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家的研究，都是在云山雾罩中进行的。
比如爱因斯坦说他思考统一场理论，就像乘一艘飞船，云端遨游，向下俯视，云蒸霞蔚，波撼雾涌，壮哉美哉，就是看不清如何着陆。
比如海森伯说他发现量子矩阵理论，你的目标是某个山峰，但雾霭沉沉，烟迷津渡。要在反复探寻中发现一块巨石，一切从此改变，心就落地踏实。迷失也罢，寻路也罢，都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
科学研究不是有了方法、有了手段、逻辑严密就能得出正确结论。真正的科学研究从来都是雾里看花，依据有限的信息在黑暗里摸索，因此有人说科学家不会是万众千呼万唤的智者先知，他们更像是猎犬，循着踪迹追寻自然之谜。
这个时候，科学家需要的是思考、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而非公开言说。
在对待全新事物，比如眼下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大众往往对科学家充满期待，急于听到科学家为大众发言，去除恐慌，获得安全感。
但有时候，科学并不是急得出来的。
这两天有个很好的例子。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与艾滋病的相似性，便急急忙忙在线发表了一篇《2019-nCoV刺突蛋白中独有插入片段与HIV-1复制蛋白gp120和Gag惊人相似》的论文，没有经过同行评审，只是通过了非科学性、剽窃抄袭等基本筛查。
这篇论文为“新型冠状病毒为某某病毒实验室泄露”的阴谋论提供了口实。难怪论文一出，科学阴谋论便甚嚣尘上，出口内销，逼得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在她的微信朋友圈回应道：“欢迎转发：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相信印度学者不靠谱的所谓‘学术分析’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科学家们对于站不住脚的研究却被广泛传播的愤懑。
找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和艾滋病的关系，当然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仅凭有限的信息，就得出耸动的结论，极不严谨，将这个结论以更耸动的标题广泛传播，便更不规范。
科学家不说，大众常常恐慌；真让科学家畅所欲言，突破了科学的规范和界线，失去了严谨，科学研究便类同谣言，大众更恐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武汉、湖北上空的迷雾，现在所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研究都是雾中寻路、黑暗中寻光亮，各种错误、瑕疵都是此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事态愈急，心思要愈沉，行为要愈稳，言说要愈谨，毕竟科学家可以急，科学不能急。
古人说知“大道”，要“如实知，如实见。见则言见，闻则言闻，觉则言觉，知则言知”。将“大道”当作“科学”来理解的话，“实”便有正反两面的涵义。前一句是说，科学家面对普通外行，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要一分证据说十分话，也不要十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夸诞，不隐匿；后一句是说，科学共同体要负起“举、责、称”的责任，既要以“雾”为由，不让不成熟的研究越出科学的界线，变成谣言的助力；也不要以“雾”为由，让已经有定论的研究束之高阁，放任谣言的传播。
长江融媒出品 评论员：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