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明君”，是指英明的君主，出处《左传·成公二年》：“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 唐·骆宾王 《宿温城望军营》诗：“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
“广开言路”向来就是“明君”的写照，这也是封建社会作为“明君”更愿意尝试带领国家走“民主路线”的一个写照。然而，在很多时候，此“广开言路”却不同于彼“广开言路”。在中国古代，“广开言路”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纳谏”，更多的时候，“纳谏”的本质，也不过是巩固帝王政权的一种手段而已。
所以，很多封建帝王，为了表明自己“虚怀若谷”的形象，常常会高举“纳谏”的旗帜。
面对这样的局面，确实给当时刚刚亲政的嘉庆帝，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和压力。
此时，嘉庆帝想要“开门纳谏”，最初，他渴望着“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的治国理念，渴望励精图治，让清朝在他的手中呈现出一片繁荣鼎盛的局面。但不幸的是，当时，嘉庆帝头上还有“太上皇”乾隆帝当道，这也导致嘉庆帝心中的许多治国抱负，无法得以施展。
由于“太上皇”乾隆帝一直手握实权，导致嘉庆帝无法亲自治国。而这样的局面，在嘉庆帝登基后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1799年，即：嘉庆四年，乾隆帝驾崩，国家的实权终于落到了嘉庆帝的手中，他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在乾隆帝驾崩几天之后，嘉庆帝立刻发布诏书昭告天下：号召大臣们勇于上奏折进谏，表达自己的治国想法，帮助嘉庆帝改进治国工作。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呼声一篇。嘉庆帝的诏书昭告天下后，立即引来了无数大臣的支持与热烈的相应。
然而，这些忠言的到来，却极大地突破了嘉庆帝“纳谏”的底线。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积极纳谏带来的后果，这是他不愿意面对的。可以说，他只是把纳谏作为树立自身形象，拉进君臣之间距离的一个工具而已。最终，这一切的忠言，慢慢引起了嘉庆帝的反感，因为，当初他选择广开言路，也只不过是希望更多的“合于己意”的“正言”涌现出来。
所以，那些“逆耳之言”，嘉庆帝开始越来越反感。
而最初，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嘉庆帝选择了忍耐，他心中打算，这种对于治国无益的所谓的“妄言”，终究，是成不了大气候的，由此，他选择了鼓励官员们继续大胆进谏。但是，在君主这样的诱导之下，越来越多的尤其是那些涉世未深的知识分子们，内心炙热地以为自己生逢幸世、遇到明君，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学了，所以，便开始大肆地抨击朝廷的弊病。
甚至，还有人肆无忌惮地批评嘉庆帝的所作所为。殊不知，嘉庆帝却是一个擅长玩“阴谋”的政治家，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官员，落入到了嘉庆帝用“纳谏”设下的陷阱之中而不自知。
据《清仁宗实录》记载：
“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 …”
大概意思就是：“指责嘉庆帝处理朝政拖拖拉拉，犹豫不定，最后，还讽刺嘉庆帝，是不是被身边的馋臣、戏子、妻妾迷住而无心朝政… …”
尽管，洪亮吉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朝廷内外的种种弊病，不管是对于国家百姓还是朝廷大臣，亦或是嘉庆帝本人，都是十分有建设性意见的。从他的谏言中，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位大臣的一片赤诚。但是，他虽然用情至深，但却违背了嘉庆帝广开言路的真实用意，也更着实伤害了嘉庆帝的自尊心。
据记载，嘉庆帝在阅读完洪亮吉上奏的谏言书后大为恼怒，怒斥洪亮吉“诽谤朝政”，认为：洪亮吉以一个小臣的胸怀，妄加评判朝廷百官包括皇帝本人，其用意居心叵测。并立即下旨将洪亮吉革职查办，交由军机汇同刑部一同审问。最后，刑部以大不敬之罪，定罪洪亮吉，并处以斩立决。但是，在朱珪等大臣纷纷求情下，嘉庆帝才让洪亮吉免于一死，改为充军伊犁。
然而，现实却是，官员们早已被嘉庆帝的出尔反尔戏弄怕了，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即使嘉庆帝再怎么游说大臣，也没有人敢再次百无禁忌而为之了。而最后的结果正是：嘉庆帝如此的心怀叵测导致其自食恶果，朝廷上下被他一手弄的乌烟瘴气、积重难返!并且，嘉庆帝的虚伪纳谏，对后世尤其是清朝的国运，留下了相当可怕的影响。
总的来说，嘉庆帝与他的父、祖相比，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品格的“平庸”天子。他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引蛇出洞”的招数，让数十万的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耿直，自己的忧国忧民而惨遭毒手。哪怕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透过历史依然能感受到嘉庆帝那幽灵闪现的内心，和不断故伎重演的手段，不由得令人不寒而栗。历史的车轮总在不断滚滚向前，有时候，虽然经历的人不一样，但是，在很多时候结局却惊人的相似，这样用“纳谏”当幌子的昏君，真的是数不胜数。
最终，事情发展到最后，大多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悲惨后果，真可谓是历史可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