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封闭养老院152天的钱理群教授到场
8月15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了一场人文论坛，主题围绕“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展开。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提出的新议题，也是他新著的书名。
由于疫情影响，好几位老师只能在线上参加会议，可喜的是被封闭于养老院中152天的钱理群教授得以来到现场。83岁的钱教授进门时，已经落座的洪教授几次欲起身相迎，与会师生更是集体起立鼓掌迎接。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的最新一本，收入了洪教授近年写作的16篇文章，围绕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论及俄苏文学，也包括英法等国的欧洲文学以及亚非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中定位自身。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方面，无论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深入研究的开展，都还存在欠缺。
近年来，洪子诚每一部作品的面世几乎都会引起很大的讨论，而他在年过八旬时爆发出的强大创作力更是令人叹羡。
在这本新著中，洪子诚提出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这些研究将极大地拓展当代文学研究视野。在研究中，洪教授没有局限于史料整理，而是从重要的史料文本、理论文本的重读出发，探讨了诸多重要的当代性文艺问题和思想问题。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看来，洪老师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思路，打破了学科的区隔，打破了中国与外国的二元框架。
基于洪教授这本书打开的视野，会议主办方在邀请嘉宾时同时考虑了中文系和外文系学者，希望大家对共同的问题进行交流，继而再形成新的视野。
“说出了我们这些人的责任以及我们的局限”
洪子诚教授在主旨发言中首先提到书存在的问题：首先就是书名，“《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口气太大了！如果换一个书名，我建议用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洪教授提出的书名是《与〈臭虫〉有关》。
全场被洪教授的开场白吸引，只听他解释：“《臭虫》是苏联马雅可夫斯基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剧本，在中国好像影响不大，但是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个剧本联系到苏联和中国，也延续了三个不同的年代。田汉1958年写作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受过它的一些影响，另外21世纪以后孟京辉也有一个改编的同名剧本，标明向马雅可夫斯基致敬，所以说这个剧本是三个年代的延伸。而且我觉得改成《与〈臭虫〉有关》能增加出版社的销量。”
洪教授对新书所显示的体系性不大满意，认为大多是个案研究，而且分量不均，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他自陈是不会做体系研究的人，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写过整体性论述文章，岁数大了却越来越不敢写了，“比较年轻时”指的是60岁左右。但令其聊以自慰的是，选择的个案尽量联系到更大的单位，所谓更大的单位就是时代思潮或一个时期的重要问题等。
说到遗憾之处，洪子诚自言缺乏做书的客体条件，因为所读的外国作品是中译本，数量和涵盖量都过窄；另一个遗憾就是外语不好，所以出现资料收集上的大困难。虽然大学时学过两年俄语，曾经也达到能够用字典阅读原版的程度，“但现在我连俄文字母都念不出来了，英语也不行，这些是我这个研究所碰到的困难。”
谈到对于这本书写作方法论上的一些想法，他提起几年前在首师大文学院的一次讲座，题目也是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讲座结束后一个人找到他说：老师您的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准确方法。洪子诚说：“我确实没受过比较文学的训练，也没有认真读过比较文学的教科书，我的重点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关注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外国文学的。”
洪子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我国上世纪50至70年代，这段历史的文学过程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和抗争，有些人甚至为此受苦受难。“我记得读过英国一位批评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这本书，是贺桂梅送给我的，扉页上写着：‘洪老师好好学习。’”书前面的讨论部分洪子诚尤其认真读过，其中的“反必胜主义”概念特别引起他的兴趣，“联系到我现在研究的对象，我会说历史上并没有必胜者。”
他还特别关注到刚毕业的研究生吴虹飞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学生说像洪老师这一辈人，因为看到同时代人为理想而受苦遭难，从而意识到自己有时代的债务，这种债务让他们无法夸夸其谈，于是努力做一点历史留痕的工作。洪子诚感叹：“这个学生非常敏锐地说出了我们这些人的责任以及我们的局限。”
“我还是听到了洪老师隐隐跳动的心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在洪教授发言后说：洪先生讲书名大了些，我却觉得从世界学术界格局来看，这个书名很有意义。
他解释，现在世界文学的概念谈得很多，尤其是哈佛教授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在比较文学界影响非常大。对很多美国学者来说世界文学也是新奇的，他们希望在这方面做出拓展性工作。所以洪先生这本书在国际平台来看，有着重要的贡献，说明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中国存在已久，而且一直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富有创造力的互动。
“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是一直与其他文化进行互动的，唐代的长安做了那么多胡乐，莎士比亚时代英文翻译《牡丹亭》，历史就是如此多元丰富。如果回到唐代长安，会发现我们的文明如此辉煌灿烂，恰恰是因为开放性的互动交流。所以今天阅读洪子诚先生这本著作，他勾连起的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也是同理。”陆建德说。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因为核酸超时未能入校，他在线上遗憾地说因为这个会写了将近一万字的文章，但今天只能说些闲话了。
他首先感慨洪子诚巨大的创造力，年过八旬仍然有作品发表，更重要的是总有出人意料的角度和新的思路。“他从来不做高调宣扬，从不提出新的理念和口号，也从来没有在当代文学中另起一行的雄心壮志。”孟繁华说：“这是一个学者的自我要求，也是一个学者没有被时代学风裹胁的佐证。”继而他说，洪教授提出议题的重要性正在被认识，希望这次会议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转折，既能尊重学科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认识到成果对学科发展的推动和价值。
孟繁华还特别谈到，自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后，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就没有再出现。这从一方面反映了学科总体研究面临着困难，但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一直在研究写作途径，讨论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内容。
“我感觉洪老师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现状是不满意的，他首先对自己不满意，所以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甚至寻找更好的途径，做出更好的文学史研究。”孟繁华说，他更期待洪老师能够写出一本“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古代文学”新著，“古今中外融会贯通，中国当代文学才有更广阔的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的发言标题就很吸引人：《洪老师的五十年代中期文学研究》。他坦言会议主题联系着他对洪老师这些年研究的一个困惑——他的成就主要在哪个时段？原动力和推动力究竟是什么？
程光炜得出结论：“我感觉到洪老师的历史记忆停在1956、1957年，这是他三四十年来从事文学史研究、17年文学研究的原动力，由此产生的推动力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有不断增强的迹象。洪老师的文章，包括他的大多数论述，很少流露个人感情，这是成熟学者的历史定义所致，不过从书中《死亡与重生——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一文中，我还是听到了洪老师隐隐跳动的心声。”
程光炜相信在洪子诚的学术里有“我的心灵、我的学术”这一问题：他是五六十年代一代敏感青年中的幸存者，之所以不断重写1956和1957年，是这种幸存者身份和意识决定的。洪子诚从读大学到毕业留校的几十年之中，很难摆脱这种记忆，他的50年代中期个人史也由此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苏联文学既可看做是洪老师开发的一个新领域，也可说是他50年代中期研究史的一部分，他是我们与50年代中期的一个历史中介，一位讲述人。”
“这种研究可能不会有人再做，或者有人做也做不到这样的程度了。”程光炜说得沉敛中带着感动：“洪老师很出色地讲述了自己的个人时代，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思想和学术财富。”
文/本报记者 王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