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增量创历史新高，北京地区预计毕业生人数达到26.8万人。同时，受到全球经济压力和疫情的叠加影响，就业形势复杂严峻。
为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护航毕业生求职之路，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专场招聘和供需对接等活动，抢抓毕业生求职黄金期、冲刺期，促进2022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记者注意到，5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明确支持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并给予多项扶持，同时将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要求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面对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和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就业环境，部分毕业生深陷就业焦虑之中。同时，考公热、考研热、灵活就业等多个趋势同时显现，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意愿、择业观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当下“就业难”更多体现在数量上还是结构上？青年失业率走高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看待当下年轻人的不同就业选择？对于上述问题，新京报邀请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李翔，对当前就业形势及热点问题做出解读和回应。
5月29日，江苏南京，大学生在招聘展台前咨询。图/IC photo
就业数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存在
新京报：今年高校毕业生1076万人，从目前应届生就业情况来看，就业压力较大。造成今年“就业难”的原因有哪些？
陈李翔：主要原因还是经济本身的问题。疫情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受国际经济、国际环境的影响，另外中国经济本身也在一个转型过程中，最近整体经济下行的趋势反映在就业端上，会有比较大的压力。现在青年就业问题确实是压力比较大的。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一个数据，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1%，其中青年失业率达18.2%。与过往历史数据相比，这个数据是否在高位？原因是什么？
陈李翔：当然，这个数据最近一个阶段在持续走高，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信号，劳动力的供给和目前经济状况不太适应。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在整个经济环境不太乐观的情况下，一些企业选择了裁员，引起失业。
新京报：当前阶段就业压力大，更多是数量矛盾还是结构性矛盾？
陈李翔：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一直是相互交织的，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目前很难说到底是数量上的压力更大，还是结构性的压力更大。
从数量上来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总量能不能“包得住”这么大规模的就业人口。从国家人口发展阶段看，这个就业人口规模处于相对高点，这就需要经济规模能够支撑起这么大规模的就业，但是在短时间内，我们看到的是经济下行的状态，所以这个矛盾就会一下子凸显出来。
从结构上来看，一方面技术变革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初次就业者、已就业从业者的技能结构和技能提升情况能否适应当前经济形态的变化。很多研究发现，就业人员能力面上的确存在压力，例如有研究提出，到2030年每个人都至少有30%以上的技能需要更新，面对如此大量的技能提升需求，教育和培训的响应速度往往是跟不上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教育变革有一定周期，但是市场和技术并不以教育周期规律为转移，因此会有阶段性不适配的状况出现。
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1年已经达到57.8%，接近60%，正在逐步从普及化阶段迈入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是指18-22岁的年轻人，有多少在高等院校就读。如果这个年龄段有大量的人在高校，那么一方面会带来就业年龄的延后效应，另一方面，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就业意愿和就业选择上会有所不同，“人往高处走”，受高等教育程度越高，对所谓“就业体面程度”的要求越高，他们在选择上会更加多元化，例如，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工作幸福感更高的工作肯定更受欢迎，这也是结构性矛盾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形态变化与发展应当更好地兼顾到人的发展的需求。
年轻人就业意愿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
新京报：今年以来出现“多家大型互联网企业进行大规模裁员”的传闻，同时不少“互联网大厂”一边裁员一边招聘，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李翔：这与互联网行业的特征有关。互联网企业既处于经济大环境当中，也处在全球性的行业震荡之中。从未来发展走向上看，能够感受到互联网经济存在创新机制不够、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这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另外，这个行业的市场反应周期比传统经济、实体经济要来得更加迅速。
一边裁员一边招聘，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去评判对或不对。其实不单单是企业用低成本劳动力来压减成本问题，另一方面，还是关乎创新性。互联网行业是个比较年轻的行业，需要有新的动力来驱动创新。在创新问题上，往往能够看到一种现象，一些所谓资深、成熟的员工，到了一定阶段会处于平稳状态，在创新动力和能力上是在下行的，所以很多企业希望通过新的年轻员工带来更多创新驱动。从求职者角度，每个人都应该让自己尽可能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在创新上始终保持年轻的活力。
新京报：即使工厂给予技能型人才更高的薪酬，仍有一些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他们宁愿选择一些新业态中更灵活的工作，如跑外卖、送快递等。这些年轻人似乎普遍对制造业基层工作前景不看好。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李翔：这个问题相对复杂，其中有一些显性原因是看得见的，整个社会的薪酬分配机制目前还不是特别合理，比如说此前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靠劳动力的价格，因此对于一线劳动者特别是制造业劳动者的薪酬分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层次相对较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时期，国家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整个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依靠数量，更强调高质量发展、强调转型升级，制造业一线的劳动环境条件、职业体面感也在不断改善，但社会意识并未完全跟得上这种变化，所以很多人仍然认为制造业就等于苦脏累险，仍然有很多家长跟孩子讲“从事制造业又没面子收入又低”。
新京报：近年来，硕士生、博士生当骑手、直播带货成为热门话题。国家也在鼓励大学生选择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有哪些利与弊？
陈李翔：能够看到，年轻人对于稳定、持续在一个专业领域深耕的选择没有之前那么强烈。实际上不少高学历学生做这个选择是过渡性的，不排除是在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之前，把这当做一种养活自己的方式。
不可否认，新经济形态的存在对于就业的拉动力是非常强的。这一类工作既然叫灵活就业，其灵活性、自主性更强，又恰恰契合了年轻人对就业体面的需求。
年轻人的就业意愿、就业选择，以及对就业体面的理解，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变化的。年轻人在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适合自身当前状态的工作来养活自己，是值得鼓励和尊重的。同时，我们也鼓励年轻人理性选择和规划职业生涯发展。
新京报：当下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公考热”，很多人调侃“宇宙的尽头是考编”，对此您是否认同？
陈李翔：这种调侃实际上有夸大的成分。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就业体面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现在疫情冲击、大环境比较差的情况下，这就成为更多人的阶段性选择，是非常典型的“用脚投票”。
如果整个经济的活力越来越强，新的就业形态出现，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年轻人。实际上，目前多股不同的潮流其实是并存的。就好像“围墙”，有人选择辞去公务员到市场当中创业，也有围墙外的年轻人希望能够进入比较稳定的工作氛围中，大家的选择是越来越多元的。
政府部门多措并举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新京报：政府部门最近推出了很多促进就业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就业见习岗位募集、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等，这些工具短期内对于稳定就业起到什么作用？
陈李翔：就业问题最核心在于岗位开发。经济下行状态当中，就业岗位的供给规模相对在减少，如何有效开发岗位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所以各种各样的措施，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财政政策，其实都在试图促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出来。
说到见习岗位募集，其实除了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外，大多数年轻人不理解制造业一线具体是做什么，仅仅是印象中觉得“干活又苦、工资又低”，这个时候见习岗位就可以发挥作用，让年轻人进行社会体验。在获得收入的同时，也对岗位有更真实深入的认知，增强对其社会价值的理解，就有可能在这个岗位上持续做下去。
见习期一般来讲并不长，实际上就业见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就业服务的一种方式，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学习和引导，是年轻人理解社会、理解就业、理解工作的一种途径，相当于从走出校门到走入社会的一个衔接。
新京报：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您还有哪些建议？
陈李翔：当前各相关部门各系统包括社会力量都在想办法进行岗位开发，以及进行人岗匹配的对接服务。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能够尽快打破经济状况下行局面，这是“基本面”，否则稳定就业的压力仍然会存在。
从就业者来讲，在能力的开发上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途径，保持终身学习和终身进步的能力；另外，年轻人敢于创新、有活力，在创新当中寻求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也会是更有价值的方向。
新京报记者 冯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