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房产、车子、文玩字画可以司法拍卖，你知道骆驼、鳄鱼、梅花鹿等活物也能被拍卖吗？近日，北青-北京头条记者在司法拍卖平台上发现到不少奇特的拍品，不仅有土牛、马匹、娃娃鱼，甚至野猪都能论斤拍卖，拍品花样百出。
那么，这些活物拍品如何查封及评估？拍卖过程中将如何饲养？又是不是谁都可以参与竞买？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走访，为您揭开活物拍品的正确打开方式。
法拍上新 骆驼、土牛被“活封”
2021年4月19日12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法院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对一头3岁的骆驼和一头5岁的土牛进行拍卖。骆驼的起拍价格为22400元，土牛的起拍价格为18000元。截止至2021年4月20日12时，两只活物标的物最终流拍。
在本次拍卖之前，三岁的骆驼之前以19000元的起拍价流拍，此次为第二次拍卖。记者注意到，一般来说，常规拍品第二次拍卖会降低起拍价，而骆驼和土牛拍卖竟出现了调高起拍价的情况。4月23日，北青-北京头条记者联系到两件拍品的负责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阿里哈别克，他表示，流拍后价格上涨一方面是因为养殖成本的因素，另一方面牲畜的价格随季节变动，“骆驼用来产肉、产毛、产奶，土牛一般用来吃，到了长肉和产奶的季节，价格就会高一些。”
阿里哈别克表示，活物拍品与木垒县当地生产情况相关，“我们这儿是牧区，牲畜较多。被执行人欠钱还不上，会把这些牲畜拿出来卖了。”牲畜执行不同于房产、车辆等物，标的物需要活动、进食、照料，而照料人必须有足够的经验，所以采用“活封”的方式，一般由被执行人继续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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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饲养难的问题，法官说，为了保证骆驼和土牛身体健康，还需要经常让它们去草原跑一跑，“等十月、十一月它就回来了，我们再给它做个标记。一般像这种活物标的物的查封，执行人员会在活物脖子、耳朵、屁股上打烙印或剪毛，以此作为标记。”一旦标的物成功拍卖或者变卖，也方便法官对其进行处理。
谈到活物在执行、拍卖过程中的难点，阿里哈别克深有感受，“最难的就是估价”。活物大多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价格，只能协调双方议价，敲定起拍价格后才能上拍。
竞拍者少 万斤野猪两次流拍
在司法平台拍卖平台上，记者还注意到有一件“在养野猪一万斤”的拍品，起拍价为32万元，加价幅度为2000元。截止4月8日拍卖结束，虽然有998人次围观，却因无人报名拍卖，这些野猪最终被流拍。
标的物描述中显示，拍卖对象为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高岚乡一万斤在养野猪，每头野猪的大小和公母以实际为准。
负责此次执行的分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张文华介绍，被执行人是一家养殖场，猪的数量充足，由于拍卖对象是活物，所以并未对这一万斤野猪进行查封，只是给被执行人做了笔录，由其继续饲养，但其必须保证拍卖成功时，能够提供一万斤的野猪。“这一万斤野猪按实际出栏的数量，就和卖猪一样，让猪上秤。”张文华介绍，由于猪肉市场价比较公开，所以评估议价时很便利。
事实上，这一万斤野猪已经进入第二次拍卖。记者了解到，早在3月3日其就已经在阿里拍卖平台上架，当时的起拍价为40万元，由于无人问津而流拍。
二拍的起拍价降低了8万，却依然没有改写野猪被流拍的命运。
张文华告诉记者，拍卖活物具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是市场对野猪需求量不是很大；其次，活物会有损耗，如拍卖中途有可能会生病；第三就是办相关手续很麻烦。
拍卖网站显示，运输和买卖在养野猪需要具备生产地检疫手续，这些都要由买受人自行查验、办理。此外，买受人还需要自备运输工具，并承担交接运输等相关费用。
由于疫情原因，猪的检测流程比较复杂，办理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张文华告诉记者，如果交易完成，法院会给买受人一定时间，若规定期限内没有将猪拖走，那么猪的饲养费和饲料费也需要买受人承担。
张文华透露，目前这些野猪仍然在猪栏之中。因拍卖过于困难，两次流拍，被执行人和申请人目前正在协商采取以物抵债的方式进行执行，过一段时间申请人会直接把野猪拖走拿去卖。
活物拍品谁能买？
北青-北京头条记者从司法拍卖平台上搜索到不少活物拍品，比如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法院拍卖的300只活体鸡，起拍价为4.5万，流拍后降价到3.6万再次拍卖，最终仍以流拍告终。另外还有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拍卖的12只梅花鹿、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拍卖的25千克人工养殖大鲵活体，最终也分别以8.5万元、5700元的起拍价流拍。
记者搜索发现，也有成功拍卖的动物标的物，比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拍出的两公两母活体马，四匹马的起拍价为4.6万元，经过12次竞买，最终以6.2万元价格成交。
“其实我们大到汗血宝马、鳄鱼，小到放养山鸡、金龙鱼都有拍卖过。”阿里司法拍卖平台工作人员李欣告诉记者，活物的拍卖虽然与其他拍品内容有所不同，但从流程来讲和其他拍品比并无区别，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或者被撤回的拍品，几乎不会流拍。
“但活物拍卖并不是人人可以参与，像梅花鹿、鳄鱼之类比较特殊的动物，虽然合法，但需要特定资质才能参与竞拍。”李欣说，竞买人即便具备相关特殊动物的引进、收购、驯养繁殖、销售、运输、检疫等事宜，也需自行咨询有关林业部门、相关方和专业人士，并在此基础上自行判断，最终决定是否参与竞买。
各式各样的拍品中，李欣说，猫、狗、鱼等宠物，要比马、鳄鱼、猪牛羊更受人关注。2018年北京朝阳法院拍卖的那只日本柴犬，截至目前仍稳居“人气榜”首位，受到32.9万人围观。
虽然宠物拍品引人眼球，但成交量却远不及其他动物拍品。李欣透露，对于很多涉及拍卖宠物的，被执行人都会出于情感因素，尽快还钱，以至于大部分拍卖活动被暂缓甚至撤回。“其实无论结果如何，只要能帮助法官为申请人拿到案款，就是好的。”她说。
拍品价格怎么定？
北京大兴法院执行法官赵鑫告诉记者，随着执行工作的改进，现实生活中财产形式多种多样，处置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活物拍卖属于鲜活物品处置的一种，存在季节性差异明显、保管困难和管理费用过高等特点。
赵鑫表示，一般情况下，鲜活物品除了活物，还包括蔬菜、水果等易腐烂的、具有季节特性的或保管费用过高的产品，这些法院可以决定变卖处理。变卖价格可以由双方定时人协商确定，没有协商约定的，就按照市场价确定。而对于没有市场价，但价格差异较大，又很难确定的商品，法院会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为了保证司法处置效率，保证标的物价值，充分保证申请人、被执行人权益，人民法院会根据物品情况，选择变卖或拍卖，哪种更能保证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哪种更有利于财产处置，就选择哪种，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赵鑫说。
他表示，面对执行活物的工作，法院所做的工作会比一般执行案件多一些。每一种活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较为固定的价格评定标准，这类小众拍品的询价也是最让法官头疼。“如果是猪肉、牛肉，虽然定价有难度，但我们能去就近的农贸市场进行评估询价，转换执行思路去确定它的价格。可像活物或宠物这样的类型，就很难有一个确定的评估价格。”
“近期我们处理的一件执行案件中，经过调查发现被执行人有一条金龙鱼，可能涉及拍卖工作。金龙鱼价格不菲，但它真正的市场价值是多少，很难判断。”他说，金龙鱼属于相当小众的拍品，市面上也是价格不一，同样一条金龙鱼在爱好者眼中可能价值连城，但对其没有兴趣的人可能就是一文不值。
赵鑫介绍，“当时被执行人声称这条金龙鱼是自己花高价买到手的，我们也试着咨询了本地一些商家、协会和爱好者，他们给出的价格高低不一，上下差距过于悬殊，根本不能作为定价标准。”当时在经过双方多次议价之后，被执行人因为不能接受心爱的宠物被拍卖，迫于压力，也是基于情感因素，他很快筹到了案款，打到了申请人账户，该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在大兴法院办理的另一起执行养马场11匹马的案件中，双方经过多次议价，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赵鑫说，为了充分体现马匹的价值，法院最终决定通过拍卖形式，请专业评估机构对每一匹马都做了身份认证，并利用评估报告和网络拍卖的宣传，让公众知悉范围扩大，弥补了线下处理的弊端，影响更多的竞买人参与其中。
“而实际上，最终拍出的价格，也远高出双方议价时价格，被执行人除了支付了相应案款，还剩余了一笔可观的钱款。”赵鑫表示。
成交之前谁来管？
赵鑫介绍，在鲜活物品查封执行中，法官出具查封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之后，法院会根据物品情况，确定标的物保值或增值的条件，指定当事人饲养，被指定方可能是申请人，也可能是被执行人。如果是申请人负责保管，不用担心，保管所产生的费用，也会由被执行人来承担。
但一般情况下，拍品大部分会继续由被执行人进行饲养。每每到了这个环节，申请人就会质疑“被执行人会不会把拍品转移走？会不会不配合不好好养殖？”
“其实不存在这个情况。”赵鑫说，法院指定后，被执行人有义务对标的物进行保管，如果丢失、出现意外甚至死亡，被执行人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同时如果因为标的物生病、死亡，造成标的物价格贬值或“没人买”的尴尬局面，首先承担损失的是被执行人本身。“从尽快变现这一点来说，已经被查封财产的被执行人，和申请人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数说司法网拍
最高法院执行局指挥调度室主任刘永存介绍，相较于传统拍卖模式，网络司法拍卖模式的一大特点是实现了拍卖的便捷高效和交易成本的低廉。24小时在线，社会公众均可以随时关注和参加，大到房地产、飞机，小到茶叶罐、日常用品，包括上述新闻中关注的活物拍品都能在网上拍卖，这在传统拍卖中是难以想象的。
刘永存指出，网络司法拍卖大大降低了拍卖中介服务成本、信息公开成本、参与竞拍成本及拍卖过程中的场地费等实际支出，实现了交易信息的公开透明。自2012年浙江、江苏等地人民法院率先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到201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实践证明，网络司法拍卖是实现各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式。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法院开展网络司法拍卖案件255161件。刘永存说，各地执行法官充分发挥司法智慧，不断拓宽拍品种类，根据处置财产的不同类型确定不同的处置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执行效率，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