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大选后，虽然普遍认为中国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外部竞争对手，双方仍然是竞争大于合作。但是拜登就职之后将要把主要精力放到难解而又急迫的内政，面对中国的崛起，他将是心余而力不足。
第一就是如何遏制新冠疫情。目前美国已经连续近一个月保持在每天新增超过十万例，最高接近20万。实际上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根据各国的经验，封城是唯一的办法。但拜登已经明确否决了这个选项。他提出的强制戴口罩建议也被共和党执政州所联合抵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全国大规模进行疫苗注射。但根据民调，只有50%左右的民众表示接受。这并不足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假如不强制实行，疫情将长期持续。如果强制，则会发国内的政治对立。
然而，疫情控制不住，不仅会打击拜登的支持率，更重要的是，经济复苏无望。
第二就是解决长期存在的以两党内耗为标志的“否决体制”。这就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愈演愈烈的党争。
客观而言，美国这个农业文明时期建立的制度确实已经不符合信息时代了，已经演变成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否决体制”（福山语）。《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都希望美国做一天中国，从而能使那些必要的法案和改革通过。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许多西方国家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意大利为了产生一个稳定政府，2017年修改了选举法。但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由来已久，却从未见到有什么改革措施。比如，能否取消重大法案参议院必须60票通过的制度安排？但令人难解的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愿意改革。
更严重的是，今天的美国不仅政治上对立严重，社会上的对立也同样严重。这次大选，双方的支持者旗鼓相当，均创造了空前的纪录。特朗普不承认选举结果，双方对立的游行此起彼伏，遍布全国。少数族裔和白人、沿海城市与内地和乡村、传统工业化地区与新兴产业区的矛盾是日益激化。
可以说美国制度是否还能自我更新和纠错，就是自由派学者、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也没有了信心。她在《美国十讲》一书中这样写道：“美国面临拐点，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进行反思。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尚待观察”。
第三降低国家天文数字般的债务。
今天美国的国家债务（不包括家庭债务和企业债务）就已经超过20万亿美元，大于其经济总量。
早在几年前，美国最高情报官员丹路科茨正敦促国会解决不断膨胀的国家债务，他称“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并不是第一次或第一位高官忧虑美国的债务。2008年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把消减国家债务当作他的三大承诺之一。他希望任期内能将债务减少一半，从10万亿美元减至5万亿。但八年任期结束后，债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翻倍至20万亿。从现在看未来10年，美国赤字将总计7.1万亿美元，这将使国债升至近30万亿美元。
尽管美国经济体量巨大，而且美元也是世界货币，但常识都知道这根本无法持续。一旦世界对美元丧失了信心，就是一场全面清算和大崩溃。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财政预算也高度透明，何以却无法阻挠政府寅吃卯粮、大肆挥霍未来子孙后代的资源？这恐怕一方面是美国民族高消费、低储蓄的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制度虽然能控制住政府不乱花钱，但却控制不住欲壑难平的利益集团。比如特朗普最新2019年度财政预算，一共4.4万亿美元，军费的开支超过7000亿！（还不包括退伍军人的1700亿开支）是教育经费的7倍，占整个政府开支的50%，足见军工集团的强大。再加上美国每年超过3000亿美元的债务利息，两项合计就占了总预算的25%。
另外一个原因则有可能是资金使用不善或者体制的问题。美国社保和失业保险的支出超过一万亿美元。这在美国经济复苏、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非常反常。
出现类似现象的还有医保开支。医疗支出占总预算的26%，是世界上昂贵到最夸张的系统，但人均寿命反而在降低（78.7岁），还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而且美国是世界上极少数妇女没有产假的国家。
社保和医疗开支巨大却成效甚低，这应该和体制或者政府的管理能力有关。
但不管什么原因，一代代总统希望减少债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恐怕难保不会自我崩溃。
第四改造落后陈旧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朗普在竞选时声称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沦为第三世界。这固然有些夸张，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基础设施只吃老本确是事实。今天美国的基础设施不仅明显落后于欧洲盟国，也落后于亚洲的中国。201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说道，作为全球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其实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现在已经远远落后新兴体国家，特别是崛起中的中国。
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称，美国的基础设施正在崩裂。美联社还指出，当特朗普总统称我们的机场就像第三世界的机场一样时，他完全正确。我们大部分的机场至少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它们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老化。在Skytrax给出的综合评分前10名中，在倒数20名的机场里，美国机场占了6个，其中就包括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全世界排名前25的机场中，没有一家是在美国。
具体的数字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在美国，每4座桥中就有超过1座的桥梁已经使用了超过50年以上，并且“从来没有经过重建”、据美国道路和交通运输建设者协会，目前美国大约有56000座桥梁有“结构缺陷”、美国大坝的平均年龄在52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把美国大坝的状况评为“D级”、据美国交通部消息，美国超过三分之二的道路急需维修或是翻新。这也是理解何以美国如此频繁的发生火车事故的背景。
一个国家要想复兴，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前提条件。特朗普屡屡提出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问题在于一是钱从哪里来。仅美国想修复损坏的道路和桥梁，需要花费大约8080亿美元。美国政府正在进行规模空前的减税，另一方面债务又超过了经济总量。没有钱，自然计划和愿望就成了水中楼台。问题之二是今天的美国已不同于建筑横贯铁路的时代了。利益集团会阻挠——比如建高铁，石油、航空和高速公路公司都反对，民众也反对拆迁。这曾迫使美国规划的第一条高铁穿越无人的沙漠（尽管如此也没有建成）。
第五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萎缩。
尽管美国的社保支出如此之高，但贫富差距却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其基尼系数早就超过危险的0.4，属于严重不平等国家。不平等不仅破坏社会稳定，更打击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也在丧失。
2015年根据皮尤的调查，美国中产阶级的空心化是美国社会本质变化的标志，也被视为美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一个“临界点”。“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是西方耳熟能详的民主定理。
这个挑战不仅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更重要的是直接威胁到西方民主制度存续的基础。而这一局面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全球化、自动化和经济金融化的结果。这“三化”是不可能逆转的。只是面对这一全新的时代挑战，现行的西方制度束手无策。
最后就是美国国内的种族结构。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美国人口将超过4亿3千万。届时人口的种族构成将进一步多样化，白人将失去占人口大多数的族群地位，将从目前占人口总数的66%下降到46%。而更早于2042年，目前大约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拉丁族裔、非洲裔和亚裔等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将开始超过白人。
目前特朗普推行的移民改革太晚，幅度也太小。现实数据则是惊人的：在2010到2016年之间，美国的西裔人口增长了500万，而同一时间，美国的白人人口则减少了40万。据《华盛顿邮报》推测，即使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全面得到落实，也仅将会把非西裔白人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的时间往后推最少一年，最多5年。
这是自亨廷顿、李光耀对未来的美国最为担忧的。当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发生变化，其文明以及建立在这套文明基础之上的制度都会发生难以预测的改变。就如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如果汉族成为少数，这个文明肯定不会是现在的状态。
至少从政治上讲，美国有可能变成一党制国家。根据皮尤中心的数据，在登记为选民的西裔移民中，支持民主党和支持共和党的比例为70：18。而在亚裔移民中，该比例为50：33。共和党如不改变，将成为永远的在野党。一个非白人为主的国家，是否还有寻求全球霸主的野心，是否还有白人的传统宗教使命感都是未知数。
应该说拜登有一点是正确的，要想赢得竞争，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自己的内部问题。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于一个78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太过沉重了。在应对之余恐怕真的是没有精力再来和中国P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