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批“不顾县情，大搞面子工程”的县委书记过堂受审了。6月29日，湖南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江永县原县委书记周立夫犯受贿罪一案。他被控收受贿赂5700余万元。
江永县曾是湖南省省级贫困县，周立夫2016年7月担任该县县委书记，2021年4月19日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年10月15日被“双开”。“双开”通报中提到，他盲目举债，铺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被告人江永县原县委书记周立夫。图/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网
2022年1月，湖南省纪委监委制作的专题片《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披露，周立夫不顾县情，大搞面子工程，光县城文化广场景观工程就花去6000万元，其中12根大理石图腾柱耗资1200万元。
江永县一位政府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个文化广场占地十亩左右，处于城郊接合部，距离县中心约三公里，建造这些项目工程，具体花费从未公示。
近年来，不少落马的县委书记都曾力推“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其中一些人还是主政贫困县。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绩观扭曲是根本原因，某些干部意图凭借所谓的“闪亮政绩”捞取个人政治资本，实际上任性用权、追求短期效益，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
周立夫们的“心思”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与“面子工程”大致同义，意指某些领导干部为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利用权力搞的劳民伤财、浮华无效，能标榜政绩的工程。
专题片介绍，周立夫执掌江永县时，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他自述，有些项目没有做过充分的调研。
“唯上的心态，迎合领导，你一个江永县那么偏，市领导省领导一年能来几次啊，还是想做几个大项目出来，能够在江永标新立异，引起领导的重视，认为我能干事。”他面对镜头说。
周立夫的心思并不止单纯捞政绩，他还把项目作为发财的机会，安排同学、弟弟在其中提篮子或做项目，从中捞取好处费1000多万。他说，“离开岗位再也没有这个资源了”。
五年时间，周立夫大肆举债上项目，投资千万以上的项目32个，他直接指定承揽人的就多达16个。江永县年财政收入不过3亿元。
对此类现象，一位组织系统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实践中，如果推动“形象工程”，县委书记是有能力以集体决策的形式通过的。如果有县委常委有异议，基本上也是保留。
在今年6月29日的庭审中，据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至2021年4月，被告人周立夫利用担任湖南省新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江永县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承揽、土地出让、资金拨付、医药品销售、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为永州给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邓伟成、郑铮等企业或个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上述企业和个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约5725万元，其中未遂约2213万元。
今年2月中旬，湖南永州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同时要在永州市开展为期一年的“镜鉴”以案促改专项活动。目的是汲取周立夫、周新辉、唐军等官员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
周新辉曾任祁阳县委书记，唐军（女）曾任新田县委书记。2021年，半年时间，包括周立夫在内永州市有三名县委书记先后落马。
为何热衷面子工程
近年来，“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且不乏贫困县。上文所述新田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去年9月，该县原县委书记唐军主动投案。在她任内，当地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被指“刷白墙”，搞应景造势的面子工程。
无独有偶，2018年，在贫困县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也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刷白墙事件。
据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第三集《聚焦脱贫》介绍，阜南县郜台乡过去人居环境恶劣，基础设施缺失。2018年9月，阜阳市委提出3个月内彻底整治153个庄台，并要求立马见效。在一个月后的工作推进会上，郜台乡因为整体工作进展缓慢受到了批评。于是，郜台乡决定先花钱刷白墙，尽快出效果。
同年11月，安徽省委两次在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严肃批评了一些地方刷白墙、搞面子工程。时任阜阳市委书记李平不以为意，并未提出整改要求。在安徽省委已经批评的情况下，阜南县仍然继续刷白墙，2019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安徽指出该问题后，安徽省委责成省纪委监委进行查处，并在安徽全省通报。
这项“面子工程”花费财政资金799万元。后来，时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阜阳市委书记李平被中央点名，全国通报。2019年5月，李平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免去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6月，被免去阜阳市委书记一职。
除了刷白墙，近年来引发舆论关注的，还有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曾发文《巨型关公像教训深刻》称，关公雕像高达57.3米，总造价达1.729亿元。先是违建、后又搬移，3亿多元就这样浪费了。
文章还提到，陕西省韩城市耗资1.9亿元建设“鲤鱼跃龙门”景观，贵州省独山县投资2.56亿元建设“水司楼”，这些项目劳民伤财、脱离实际，扭曲政绩观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独山县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底子薄弱，2020年才“脱贫摘帽”，每年财政总收入10亿左右。但时任县委书记潘志立罔顾当地实际，大量举债，建设大量“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潘志立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按此10%融资成本计算，独山县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而2018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才10.08亿元。
另据媒体2015年5月报道，国家级贫困县广西凤山县曾花5350万元在入县的山壁上雕刻了两只凤凰，花费超过当地县财政年收入一半。
后来广西官方介入此事，调查发现，凤山县原县委书记、河池市副市长黄德意大搞形象工程，擅自动用国家防治地质灾害资金雕刻“凤凰壁画”，但壁画的实际造价仅200多万元。
这些人为何热衷面子工程？一些基层公务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贫困县经济禀赋不足，一旦有“政绩工程”立刻就可以凸显出来。县委书记任期一般不超过五年，追求短期效益是最优选择，至于带来的环境问题、债务问题可留给下任。
他们称，某些干部的政绩观扭曲为“功成必定在我，功成不必有我”，也就是俗话说的，种桃树可以不是我，但摘桃子必定是我。还有基层官员表示，有些工程实际上并不容易定性，这也是官员敢于冒险的因素之一。县委书记在建设“形象工程”的过程中，为尽快出政绩，往往选择性忽视大型工程对财政、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如何治理“面子工程”
对于“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中央明令禁止，相关部委多次发布通报，要求各地从中汲取教训，同时采取有力措施严查。
2019年12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到，近年，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在一些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城镇建设中都有所发现，不仅浪费国家财力、社会资源，还助长不良风气，要抓好整治。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被伪装为民生工程，打着“增强民众的获得感”“提升城市美誉度”的旗号兴建，此类工程“披着光鲜外衣”，有很强的迷惑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最根本的是政绩观的问题。什么是政绩，一些官员认为上项目，GDP增加是政绩，“形象工程”就是快速且显而易见的政绩。他分析，地方官员为谋求升迁，工程项目资金量大，也可以从中“分肥”，为个人或小团体捞取好处，种种因素导致干部搞“形象工程”的动力十足。
彭新林提到，“政绩工程”往往造价不菲，规模大、资金多，投入的资源多，如果没有严格监管，那么就会存在巨大的腐败空间。官员可以通过特定关系人搞隐形利益输送，捞取好处，这对他们来说一举两得。有的地方为搞“政绩”，甚至大肆违规举债，至于还债可以留给下任。
如何避免出现“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专家们均提到改革干部考核标准，对工程项目进行全流程监管。
竹立家表示，决策是项目第一关，首先要强化民主决策，强化县级财政预算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广泛征求意见，改革干部考核标准，不唯GDP，注重对干部进行综合考察。其次，要强化监督，包括预算监督、工程项目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等。
彭新林认为，要从源头抓起，强化项目资金审查，对工程项目进行全流程监管，从项目立项到项目验收结束。同时还要健全干部考核制度，对于片面追求短期效益，劳民伤财的干部要及时严肃问责，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综合施策。
中纪委在此前刊发文章《关口前移治理面子工程》提到，在考核基层干部时，要把数据考核、工程考核变成民意考核、口碑考核。一个基层干部是不是好干部，是不是爱百姓，把评判权交给当地的老百姓。文章还提到，治理面子工程，还需要关口前移。等到面子工程出现了，再去纠正，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也就造成了浪费。
最近，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批评部分地方干部做面子工程引发舆论关注。7月2日上午，安徽省召开16个省辖市二季度工作评议会。会上，郑栅洁专门批评了个别干部“虚、躲、冷、粗、假”的问题，并指出“作风问题背后是政绩观问题”。他举例说，某县经济体量靠后，修马路却修了12车道，跑在路上的车却没几辆。好做面子工程，不做里子工程，是一些干部政绩观发生偏差、决策失误的具体体现。
针对这些问题，郑栅洁要求全省党员干部处理好显绩和潜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显绩，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潜绩，杜绝急功近利的短视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