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采访于两年前，由当事人口述，刘璐、曾鼎、李姗姗记录，王韦的故事来自腾讯谷雨实验室（guyulab）
那场惨烈的地震过去整整 12年。而它所带来的破坏性的力量，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一一浮现。
一个女儿，她固执地每年给在地震中遇难的父亲买生日礼物，写信。有人对她说，灾难就是财富，要从在灾难里学到东西，可是她就不学。
一位母亲，再也没换过电话号码，她害怕，万一有一天女儿回来，找不到自己怎么办。
我们请来10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他们在这 10年里的沉浮。
有人已为人母，已经与生活和解；还有的人眼泪流干，但也只能继续这样活下去。
记录这些，并不是为了去追寻灾难所谓的意义。而是我们无法预期，会在哪一个寻常的午后，遭遇哪些命运的考验，我们所能选择的，是和它们相处的方式。
“希望地震给我们留下的，在伤痛之外，还有生活的勇气。”
01
真正感觉失去爸爸，
是在这之后漫长的很多年里，
就像一把沙子一点一点被风吹走圆圆，15~25 岁，戏剧老师
救援队在 2008 年没有找到我爸的遗体，一年之后，我妈妈自己翻到山里找到了，她记得爸爸当时穿的衣服。那天，我在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后，才第一次失声痛哭起来，那一天开始我才慢慢去面对地震对我的影响，不再屏蔽它。
可能要到这几年才知道自己通过地震得到了什么，我读《燃灯者》，里面有段话说，“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某一些人所给予的那些东西在活着。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期而遇的，它不选择了不起，而是非常朴实的”。
这些时刻，对我来说就是曾经和爸爸一起共度的日常的朴实时刻，比如他捕到的野鱼，回来做一锅野鱼汤；夏天他买得很好的葡萄和西瓜，用山里的泉水来冰镇；他用玉米叶做的风车；他带我在河边捡的石头。后来我知道是这些时刻给了我力量，他一直希望我能做一个快乐的人。
地震之后的日子，我要拼命去接受爸爸已经离开的这个事实，这是一段持续了很长的艰难时间。
大二的一个学期，我基本没怎么和人说话，每天都很绝望，会拼命想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别人都说灾难是财富，要从灾难里学到东西。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不学。身边的人都在嘲笑你的绝望，我随时都能哭出来，常常想他，非常想他。
我每年都会给爸爸买生日礼物，买过烟、粉红色体恤、迷你麻将、书、刮胡刀，买了几年想着反正也送不出去，就不买了。
我也会给他写信，写流水账，告诉他我今年都干了些什么。有一次我说，我也不晓得你们人死了之后到底都去哪了，我想换一个工作、一个学科来研究一下，但想了一下还是算了，老了再研究吧，要不你想个什么办法来给我一点启示？可是我爸走了之后，我一次都没有梦到过他。
以前我以为我爸能挣很多钱，让我做白富美，现在只能自力更生了。我现在总会想起他问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说只要是我选的，都可以。
真正感觉失去他，是在这之后漫长的很多年里，就像一把沙子一点一点被风吹走。
02 经历生死，更应该跟生活握手言和熹微，29~39 岁，老师
地震前，我正打算和男朋友分手，觉得我们不够合适。但因为当时男朋友的家在地震中损失严重，碍于旁人的评价和眼光，在人家家里发生变故的时候提分手不厚道。
后来他研究生毕业去深圳，他父亲生病，他去俄罗斯工作，我们还是结婚了，但我越来越抑郁，没有办法和他生活在一起。
最终我决定离婚。历经生死，更应该跟生活握手言和。不被外人左右，不被评价左右。
很多人都说因为经历了生死，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拥有的一切。但我后来发现，恰好是因为生死很宝贵，所以不能丢失自己本来的立场，要一直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才对。
03 /
伏欢的妈妈再没有换过电话号码，母亲害怕，
万一女儿哪一天回来，找不到自己怎么办
王韦，14~24 岁，社工从业者
这断裂的 10 年里，我常梦见伏欢，她是和我一起成长的伙伴，我用家乡话叫她女姐。
我们曾经躺在田埂上，看着太阳慢慢下山。伏欢突然问：“你觉得人死了是什么感觉？”我们就此约定，如果有一天，我们谁先不在了，活着的人一定要去看望对方。
我说：“好啊，至少还要六十年吧。”
10 年前的 5 月特别闷热，突如其来的灾难，埋葬了无数的生命、房屋和村庄。我茫然地站在逃难的人流中。受伤的老师带着学生走了几十里山路，年迈的老人带着刚刚出生的婴儿，天气又阴又冷，下着小雨。
伏欢在北川中学。伏欢的妈妈走过来，看到从小和她女儿一起长大的我，突然情绪失控，抱着我号啕痛哭：“女姐莫得了，女姐莫得了！”
奥运会来临前，伏欢最想做的就是能够走出四川去看看。这 10 年来，我一次次地远行，我走过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我以为只要走得够远，天就够高，我就能走到我想要的远方。
但是我又一次次地回来，好像生命里失落了很宝贵的东西，拉扯着我前行的路，我要将它寻回。
每当回到故乡，我总会一个人在田埂上停留，望着眼前山河改道、面目全非的土地，拼命地去回想。可任凭我怎么想，生活好像被割裂一样，前 14 年的生命突然感到空荡荡的不安。
2018 年 5 月，我又回到了北川。伏欢的妈妈再没有换过电话号码，多年前，她对我说：“这辈子的电话都不会再变了，万一她哪一天找回来，她找不到我咋办啊！”
我遵照诺言，去北川中学的旧址看望伏欢。整个学校已经被推倒掩埋，后来又重建成为地震博物馆，找不到一丝原来的影子。
我会永远想念她，想念那个奔跑在田埂上的姑娘。
04 /你睡得太沉，我走了，就真没有人叫你了豌豆，创业中
和我同宿舍住的一个大姐姐，地震了，别人都跑下了楼，只有她摇着我的胳膊叫我赶快起床。事后问她为什么没有先跑出去，她说，你睡得太沉，我走了，就真没有人叫你了。
我冲到楼下电话亭，赶快给我家里的妈妈打电话，那 20 秒的彩铃是我听过最漫长的声音。
如今学姐已嫁作人妻，她很善良。她姓梁，她应该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
05 /我做了脸部修复手术，以后也不能穿高跟鞋了小戴，19~29 岁，全职主妇
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压在一个很黑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因为周围完全黑暗，我也没有时间概念了。中间下过雨，我喝了一些雨滴。三天之后，我终于被救出来了，我听见鸡鸣，那应该是个早上。
被救出来的时候，我左边的身体和脸都因为挤压变形了。医生先给我抽掉腿里积压的液体，还说情况不好的话要截肢。
脸部的坏死组织被清理掉以后，左脸的颧骨都已经露了出来，医生说要做脸部修复手术。因为不能从身上别的地方取皮肤，医生在我的头上装了一个扩张器，把头上的皮肤撑开，等它长出来，再截下来移植到脸上。
我大概是地震之后第一个做脸部修复手术的。幸运的是，我的腿恢复得很好，不用截肢，唯一的遗憾大概就是以后都不能穿高跟鞋了。
我去地震遗址看过一次，熟悉的地方全都找不到了，我曾经最熟悉的县城车站也没有了，我也看不见当时自己被埋了三天的地方了。
如今我女儿都快三岁了，再也没有遇到过比当年更艰难的情况。
06 /我一直觉得，是身边遇难的人帮我推开了那些巨石曾勇谋，33~43 岁，茶叶商人
后来我才知道，我最终逃生的那条塌方的马路上，上百人中，生还的只有三人。
我开的一辆小型货车被石头砸中，跌进了几米深的深沟里。从泥石流中幸存，从驾驶室里爬出来，我算得上是奇迹了，我一直觉得，是身边遇难的人帮我推开了那些巨石。
我是茶叶商人，2009 年去对口支援北川的山东省推销茶叶，在展会上，人们几十斤几十斤地买我的茶叶，根本不是买来喝的，有些老人，扔下钱茶叶也不拿就走了。
后来去北京、青岛推销茶叶的时候，我不再说我来自哪里。真的很温暖，但我年轻力壮，我可以靠自己。现在整个北川有超过1000 个农户靠着我的店生活。
2018 年春天，有一批茶叶需要急送，身边的伙计不在，我又踏上了那条路—10 年里我一直避着那条山路，现在是时候了，我带了一条烟，几瓶水，捡了两块平整的石头做底，把烟点燃放在石头上，我对那些人说，10 年了，我来看你们了。
07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强天林，14~24 岁，军人
余震袭来，整座山都倒向我的时候，有一双有力的手把我抱了起来，为我挡住了落石。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小家伙，我就要走了，你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却隐隐迷上了他身上的迷彩色军装。
我以前成绩并不好，但是笨鸟先飞，我拼命读书，从年级的第200 名考到前 30 名，从普通班到英才班，最后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
在军校时，我左手韧带被割断，脚踝骨折，膝盖严重积液，每次到绝境的时候，我都会记起和他的约定—我一定会成为你。
人生中有很多巧合，我的这个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结束了五年的军校生涯，来到了部队任职，我所在的部队有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国际救援队，曾 20 多次执行国内外地震救援行动，包括当年的汶川地震。
第一次参与地震救援训练时，在废墟中搜索生命的迹象，将一个个生命从断壁残垣中救出来时，我的脑海里清晰浮现出当年地震的场景。战友问我回想起当年的画面会不会心有余悸，我的回答很简单：10 年前，我确实很害怕，因为我渴望被救；但是 10年后，从一名被救者到一名施救者，我不会害怕，因为我们是幸存者的希望。
08 /我的眼泪一辈子流不完，但只能这样继续活下去桂花，52~62 岁，无业
我现在当然也还会胡思乱想，想过去，也想未来。每天傍晚，我女儿回来之前，我就打开电视，假装自己没有在胡思乱想。
在地震里，我失去了我的大女儿、外孙女、三个妹妹和一个侄女。我找到 5 岁外孙女的遗体，在北川人民公园外面的铁索桥头挖了一个坑把她埋葬了，后来她又被泥石流冲走了。我在地震里救了八个人，老人说多做善事能积德，我想我的亲人也许能活过来。那段时间我经常边喝酒边哭，喝酒才能让我睡着，然后才能醒过来。
地震之后，我在社区做临时主任，分配震后安置住房的工作。
有一天警察找到我，后来他们说我虚报冒领了三套住房，我被抓到监狱关了两年多。这期间，我母亲也去世了。
出来之后，我有时候也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妹妹虽然说相信我，但还是觉得我给死去的父亲丢了脸。这些年我到处打些零工，我活得很累很累，没有地方可以说，但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我的眼泪一辈子流不完，但也只能这样继续活下去。
09 /每到周年，我都会接到自杀者的求助电话冯翔，22~32 岁，心理咨询师
我是震后去的灾区，当时的惨况，那么严重的伤亡，那么普遍的心理创伤，就连很多过去义务援助的心理咨询师，也都需要心理治疗。
我见过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守着独子遗物睡觉的父亲，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持续性的糟糕。这 10 年里，尤其是震后那几年，每到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常常会接到自杀者的求助电话。
现在想来，心理救援应该是长期的过程。而我们对灾区的心理援助，来得快去得也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所长张侃为汶川地震公开呼吁过，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该持续 20 年。
有时候我们可能意识不到，重复的不得当的心理援助，有可能对灾民造成二次伤害。我曾经遇到的一个当事人就很反感地说，问卷调查太多了，他收到的心理咨询师名片可以堆起来打扑克了。我甚至听到消息说，有的灾区安置点已经打出了“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横幅。
我不是全职的公益人员，自己做得也不完美，在道德上指责他人是苛责了。毕竟，心理学在国内还是新兴学科，本土尤其是基层的专业力量很匮乏。但是时隔 10 年，这一点仍然值得提醒。
10 /原来，跑步的时候，所有的伤痛和泪水都会随着汗水被蒸发掉Alina，16~26 岁，公司法务
地震过后，有心理咨询师来给我们做疏导，我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什么都不说。
其实我一直有负罪感，我总觉得，如果 5 月 11 日那天下午，留住奶奶在我读书的地方，她就不会死；如果不转学，陪着我的闺蜜，她是不是也能活下来。
我后悔到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吃了吐，吐了吃，状态最糟糕的时候，只有 72 斤，像个骷髅。我总是想死掉好了，这样，就能不后悔了。
四年后，我读大学的时候，被心理医生诊断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医生让我用药物干预，药物开始见效之后，我又开始跑步，跑马拉松，在两年里跑了十几个马拉松。
原来跑步的时候，所有的伤痛和泪水都会被蒸发掉。后来，每次我感觉不好了，PTSD 要复发的时候，我都会去跑步，跑到没有力气，也就不会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我不太想回忆那段时间。可是我学着慢慢接受它。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因为它的存在而完整。
本文内容整理自《生死之间——当我们与疾病和死亡狭路相逢》，偶尔治愈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版权归作者及本书所有；图片来源于Veer图库，
《生死之间——当我们与疾病和死亡狭路相逢》偶尔治愈著
日常生活中，因为忙碌或者太过沉重，疾病与死亡相关的话题，经常被有意或者无意地暂时放到一边。直到它们敲响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亲友的门，很多人才会被动开始思考相关的问题，关于生存，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怎样活着才算不负此生，等等。
遗憾的可能是，有时候疾病和死亡给我们留的时间太少，可能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中一些宝贵的人或者东西；有时候疾病留下来的时间又很长，我们疲于应对，导致生活越来越偏离原本正常行驶的轨道。
人类90%以上的疾病是无法治愈的。如果是这样，如果疾病和死亡避无可避，我们至少可以提前练习与它们相处的方式。
“偶尔治愈”， 知名互联网医疗平台丁香医生旗下的深度报道团队，曾经用笔尖将权健拉下神坛。在《生死之间》一书中，他们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人们与疾病和死亡相逢后的温情、悲壮、惨烈与伤痛真实展现在我们面前。阅读这些故事，就像预演自己的人生，思考与选择，也在阅读的同时发生和进行。
“愿你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