绫濑女高中生水泥埋尸案｜折磨杀害少女20年后，四个罪犯出狱了……原创 心瞳瞳 没药花园 2022-06-26 10:08 发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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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绫濑女高中生水泥埋尸案”在国内的知名度很高，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听说：
1988年11月25日，一个名叫古田顺子的17岁高三女生，在下班途中被几个年轻男孩绑架。顺子随后被困在其中一人家里，并遭几人凌虐、轮奸整整40天，最后于次年1月4日不幸身亡。
顺子死后，男孩们将她的尸体放入汽油桶中，并在灌入水泥后，丢弃在了一个垃圾填埋场内。
这起案件中有两个疑点：
1、在顺子被困其中一名男孩的家中时，男孩的父母、哥哥也在家中同住，隔壁邻居也能听到屋内传来的声音，长达40天的凌虐，为什么一直没人出手帮助，甚至都没有人来报警？
2、四个主犯只有16～18岁，年纪都不大，为什么会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
逃跑失败
由于担心像上次一样，出门了再被带回，这次顺子选择先站在一楼报警。可怕的是，当时宫野恰好睡在一楼。他发现了顺子，把报警电话抢了过来挂掉，然后强行将顺子带回楼上。
警方侦查到凑伸治家的电话，回电确认。宫野接起电话，敷衍了几句，警方便挂断了。
因为顺子主动报警的事，少年们暴跳如雷。他们殴打她，往她的嘴巴里灌入胶水，拿打火机里的油洒到她的脚背、后背上，再点燃、扑灭，导致顺子的脚部严重受伤，失去行动能力。
当时渡边和另一人买了烧伤药给了顺子，但这根本没什么用。顺子的脚很快就化脓、发臭，逐渐整个屋子都是她脚伤产生的腐烂气味。其他不良少年们甚至不愿意多过来了。
因为脚伤，当时顺子每次下楼上厕所需要用几十分钟爬着去，再用几十分钟爬着回来。凑伸治的父母可能在一楼看到过她，但却没有理会。
12月16日，宫野最后一次让顺子用公共电话告诉家里，自己离家出走了，不要报警，也不要寻找她。
从12月中旬开始，宫野等人逐渐对顺子失去性欲，并在街头寻找新的女性强奸，但他们没有放顺子走，反而是变本加厉地虐待她。与此同时，顺子的吃喝也没人管了。
几人命令凑伸治的哥哥凑恒治负责照顾顺子（凑恒治当时17岁，是个胆小的高中生）。
凑恒治虽然没有参与凌虐，但对顺子的态度非常冷漠，每天只给她一杯牛奶，偶尔配上一块面包。
这件事也证明，案发前，凑家除了直接参与作案的凑伸治，至少还有一人对惨案知情，但却选择对女孩的处境视而不见。如果当时凑家有人能够报警，顺子未必没有生还机会。
12月末，顺子的脚已经完全腐烂，她彻底无法移动，只能在屋子里排泄。排泄物和脚部溃烂腐臭的味道叠加在一起，充斥在10平方米的房间内。
对于宫野等人来说，如今不可能再放顺子回去，但被折磨的千疮百孔的顺子对于几人来说，也失去了利用价值。
这一时期，宫野和小仓让等人频繁提到，“最好她死掉”。
小仓让表示同意，因为他担心新年假期时，凑家来往的人多，事情有败露可能。
凑伸治也同意，他只是担心顺子死在自己房间，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渡边则说，本来凑伸治的房间一直是大家用来玩、聚会的，现在被顺子占了，大家都不自由了。
然后他们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处理后，找地方把人给埋起来”、“放入汽油桶烧掉也可以”、“不如灌上水泥，然后扔进海中，应该不会被人发现”。
永远的17岁
1989年1月4日，顺子被监禁的第40天。
清晨，宫野因“打麻将打输10万日元”心情极差，想虐待顺子发泄，于是来到了渡边家找其他几人。
当时小仓让、凑伸治、渡边都在渡边的家中打游戏机，宫野打断他们，看向渡边，“你想不想第一次去欺负一个女孩？”（此前施暴行为主要是其他三人所为，渡边参与地不多）
渡边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四人一起来到凑伸治家。
宫野、小仓让、凑伸治三人多次殴打、虐待顺子。顺子当时已经没有反应了，但几人认为她是装的，反而加重了殴打力度，引得顺子抽搐、流鼻血。渡边则用塑料袋盖住拳头（因为担心手会被顺子的血染脏），在顺子身上打了几十下。
最后，宫野像之前那样在顺子身上放火。此时，顺子仅仅抬手做了一个微弱的手势，像是要把火扑灭，就再也没有反应了。
四人施暴结束时是早上十点。宫野用磁带带子绑住顺子的脚，防止她逃跑，然后一伙人出去蒸桑拿，他们路上又打了一个路人女孩，导致那个女孩呕吐、休克。
根据法医推测，大约4小时后，1月4日下午2点，顺子悄无声息地去世了。
第二天，小仓让和凑伸治正在宫野兼职的花店里帮忙（这个花店是一个政府官员开的，他同时也是黑社会成员），顺便一起吸食油漆稀释剂。这时凑伸治的哥哥打电话过来说，“顺子看起来很奇怪”。下午，男孩们赶到凑家，发现顺子已经死了。
为了避免罪行被人发现，三人决定实施之前的想法：将顺子装入大汽油桶中，再灌入水泥抛弃，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他们立即开始行动。首先，几人把顺子的尸体裹在毯子里，装入一个大行李袋中，用胶布捆好。宫野租了一辆卡车，从他以前工作的地方弄到了水泥（宫野曾当过瓦工），并从附近的一家建材店偷了沙子和砖块。
然后，他们用卡车将顺子的尸体、一个桶装垃圾箱运到凑伸治家附近，在那里搅拌混凝土，再将装顺子尸体的行李袋放入桶中，将混凝土倒入桶中，用砖块固定，最后用垃圾袋盖住，拿胶带粘住。
铁桶最后重达305kg，极青会多个成员都参与埋尸。
值得一提的是，宫野将当时热门连续剧“蜻蜓”的完结篇录影带一同丢入铁桶内封住了。因为顺子被囚禁当天，电视台刚好播放该剧的完结篇，顺子一直很遗憾自己没能看上。一些评论中说，这是整个过程，唯一能看到宫野有一丝人性的部分。
宫野后来告诉警察，他不是因为可怜顺子，而是因为他不想让顺子变成鬼回来缠着他。
1月5日晚上8点，宫野、小仓让、凑伸治开车驶向东京湾，计划将铁桶丢入海中。
但是一路上不停塞车。他们怕被人发现，于是临时改意将铁桶丢弃在东京都江东区若洲的一个垃圾填埋场（如今的若洲海滨公园）内。
那里当时被铁丝网包围，杂草丛生，不少人在这里倾倒家电，所以扔入一个灌满水泥的铁桶，并不会有人注意。
回到家后，他们把凑伸治哥哥打了一顿，导致凑恒治因外伤住院四周，理由是凑伸治哥哥没有参与凌虐顺子，也没有加入“极青会”。
一开始，果然没有人发现顺子的尸体。几人继续过着逍遥法外的日子，直到十几天后，警察因为另外一起案件找到他们。
案发
在囚禁顺子期间，宫野和小仓让曾于1988年12月，轮奸了一个19岁的女孩。1989年1月23日，两人被警方以施暴罪逮捕，暂时被关进少年收容所。
3月29日，东京都足立区绫濑警察署的2名搜查员，来到少年收容所，提审宫野跟小仓让。
搜查员们在宫野的住处内（另有说法为小仓让住处）发现了一些年轻女子的内衣内裤，警方认为两个男孩可能还涉及其它案件，需要仔细审问。
审问时，一个搜查员随口说，“你怎么可以杀人呢。”宫野有些慌了，他误以为小仓让已经对警方全盘托出了他们虐待、杀害顺子的事实，于是他回答：“对不起，我杀了她。”
搜查员被这个回答吓到了，他只是随口一说。不过，他们立刻将此案当成重大案件审理。
审讯之初，警方对宫野的供词感到十分困惑，因为他们误以为宫野等人犯下的是另一起发生在12月的案子，当时一位女性和她7岁儿子遇害（直到今天，这起案件仍未告破）。
后来他们才发现，宫野口中的受害者，是17岁的少女古田顺子。审讯期间，宫野将作案过程及抛尸地点和盘托出。
根据宫野和小仓让的证词，警方带着法医等人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顺子的遗体。当法医在现场将灌满水泥的铁桶拆解时，惨状令每个人都感到极其难受。
根据法医后续提供的报告，顺子的尸体高166.2厘米，重44.6公斤（顺子被绑架时体重为53公斤），腹部有大约1cm皮下脂肪，是该年龄女性三分之一厚度，死时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的状态。
顺子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大脑与小脑都萎缩了，还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内伤。
更令人震惊的是，法医发现，顺子死去时已经怀孕了，只是因为营养不良而看不出怀孕的痕迹。由于遭受多人轮奸，孩子的生父最终不得而知。
当顺子的父母认尸时，父亲已完全认不清顺子的相貌，最终通过指纹比对才确定的顺子身份。顺子的母亲因为受到刺激，精神疾病发作，之后住院治疗多年。
最后警方因顺子被杀案逮捕了七个人（除主犯四人外，还有三个帮手），因情节重大，四名主犯从少年法庭被移交到东京地方法院。
1989年4月2日，顺子的家人为她举办葬礼。一位同学在追悼信中写道，“顺子同学，欢迎你回来，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见到你。你一定遭受很多痛苦。我们是绝对不会忘记你的。”
顺子毕业后原本打算去的公司也派出代表出席了葬礼，在棺材内为她放入工作制服。顺子所就读高中的校长也出席，提前将高中毕业证书给了她的父母。
葬礼上，顺子的父亲掩面哭泣。
后来，顺子的父亲在庭上呈现了书面证词，他写道：“当被告被捕时，我有一种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的感觉。我想用我的手，亲手杀死他们。”
死后的诋毁
在警察发现尸体的第二天，该案件被媒体报道，大量记者前往犯罪现场、四名主犯的家里，也不惜去打扰顺子的父母。
顺子的姓名、家庭住址、所就读的学校以及种种个人信息被媒体详细披露。为了博眼球，许多媒体都将顺子描绘成不良少女。
例如日本媒体《新闻三面镜》撰文称，“顺子是未经许可就留在外面过夜的不良少女。”
连载的新闻栏目《为什么他们》将“强奸”替换“有关系”，暗示是在顺子的同意下发生的性关系。文中不断强调，其中一名主犯的妈妈曾经把顺子送出去，但顺子却主动回来了。
媒体挖掘到，顺子有抽烟的习惯、从小男性好友更多，和小仓让原本就是认识，还被小仓让追求过，于是添油加醋地将顺子描述成“荡妇”，是她主动勾引几个男孩，或分析是小仓让追求不成，反杀顺子。
1989年4月25日发行的杂志《女性自身》，故意在本案的连篇报道中插入一张其他女孩穿着比基尼的照片。后来有读者寄信给编辑部，“死者难道就没有人权了吗？你们对死者这难道不是诽谤吗？”
总之，一些媒体不断为几个男孩的犯罪行为寻找借口。而作为主犯的四人，因未成年人保护法而一直未公开真实姓名。
根据相关法律，日本媒体没有公开宫野等人姓名的权利。
最终，在4月20日，杂志《周刊文春》违背了相关条例，公开了四人的姓名。
主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无法忍受施暴者躲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背后，“野兽没有人权”。
1989年6月23日，日本律师协会联合会会长藤井秀夫在回应《周刊文春》事件时表示，“一些媒体无视《未成年人法》，公开了几人的姓名，属实令人感到遗憾。这种报道态度，其实就是将犯罪归咎于男孩的个人责任，淡化了青少年犯罪背后的家庭、学校、社会等复杂的因素。不过，媒体对遇难者真实姓名的报道过多，死者的名誉和家属的隐私也应得到尊重。”
庭审
当警察投入调查后，更多的作案细节被披露。
根据日媒报道，40天里，顺子被十几个人强奸了数百次，有时一晚上被12人强奸。在囚禁顺子的日子里，宫野等人也没有停止在外作恶，一个月的时间里抢劫十几次，袭击了两位女性。
警察最终逮捕了7人，前文提到的4人被送上了刑事法庭，剩下3人最后去了青少年拘留中心。但部分日媒分析，实际上参与凌虐顺子的可能有十几人。
1989年5月25日，东京地方监察厅向东京地方法院指控四个嫌疑人宫野裕史、小仓让、凑伸治、渡边恭史，罪名是谋杀、诱拐、监禁和强奸。
检察官希望四个嫌犯能与成人受同样的刑罚，但是法官依然将他们作为少年犯审理。四个凶手最终以伤害致死罪被起诉，而非谋杀。
1989年7月31日，东京地方法院，主犯四人首次被公审。
检察官石山昭夫出示了顺子的死因报告，证明1月4日的攻击产生了不可逆的损伤，是顺子的直接死亡原因。
当检察官陈述完毕后，小仓让和渡边的律师表示，自己的当事人虽然下重手“伤害”了顺子，但主观上并非想杀害她，宫野也改口自己是“过失致死”。
宫野说，虽然他也知道继续施暴下去，顺子或许会死，但是他没有主观谋害顺子的想法。
后来四人互相推卸责任。小仓让说是宫野要他去强奸的，还称大家都是“宫野的工具”。凑伸治说，自己从来没同意过用自己的房间当做囚禁场所。渡边说自己一直是跟随其他人，他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990年7月20日，东京地方法庭对本案进行宣判。
法官未采纳检察官的意见。在综合考虑了几人的前科记录后（宫野有1次伤害罪、9次偷盗罪；小仓让有2次强奸罪、1次伤害罪、7次盗窃罪；凑伸治有4次盗窃罪）后，法官最后宣判：
宫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小仓被判5～10年不定期徒刑，凑伸治被判4～6年不定期徒刑，渡边被判3～4年不定期徒刑。
法官表示，“杀害受害人的确是不人道的，刑事责任很重，但他们还是青少年，也有心理不成熟的因素存在。并且在押期间，几人都获得了人性的觉醒和成长（所谓的“觉醒” 大抵是指几人在庭审期间，曾向受害人家属假模假样地道歉）。”
法官特别提到，男孩们从小处于不利的家庭环境中，在学校也受到过欺负。
在做出判决后，东京地方法院收到大量批评的电话和信函，怒斥他们判决过轻。
1991年3月12日，第二次审判听证会开始。检察官指出，一审判决过于宽宏大量。“有说服力的量刑需要考虑广大民众的感受。”
另一方面，辩护方却认为，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思想，应该从帮助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并指出被告的家庭环境复杂、受到校园欺凌和体罚，这才是犯罪的根本原因。
这一次的二审，仅仅经历了三个月就宣判了。
1991年7月12日，东京高级法院法庭认为一审判决过轻，因此对原判改判：宫野改为二十年有期徒刑；小仓让量刑不变；凑伸治改为5～9年不定期徒刑；渡边改为5～7年不定期徒刑。
庭上法官表示，“本案中看不到一丝对人性、同情心或者尊严的考虑，目前的量刑实现了社会正义。”。
这次宣判后，检方没有再上诉。被告这边，渡边因为觉得量刑过重而上诉。
1992年7月18日，最高法院驳回渡边的上诉，全案终结。
成长经历
案发后不少日媒、杂志认为，几个男孩的犯罪都是由各自的家庭“一手造成的”。上篇提过宫野裕史的成长经历，不再赘述。让我们看看其他几人的成长背景。
小仓让：
小仓让的父亲为运输工，母亲是在酒店工作的妈妈桑，父亲很少回家，一直和情妇住在一起。
小学三年级时，小仓让的父母离异，他跟着母亲生活；但由于母亲想要再婚，第二年把他送到父亲身边，可是父亲也不太想要这个“拖油瓶”，两个月后又把小仓让送回母亲这边。
凑伸治：
凑伸治的父母都在医院工作，父亲是医院行政主任，母亲是护士长，两人对孩子的要求极高，常常打骂孩子，夫妻二人本身感情也不好。
进入青春期后，凑伸治产生极强的反抗心——不仅不再听从父母的教导，还开始殴打母亲，又染上偷盗恶习。后来他将宫野视作自己的靠山。
看到儿子将宫野视为抵抗父母的精神领袖，严苛教条的父母彻底失望。从此他们对凑伸治从打骂变成漠视，将全部心血都放在培养大儿子身上。也是因此，看到一群不良少年盘踞在家中，凑伸治的父母也没有管教。
渡边恭史：
渡边恭史性格内向，5岁时父母离异，他和姐姐、母亲同住。他的母亲是美容师，工作繁忙，所以渡边由比他大一岁的姐姐照顾长大，姐弟感情很好。
渡边和宫野是初中同班同学，当时宫野的跋扈样貌已经初露端倪。当渡边被老师严厉体罚后，他就开始崇拜“坏孩子”宫野，后来更成为了宫野的跟班。
犯罪心理学专家福岛曾对四个被告进行过心理评估。第一次庭审期间，福岛作证称，宫野有轻微的脑部疾病（轻微脑功能障碍综合征），会使他出现躁狂情绪。
福岛认为，宫野在经历了被校园霸凌、高中退学后，充满了挫败感，从此放任自己开始“控制力不佳”的生活。而其他几个男孩是因为受他的影响，行为偏离了正轨，最后集体犯罪。
福岛还分析称，四个被告人都是在暴力倾向高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人格发展受损，最终形成反社会人格。而几人的犯罪行径和当地的黑社会氛围也有一定关系。
出狱后的几人
一审时，在民事法庭的要求下，宫野的父母卖掉了房子，赔偿了顺子家5000万日元。
此外，小仓让的父亲也每天下班后多打一份工，最后将攒下的65万日元暂时存入律师的银行账户，等待后续转交给顺子的家人。
但实际上，顺子的家人最终没有在私下中获得任何一个主犯，或其家属的道歉。顺子的家人在案发几年后离开了当地，从此不再露面。
后来，有人去采访小仓让的母亲，问是否后续赔偿过顺子的家人，她回答，“他们不是搬走了吗？那就不用赔了啊。”
凑伸治的母亲非但没有道歉，反而来到顺子的墓地，摧毁她的墓碑，因为她认为顺子毁掉了孩子们的人生、以及一家人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她自愿的，她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女孩。” 凑伸治的母亲曾在庭上这样为儿子辩护。
如今，案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曾经残忍夺走顺子生命的4人，已经出狱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四名主犯少年中，除渡边以外，三人均再次犯案。
2009年，宫野裕史获得假释出狱，改名为横山裕史，大约三年后结婚，但因对妻子家庭暴力而离婚。
2013年，他因诈骗罪再次被逮捕。2017年，有人在跆拳道馆见到他。当时他戴着名牌手表，开宝马。
闲谈之中，宫野告诉他人，自己和黑帮有来往，目前还在做传销，赚的盆满钵满。
主犯之二的小仓让1999年出狱，改名为神作让。出狱没几天后，他就花光了父亲准备给顺子家人的65万元。
在狱中，小仓让学了一些电脑知识，出狱后找了一家公司上班，没多久大家知道了他就是“小仓让”，他就主动辞职了。
为了脱离环境，他2002年和一个中国女孩结婚，试图来中国生活。不过没等他前往中国，就和妻子离婚了。
2004年，他因在母亲经营的小吃店关押、伤害熟人再次被捕，2009年出狱。
小仓让的狱友称，他在狱中曾说“表面上看，我要听从宫野的，但其实我才是真的一把手”“杀人过程真的很有趣”等话。
主犯之三的凑伸治，1997年刑满释放后跟随家人离开当地，从此之后他再没工作过。
2006年，他和一名罗马尼亚女孩结婚，妻子生下一个女儿。2018年8月，45岁的凑伸治因在马路上刺伤隔壁邻居而被捕，被判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渡边恭史是四名主犯中唯一没有再犯史的人。1996年他刑满出狱，但因为在监狱中被欺凌而患上惊恐症，从此不再出门。他后来患上眼病，靠领社会福利生活。
宫野等人行为之恶劣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底线。
面对另一个人，他们没有一丝的人性或同情，反而以践踏她的感受和尊严为乐。当顺子对他们有利用价值时，她可以被随意凌辱、虐待，当顺子失去了利用价值时，她的生命可以被随意抛弃。
一个人的生命不仅属于她自己，还属于爱她的亲人，宫野等人夺走的不仅是顺子的人生，还有顺子家人的一部分生命。
除了罪犯本身的“恶”是主因外，本案中还有多重因素，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从宏观说，当地警察不作为，甚至公职人员就是黑帮，导致黑社会猖狂，犯罪可以逃脱惩罚，让宫野等人越来越肆无忌惮、轻视法律。
宫野四人的父母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都没有尽到管教的义务。宫野、凑伸治和小仓让都在小学就出现了暴力、偷盗问题，而渡边也仅由大他一岁的姐姐照顾。
凑伸治的家人在长达40天的时间里，对楼上惨剧不闻不问，后来即使知道顺子被困在家中，见到了她奄奄一息的样子，依然没有报警，选择无视、隐瞒罪行。
除此之外，曾接到过女孩报警电话的警察，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听信宫野敷衍的话，是本案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而邻居听到女孩求助后不以为意的冷漠，同样令人心痛。
所有和案件相关的人，倘若能维持职业素养或是多一点同情心，都有机会阻止这起案件。
难怪案发后也有人说，杀死顺子的，是背后的整个社会。
原创 心瞳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