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特征，一直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不断反思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与熊十力在哲学建立及其方法探讨上的某种对峙，为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哲学的方法特征及未来发展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示。
冯友兰：哲学是一种知识
冯友兰的哲学观体现了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哲学作为知识形态最早的、系统的方法自觉。他早年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中就提出：“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这是中国现代哲学探索过程中主张哲学是知识形态的最早的明确表述，开启了现代中国哲学关于哲学作为知识的方法自觉。这里面当然有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学的思想背景。简单地说，知识必须是经过理智思议过程的，通过逻辑的方法，运用概念命题表达出来的概念命题系统。冯友兰明确指出，直觉、顿悟、经验等可能很有价值，也可能对知识很有贡献，但其本身不是知识。这是将知识形态与非知识形态作出的明确区分，冯友兰强调这不是价值的区分，而是表现形态上的区分。后来，冯友兰把知识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逻辑学、算学，第二种是形而上学（哲学），第三种是自然科学，第四种是历史知识。
金岳霖跟冯友兰有着近似的立场，他认为真理是概念或真命题的总结构，一定数量的概念、命题的结构联合起来构成的总结构就是真理系统。简单地说，真理就是真命题。语言、概念、逻辑等是认知过程和知识呈现不可缺少的环节。
冯友兰关于哲学知识与科学知识有一个区分，就是哲学是“形式底释义”，科学是“积极底释义”。也就是说，哲学不是对具体事物对象作出实质的释义、判断，而只是对于事物存在（最普遍的类）作逻辑的分析和形式化的解释，几乎完全是演绎的、同语重复的，所以是“一片空灵”。在冯友兰看来，哲学必须是分析性或非建构性的，哲学不能对实际事物有所肯定，否则就变成了一种“坏底科学”。冯友兰颇受维也纳学派的影响，他认同哲学必须避免任何意义上的独断，哲学不能以伪科学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强调哲学的形式性、非建构性。冯友兰认为，这些形式化、空灵化的概念、命题，虽不能增加我们关于实际事物的知识，却可以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冯友兰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不足正是逻辑性、论证性、形式性不强，中国哲学要发展就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加强。
熊十力：本体非知识所行境
熊十力则强调哲学不是知识形态的，《新唯识论》的开头就直言：“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又说：“哲学研究者为真理，而真理必须躬行实践而始显。质言之，吾人须有内心的修养，直至明觉澄然，即是真理呈显。”在熊十力看来，科学是知识的学问，目标是具体事物的理则，呈现为概念、逻辑、理智；但哲学是生命的、本体的学问，把握这个生命、本体，不能依靠对象化的、外在化的理智和知识，而是自身的修养和内心的体证。
熊十力认为，哲学是本体的学问，其方法是性智，此种性智是对本体的证会，而不是关于本体的知识；科学是关于外在事物的知识，其方法是理智。熊十力反复强调，本体不是外在的境界，不是理智的对象，而是宇宙的精神，也是内在的生命。哲学所穷究者，是一切事物之根本原理，这个根本原理与吾人的内在精神本非有二，如欲穷究此理之实际，自非有内心的涵养工夫不可。所以，在熊十力这里，真理、本体是一种生命的、精神的形态，把握此种真理、本体，不能依靠知识，非有自身的践履、内心的涵养、主体的返证不可。
比较两种真理观
冯友兰和熊十力给我们提供了两种类型的本体观、真理观和哲学观。一种真理是命题性、概念性的，表现为思议言说，之所以是真理，在于命题与事实的一致。而另一种真理指向真实的生命、本然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本体的自明自证、自觉自显，真理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命题与事实之间的符合。此种真理的获得当然不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而是一个呈现、体现真实生命的过程，所以也是一个践履、修养的过程。冯熊之间关于良知是否是一个“假定”的争论，在他们各自的方法论系统内部都能找到依据。
冯友兰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知识性，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相对严格的知识性，这种知识性和知识表达的要求是西方哲学的长处，中国传统哲学在这方面没有充分地展开，甚至也没有内在的需求，冯友兰的意图正是要弥补中国传统哲学在此方面的不足。同时，为避开经验科学的实质意义上的知识性，也为消除任何伪科学意义上的独断性，他强调哲学的知识性是非实质性，即形式性、逻辑性，因此他的新理学体系也要努力提供所谓“一片空灵”的思议言说。熊十力的关注点和思路与冯友兰几乎相反。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在事物，也不是外在事物联系、变化的理则（理本体），他关注的是生命本体、精神本体（心本体），此本体不是知识的对象，不是概念可以勾画的，理智的运思无法达至这样的本体、真理。在此，熊十力不是要发挥西方的长处来弥补中国的不足，而是要用中国传统的优势来批评西方的局限。
可以说，冯友兰和熊十力各有优劣，冯友兰基于现代学术意识，强调哲学之为学的知识性、逻辑性，努力将哲学的知识性的面向引入中国哲学的发展。冯友兰哲学在这方面的意义启示仍有待挖掘，只是冯友兰未能充分消化传统哲学的实践指向和生命意味，以至于他的新理学过分逻辑化、形式化，他也因此遭受各种批评。熊十力则着力挖掘中国传统，彰显中国传统哲学实践化、体证化的生命特征，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哲学之思的知识性要求，也忽略了“思议言说”对于生命显现的重要性，尽管他的新唯识论相当地“思辨”。
牟宗三基本上继承了熊十力的思路，他在哲学方法上的思考应该说更为深入。牟宗三受罗素的启发及海德格尔的影响，提出“内容真理”和“外延真理”的说法。内容真理具有内容的普遍性，指向人的内在生命；外延真理具有外延的普遍性，是对象性的知识，成就的是逻辑实证论的传统，却不是哲学的真正的使命。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提到，海德格要讲“根源的思想”，这个根源的思想一定要从表象的思想往后退一步，返到主体上来，才能返到根源那个地方。这一个往后返，就是要把握传统儒家“明明德”之明，这个“明”不属于外延真理而是开启了内容真理那个范围。可以说，牟宗三在其独特的真理性上肯定哲学的知识性、逻辑性，并有具体的方法讨论。比如，牟宗三说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教”，他在《圆善论·序言》说得很清楚，“凡足以启发人之理性并指导人通过实践以纯洁化人之生命而至其极者为教。哲学若非只是纯技术而且有别于科学，则哲学亦是教”。这个说法也可以看作是对冯友兰的批评。哲学如果是关于成德成圣的终极思考，那么就不能只是一种逻辑的、形式的空灵的分析。牟宗三还提出，如果哲学语言既不同于科学语言，也不是文学语言，那么应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形态？他认为由唐君毅提出来的“启发性语言”是一个有意义的方法论的表达。
中国传统哲学在总体上是实践形态而非知识形态的。在这个系统中，无论是知识形态还是知识本身的价值并没有突显出来，这是传统哲学存在的问题。在此方面，冯友兰有重要贡献。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特征，基于这种方法论的思考回应西方哲学以及现代生活世界的变化，熊十力、牟宗三的探索则有深远的启示。今天，我们应消化他们的思想成果，为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