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贵州铜仁地区的盘山路上转了无数大圈小圈，过悬崖峭壁，然后乘船渡乌江，再翻山越岭，才找到德江县、桶井乡、下坪村、大屋基组，看到藏在大山缝隙中的她——杜典娥，和她的没有名字的学校。
我搞不清这座陈旧简陋的木加砖建筑究竟是不是学校？上课不定时，学生没定数，各年级在一个教室里，校长、班主任、语文、算术、体育等各科教师就是她一个，孩子在这儿学到三年级，打一些基础就可以去镇里继续读书了。另有一个杂工、厨师、卫生员是她的丈夫简光轩。孩子们集合时敲一个挂在门框上的铁盘子，已经锈成“文物”了（扶贫政策下来后改成了电铃）。教室里挂着一块小黑板，墙上贴着一些儿童画，彩色塑料的小桌小凳摆得东一个西一个。孩子们挤在桌边，有的在写生字，有的在画画，有的在算“2+6=8”。隔壁就是灶间、堂屋兼“校长”办公室、卧室，院里放着做游戏的小滑梯等等……一切显得那么不正规。只有星期一在门前小院落举行升旗仪式时，杜典娥用手机放着国歌，丈夫用绳子拉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她和学生们才肃立整齐，表情变得庄严而神圣。院子围栏的前面就是陡坡和散落的村居。再往前望，就是云雾缭绕的群山和山后遥远的不可知的世界……
不要小瞧这所不正规的学校。如今，它是在县教委正式注册的德江县“名校”了！
生于1967年的杜典娥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困难年代，贵州农村很少送女孩上学，一是因为穷困，块八毛钱的学费也掏不起；二是因为重男轻女的老观念：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干吗为别人家花钱呢。父母没文化，但母亲是50年代的老党员、县妇女代表，觉悟很高、意志坚定。她深知当“睁眼瞎”之苦，下决心砸锅卖铁也要送女儿读书。就这样，每天天不亮，小典娥就起身了，不吃饭也没饭吃——就因为米贵，故而贵州穷困人家自古以来每天只吃两顿：上午10时许一顿，下午5时许一顿，而且掺了很多红薯、洋芋或糠菜。小典娥和村里小伙伴们集合了——女孩子只有她一个。天还黑着，山路难走，尤其冬天，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有的还没鞋穿），于是各自带点米，提上一个小烘笼（我在当地的“乡愁馆”看到了：竹编的小提笼，里面放一个粗瓷小碗或铁盘，夜里出门时装些火炭，既可照亮又可取暖），一路翻过一座大山，才能到达山后的小学校。走累了也饿极了，孩子们各用3块石头搭一个小灶，用带来的米煮一碗稀粥喝下去，然后开始上课。因为家里没有劳力，生活艰难，小典娥不得不时常帮着父母耕作，几次辍学又几次复读，直到1987年，已经20岁的她才初中毕业。尽管如此，村里和周边许多农家姑娘都特别羡慕她能上学读书。她们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买米卖菜不会算钱；进县城坐公交不认得路牌；出去打工，雇主听说她不识字，挥挥手就打发走了。说着说着，她们的眼泪就下来了。这些女孩的遭际让杜典娥充满同情又深感痛楚。没有文化，又说着一口贵州山区土话，注定她们很难走出大山，创造新的人生。典娥本想去京沪广深打工，行装都备好了，但她迟迟没动身。母亲问，你怎么还不走呢？典娥笑说，舍不得你们呗！
一天，村干部来看望她的父母，说起山村的贫困与落后，光棍和文盲太多，孩子上学太远太累，杜典娥突然问，我在村里办个小学，行不？
村干部大惊，说办学校可不是吹泡泡儿，没钱没房没老师没用具，咋个办？
杜典娥说，我当老师，我家当教室，把孩子找来教他们认字算术，有啥难的！
村干部和父母一起兴奋地大叫：“要得！”
事情操办起来了，杜典娥这才发现，自家局促的小地面根本无法办学，孩子们连个活动场所也没有。在老党员母亲的领导下，“家庭会议”做出决定：用自家的田置换邻居家的地，20多平方米的小操场就有了。有了校址，还要建房铺路，父亲就带人上山炸石头，雇来的人每担100斤石头走两公里到家给3元钱。村委会穷得叮当响，没钱没物，村干部送来几块木板，帮着做了一些小桌小凳。
之后，典娥跑遍周边各个山村，动员所有适龄男孩女孩来上学，说他们再也不用大黑天提着小烘笼翻山越岭了。
家长问，没钱咋办？
杜典娥说，每年只交6斤米，交不上的可以记账，啥时有，啥时再给。
1987年9月，这个没名没照、只有一个没证老师的“私立山村小学”办起来了。方圆十里八乡的30多个孩子背着空书包欢天喜地跑来，最大的3个女孩十六七岁，小的男孩6岁，满满登登挤了一屋子。没课本怎么办？母亲毫不犹豫地说，把家里的牛卖了！可课本要去江对岸的稳坪镇买，杜典娥清早起身，翻山过江已是夜晚，要找个地方住一宿，第二天去镇上买两大包课本又是一天，晚上再住一夜，第三天背上死沉的课本乘船过江，爬山过沟，晚上才能回到大屋基村。个子小小的柔弱姑娘，就这样成了“小黄牛”。有一次朋友介绍她去对岸长江村姓简的农户住一晚，户主当过7年兵，仪表堂堂，豪爽正直，听了典娥独自办学的经历，老人家深为感动，于是命令大儿子简光轩帮着典娥背书过江。光轩黑黑的，个头很高，老实巴交，很少说话，光会笑。一来二去，一向不善言辞的简光轩对大眼睛姑娘说了一句决定一生的话：我看你家实在缺少一个帮你背书的男人，这事儿就让我包了吧。“原来你是个假老实！”典娥羞红着小脸，咣当给了他一拳，这一拳直把小伙子打进屋当了上门女婿，一直住到现在，职业是学校杂工。
母亲敲响了挂在门框上的“铁盘钟”，父亲把桌凳摆整齐，杜典娥拿着自备的教学笔记走进“课堂”，宣布学校开课。孩子有的是刚上学，有的是上过一二年级又辍学的。典娥把他们分为三个年级，在一间房里“轮番作战”，给一年级小豆包上课，就安排二年级做作业，三年级做游戏。数百年寂寂无声的大屋基村，第一次响起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读到三年级，孩子大了，就可以到江对岸的镇小学继续就学了。一年又一年，一批批孩子来了又走了，有些留守儿童就吃住在学校——也是她家。杜典娥——一个农村女孩的默默无闻的温暖奉献，暖流般涌向那片山区：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在九年义务教育尚未实施的年月里，附近山村所有适龄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无一“漏网”，全部上学读书了。当泥头花脸的孩子们第一次认得了“天、地、人”几个字，当他们第一次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贫穷和愚昧就将从他们脚下悄悄移开，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就将从他们稚嫩的笔尖下传承延续下去。是的，只要进了门，知识的海洋就将吸引他们走向诗和远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小小伟业啊！
这件事感动了德江县领导。
——7年之后（1994年），有关部门给了杜典娥一个“代课教师”的名义，每月补助60元。
——14年之后（2008年），杜典娥又开办了学前班，总共有100多个孩子了。家里装不下了，只好自费请人请马，从10里之外拉水泥砖加盖小二层，每块砖成本5元钱。
——15年之后（2009年），杜典娥考上正式教师，月工资3000多元，她可以把一生贡献给山村孩子了。
——32年之后（2019年），岁月已在杜典娥的一头乌发上留下些许斑白，望去令人有些心酸，而她的微笑依然明朗。谈到她的学生，杜典娥充满骄傲和幸福感。32年，她总共教过1500多个孩子，都是三年级以后离开的，其中有20多个后来上了大学，找到自己的前程和梦想。而他们的启蒙教育就是从高山上这所“一个人的学校”开始的。中午在她家吃便饭时，杜老师拿来一个陈旧乌黑的本子给我看，那是有关历年“6斤米”的账本，上面名字后面打了钩是交过的，还有许多没打钩的是至今欠着的。杜老师笑着说，有好些打了钩的，是后来儿子、孙子帮着还上的。这个账本她还留着，其实不是为了记账，它是她一生的记录和纪念品了。
眼下，这所“一个人的学校”有14个学生，1个在读一年级，4个二年级，9个学前班。杜老师说，这几年来我这儿上学的孩子不多了，不过我很高兴。我惊问为什么？她说，因为通过这几年的扶贫工程，很多村民富了，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了，那边条件好，老师教得也比我好，我当然为他们高兴。
谢谢你，杜典娥老师。在这个脱贫致富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你把自己的一生默默做成一代代村娃走向梦想的铺路石，没有你给他们启蒙、教他们识字，一切无从谈起，梦想还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