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除了省会武汉，又有黄冈、鄂州、赤壁、潜江、仙桃等进入“封城”状态，相信这给当地的不少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湖北省和各地政府显然进入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极限忙碌中。这件事同时系关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牵动了无数人的感情。网络上出现各种强烈的意见实属正常。
舆论场最主导性的态度还是对武汉等疫区民众的关心和支持。因为那些地方采取了自我关闭城市的壮士断腕之举，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宽慰和鼓励都是由衷而发的。对他们在“封城”状态下能否保持一份正常的生活，医疗能力是否充足有所担忧，同样是由衷的。这种外部的关怀也的确是身处疫区的人所需要的。还有些人着重提出为何不早点采取应有措施，主张反思导致当前如此被动局面的体制性原因，认为这对今后很重要，也是很健康的态度。
21日例行举行的湖北省春节团拜会在这时报道出来，与当地“封城”的背景显得不协调，引起舆论的普遍议论。这些议论应该引起关注和触动。
同时要看到，当下抗击这场新型肺炎的主战场是武汉和湖北省，那里的医务工作者和干部群众是最前线的主角。无论当前的困难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今天那里的所有人是一个整体。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是今天所有湖北人的共同目标，它也是今天整个中国社会的共同目标。打赢这场战争，当地政府、医疗体系和广大群众共同组成的防线无疑是“湖北战区”的正面战场，国家向那里提供战略支持。舆论场在表达各种意见的同时应当助力强化这个“抗战格局”，而不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削弱它，甚至瓦解它，不断送过去外部强烈的主张，让一线的人们不知所措，不得不把回应舆论场的意见作为当前工作的优先考虑。
武汉的早期抗击显然有些缓慢，导致了病毒的严重扩散，这与医学界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早期认识不足和当时管理者们的传统思路有关。这确实值得我们整体反思。但就当前来说，它是一个长期教训，而不应成为压抑武汉市和湖北省接下来斗争精神的原罪。
从其他地方热衷追踪武汉事态的人应当坦承一点：我们能够为“武汉保卫战”所做的实际出力是有限的，我们对一线情况的看法和支招也未必就能准确对应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表达意见，提出建议，但要克制对很多具体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的”“必须这样做”的坚持。比如如何安排对发热病人的诊治，怎样处理一些患者与当地医院的纠纷，反映情况是必要的，但究竟该如何组织发热门诊和重症病人的住院事项，外界不宜轻易做道德裁决，要相信武汉市控制疫情的真实努力，也要体谅在特殊环境下医患纠纷的特殊敏感。
武汉市如果缺乏某项生活物资和医疗条件，国家一定有力量出手支援，社会力量也可积极参与支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决不会坐视武汉等湖北城市这个时候出现严重的民生资源短缺。发现了武汉市的某个问题，舆论场可以帮着呼吁，但这时不应把一些具体问题动辄上纲上线，当成靶子口诛笔伐。
舆论场上经常会飘着一些政治化的情绪，这些情绪有着根深蒂固的对立和对抗基因，而对于一场同仇敌忾的公共卫生战争来说，这是很不合时宜的。它应当知趣，并悄然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