解除管控措施，需要接受3天检疫酒店强制检疫和4天的医学监察，以及此后3天的自行监察。
换言之，除台湾3例猴痘感染者目前尚不清楚在什么阶段被发现以外，香港和内地的猴痘感染者都是在入境集中隔离检疫期间发现，尚未出现社区传播。
各国都在上演的小概率事件，会必然发生在中国吗？
新冠疫情以来，人类对传染病的关注在这几年达到新的高峰。
曾经大家以为中国能在全球多国猴痘爆发的危机中偏安一隅，然而重庆感染者的出现破灭了这种幻想，这种来自非洲的古老病毒终于还是叩开了国门，这几乎是所有传染病学家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紧接着而来的问题是，猴痘究竟会在中国爆发吗？
医学界乃至科学界的共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对八点健闻分析，真实世界中的猴痘的R0值很难得出，因为，一半的人接种过天花疫苗，而天花疫苗的保护是终身的，这样就对猴痘有了免疫屏障，在非洲疫源地以外的区域，男同群体中的R0值可能已经超过了1，但是，这些区域内其他人群中的R0值则依旧还在1以下。
“一般来说，R0在1左右的传染病，很难传播，因此，对普通人来说，猴痘现在并不构成传染病的威胁。”常荣山说。
猴痘主要通过接触传播的特点，直接决定了它的传染性可能远不及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新冠病毒。
据美国CDC，亲密接触是传播途径之一，其中不仅包括直接接触感染者的体液和呼吸道分泌物，触摸猴痘患者使用过的物体、织物（衣服、床上用品或毛巾）和表面也可能导致感染。
美国CDC认为，患有猴痘的人可以从症状开始到皮疹完全愈合并形成新的皮肤层期间将其传播给他人。这一过程通常持续 2-4 周。
此外，母婴传播、动物传人也是可能的传播途径。
目前看来，绝大多数感染者均为有过男男性接触的男性——世卫组织指出，98%的猴痘感染者均为男性，其中95%曾有男男性接触，中位年龄为36岁。
在东方网的《科技会客厅》栏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微生物学家闻玉梅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均认为，考虑到中国的性文化伦理和文化习惯等因素，猴痘病毒假如出现在中国，那它的R0值可能也会非常不同。
即便是已经有2万多名猴痘感染者的美国，猴痘相比新冠的传染性也要弱不少。
据美国CDC，截至目前美国已经确诊了23893名猴痘感染者，其中1人死亡。自5月17日（即美国应对当前猴痘疫情开始）以来，确诊病例与日俱增，于8月22日达到峰值，此后开始回退。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告诉八点健闻，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实施了一项“环形疫苗接种”计划，即向已知通过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而接触过病毒的人接种猴痘疫苗。不过，目前在中国尚没有这类的接种策略，但“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能力的”。
关键在于预防。
由于痘类病毒之间存在交叉免疫，理论上，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群理论上对猴痘病毒有免疫力。
理论归理论，关键还是需要科学证据。闻玉梅指出，与中国类似，美国停止接种天花疫苗也有很多年了，随着病例数的增加，后续可能会有研究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比对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群和未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群在面对猴痘病毒时的感染力差异，能够帮助决策者更有底气去推广用天花疫苗抵御猴痘病毒。
美国加州大学流行病学系主任张作风在凤凰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中国在1982年才停止全民接种牛痘疫苗，目前40岁以上的人群(接近50%的中国人群)已经接种过牛痘/天花疫苗（85%保护率），再考虑到病毒初始传播指数相当小，所以大型暴发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另外，考虑到中国已有非常优秀的基于“天坛株”的天花疫苗储备，现在如果要研究猴痘专用的疫苗可能有些事倍功半。考虑到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痘类疫苗研制经验，即便真的要做，上马也并非难事。
虽然目前看来猴痘在中国爆发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传染病专家们依旧强调要提高警惕。张作风指出，一旦发现疫情，应该对40岁以下的高危人群，主要是男男同性恋人群进行猴痘疫苗紧急接种。
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什么？
流行病一贯是身份政治的温床。在新冠大流行中，一个普通人，甚至某一地的人，在一夜之间被区别对待，被视为异类、毒害的故事并不罕见。
独立智库公共卫生项目执行主任贾平认为，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无知“与“迁怒”。因为不了解疾病和病毒，人们感到无助，产生躲避和恐惧的本能反应。人们愤怒，去找替罪羊，便会指责那个把疫情”带”到这里的人或群体：“如果不是你（们）到处乱跑的话，我们怎么会这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佳友称，在新冠这种感染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病毒冲击下，“疫情防控与感染者隐私的冲突变得与之前的传染性疾病都不一样。”
而作为继新冠之后的又一被世卫给予最高级别警报的传染病，人们自动将猴痘病毒代入了紧张的防疫框架，将感染者甚至易感群体都划入对立的阵营之中。
新冠步入第三年，随着疫情缠绵不去，防控措施层层加码，人们拿着放大镜，对准官方公开或小道泄露的流调信息，寻找感染者违规之处的技艺愈加高超，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去批评的兴趣也越来越足。
与新冠的全面来袭不同，猴痘因其特定的传播途径，使得男同性恋群体成为高危人群。《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对4-6月国际系列病例的分析，和美国CDC在5-7月的研究，都显示90%以上猴痘感染者是男性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
“猴痘病毒找到了一条通路，通过进入某一个易感染的群体扩大自己（的传播和感染力）。”贾平分析，MSM群体之所以更易传播，很大原因来自于这个群体中，部分人相对复杂和自由的性关系，“这种性行为的关系网在一般人群中，因为习俗、社会观念和性便利性等问题的约束，往往很难成立。”
而正是因此，猴痘与性取向、性行为之类的讨论裹挟一处，更具窥私和道德审判的意味。
在谈性、尤其是谈同性色变的大环境下，对猴痘这一流行病的讨论变得十分撕裂：一方面，在主流叙事中，第一例病例曾在德国进行男男性行为的事实被一笔揭过，讳莫如深；但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这些简短的字句仍然被网民们截图、高亮，成为道德谴责MSM群体的“罪证”。
纵观整个传染病史，从艾滋病、乙肝，到SARS、新冠，再到这一次的猴痘，都伴随着疾病污名化。
艾滋病病毒在刚被发现的阶段，也曾被视为“道德败坏的象征”“对性解放运动的惩罚”，在中国一度是“有不良作风问题的、沾染资产阶级自由习气的花花公子”的象征，与性乱、吸毒等词汇纠缠一处。在这种污名之下，有专家指出，不仅艾滋病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救治，且感染者在压力之下选择自我隐藏，可能催生更大规模的传染。
对此，贾平认为，生活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不谈论”和“关门”都无法阻止流行病的传播。这一点以艾滋病进入我国的历史中即可佐证，“仅仅靠’不谈论’和‘拒敌于国门之外’，在早期可能对阻止可以经性传播的疾病的传播起到一定作用，但只要社群流行的案例出现，这个策略的效果就会遭到质疑。毕竟猴痘有潜伏期，而且我们也很难从外表判断性倾向。更何况将性倾向（身份）和疾病相关联的做法并不是一种有效的防控措施，往往起到的是反作用。”
作为一种仍具危险性的病症，猴痘的感染者和易感者都需要有效的社会干预。模糊化处理或者直接略过某些重要事实，不仅是“一种对科学精神的违反”，更是一种“庸俗化的反歧视”，其背后可能是更深层的、制度化的歧视。
猴痘的传播有群体偏好，但低风险者也并非没有感染的可能，也就意味着，小概率事件也有概率发生在普通人身上。
比起通过“不谈论”或“关门“来保护，贾平主张更直接、不回避的宣介，“帮助易感人群，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严雨程、葛书润撰稿
陈鑫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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