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悠久绵长，稀世文物无数，很多国宝都曾有传奇的经历。
有这样一件国宝，年代超过2500年，弥补历史研究空白，却做了村民整整20多年的夜壶，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离奇故事？
1997年5月的一天，周原博物馆迎来一位平凡又奇特的访客。
说他平凡，是因为来访的是一位“平平无奇”的刘姓农民。他是扶风县当地大同村的，操着一口地道的陕西话。
说他奇特，是因为他随身携带这一件颇有年代感的器物，希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忙鉴定。
对于这种要求，博物馆的馆员倒也不觉得意外。
毕竟自从自己进馆工作以来，“鉴宝”的场景并不罕见。
周原博物馆位于宝鸡市扶风县召陈村。
虽说博物馆位处村野荒郊，也才是1987年成立的“新馆”，但周原博物馆却是地地道道的国家二级博物馆。
凭借的就是博物馆的位置和馆内的珍贵藏品。
要知道在三千多年前，扶风县的地域曾是先周居民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区，博物馆就是根据附近的周原遗址而得名。
在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很多像甲骨文甲片，和诸如折觥、师同鼎在内的青铜器等珍贵文物。
有鉴于扶风县地下丰富的文物资源，周原博物馆经常接收到当地农民在劳作时意外发现的文物，乃至于国宝。
在馆员眼中，这位要求鉴定的农民无非是当地千千万万“拾宝农民”的一员，便也不再稀奇。
当馆员接到农民递过来的器皿时，只觉得手中一沉。心中念叨“呦！难道是个青铜器？有点意思！”
只看着青铜器不方不圆，花纹奇特，和之前在文献和展馆中展示的器皿都不一样。
当馆员打开盖子，准备一探青铜器内部乾坤的时候，一股浓烈的腥臊之气扑面而来，险些把馆员熏了个跟头。
经过一番交流后，馆员才发现，原来这农民竟把这“铁罐子”当成夜壶，放在家中20多年。
正当馆员被农民的“荒唐举动”哭笑不得时，他仔细端详一阵器皿的内部，他竟然“铁罐子”盖子上发现大量铭篆的“金文”。
“呢滴乖乖！有铭文！这怕不真是个青铜器的文物吧？！”
被眼前的景象震撼，馆员自知必须将此事通报研究员罗西章了。
罗西章这个名号虽然并不为普罗大众所知，但在考古学界却是响当当的学术大家。在周原博物馆，罗老更是考古权威般的存在。
罗老长期扎根在周原一带进行科研考古，曾经主持并确认西周阳燧和西汉麻纸等重要文物的发掘。
同时罗老最擅长的就是鉴定周朝礼器，知名国宝害夫簋就是由罗老鉴定确认的。
当馆员将发现疑似重要青铜礼器的消息告知罗西章先生后，罗老立即赶到接待大厅，亲自鉴定文物。
通过观察，罗老断定这器物是一支“簋”。所谓“簋”实质就是青铜制的大碗，在古代经常盛放谷物等食物。
而在商周时期，除却餐具的性质外，“簋”还有礼器的属性。在古代的祭祀和宴飨中，经常有偶数量的簋和奇数量的鼎相互配合使用的情况。
在《周礼》等讲述古代礼仪的书籍中，就有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的记载。
可见在商周时代，簋拥有重要宗教和政治象征意义。眼前这只簋极有可能是重要的文物。
当罗老仔细研究簋盖的铭文后，立即明白这支簋的巨大价值。
虽然罗老并未取得铭文的全部拓本，但是凭借其深厚的学识和多年来考古鉴定的经验，罗老已经断言铭文与周天子册封大臣有关。
在罗西章先生看来，如果所料不错，这支簋应该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
由于其铭文与周朝政权官职册封有关，这支簋更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研究价值，这是极有可能是一件国宝啊！
在确定青铜器价值后，博物馆方面立即与刘姓农民协商，希望他能将文物上交国家，但这位刘大爷似乎并不愿舍弃自己使用20多年的尿壶。
最终双方协商，刘大爷以二千元价格将簋留给博物馆。
经过周原博物馆一众研究员辛勤的工作后，众人终于一览这件文物的全貌。
此文物高36厘米，口部直径有近25厘米宽，周身青铜打造，足有13.5公斤重。
而且根据形态和铭文推测，基本断定这支簋是周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盖上总共129个铭文，记录周天子册封周人“兽”为官职“宰”的历史事件。这支簋也因此得名“宰兽簋”。
正当周原博物馆，乃至于整个陕西考古界都为“宰兽簋”的重新现世欢欣鼓舞之际，罗西章先生却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因为从礼仪上讲，簋绝不会单独出现，往往是一整套制作埋葬的。
根据铭文显示，这支簋是周天子册封大臣“兽”时铸造的。
“兽”是大臣也就是大夫，按礼仪应当有四支簋配套使用才对。
也就是说，除却这支“宰兽簋”之外，另外还有三支“国宝”。
而且当博物馆众人回忆鉴定“宰兽簋”的过程时，他们普遍觉得，“鉴宝”的刘大爷在面对研究员就家中是否还有其他类似文物的疑问时，回答匆忙，言语不详，似乎另有隐情。
于是周原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决定联系当地部门，调集刘大爷家的资料，亲自前往“鉴宝”的刘大爷家探望。
不想，此举却也揭开刘大爷一家与国宝不得不说的“缘分”。
机缘巧合，农民国宝“结缘”根据当地管理部门提供的信息，博物馆的研究员找到刘大爷的家中。
不出意外的是，刘大爷一家对这些考古学者非常抵触，并不想过多谈论发现“宰兽簋”过程的细节。
经过同行当地村部领导的劝解，刘家人才打开心扉，向研究人员透露自己的心声。
其实他们对于将“尿壶”上交国家的行为并不认同，在他们心里，这些“尿壶”是伴随自己多年的身边物，他们舍不得。
一切都要追溯到26年前的1971年。在1970年末，刘大爷家所在的扶风县大同村遭遇水灾。
因为洪水冲击，泥沙俱下，导致作为重要生活和农业灌溉水源的宝鸡峡渠道被泥沙淤堵，村子不幸断水。
水是生命之源，小农经济抵抗自然能力本身就较差，再加上扶风县所处位置水资源本就稀少。
一旦断水危机如果不及时解决，不要说复工复产，就连百姓自己的生存都会遭遇巨大危机。
所以为保住下一年的收成，更为保证自己的生存，1971年初当地政府决定调集当地居民前往宝鸡峡渠道进行清淤浚通工作。
当时正值壮年的刘大爷作为家中当之无愧的劳动主力，自然也参与其中。
刘大爷本就生性质朴，又好帮助其他人，在当地一直都有不错的口碑。
即便在辛苦地清淤工作中，刘大爷也经常放弃完工休息的时间，主动帮助村中的朋友、邻居完成工作。
那天，刘大爷一如既往地在渠道中铲运着泥沙。
当时早已是艳阳高照，其他人都纷纷歇脚吃中午饭。但刘大爷想得却是尽快完成分配的工作，既能帮助他人，又有机会早日回家休息。
当刘大爷挥舞着铁锹上下翻飞，挖出一堆又一堆淤泥时，他双耳先是听到清脆的“当”一声，双手又感觉到一下震动。“这是挖到硬东西了呀！”刘大爷心想。
在河道里，无非就是鹅卵石或者洪水冲来的石头，经过几天劳作的刘大爷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但是他还是会放缓手里的动作，用铁锹尽量轻柔地拨开硬物上的泥沙。
倒不是他发现这硬物另有乾坤，纯粹只是因为他不想因为几块不值钱的石头把手里的工具弄坏。
在那个年代，国家经济疲弱，物资短缺，刘大爷一家的生活得紧紧巴巴的。
如果真的因为干活力气太大把手里的铁锹弄坏，无疑会令“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可是随着刘大爷拨开的泥沙越来越多，他逐渐发现事情不太对劲。因为他发觉，眼前的硬东西不太像石头。
那东西形状有棱有角，敲起来回音响亮，明显是如铁一般的金属制品。
当他蹲下身来，细细清理那东西后，他才发现那是一个周身青灰色的“铁罐子”。
不仅底部有厚实的方台，“罐身”两侧有一对“把手”，周身还有很多奇怪但古朴的花纹。
刚把一个“铁罐子”挖出来没多久，刘大爷又陆续在附近挖出三个类似的“铁罐子”。
尽管没什么文化的刘大爷并不清楚这几个“铁罐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却越看越喜欢。
联想到家中条件，因为几个孩子的降生愈发困难。
在年景差的时候，连几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刘大爷便心生出将这四个“铁罐子”带回家中使用的念头。
因为当时其他人都在吃饭，所以刘大爷挖掘出“铁罐子”并将其带回家的行为并没有被其他村民和相关领导发现。
就这样，刚刚现世的珍贵国宝就被带回陕西农民的家中做起家具。
可怎料，满心欢喜，以为自己给家里添置物件的刘大爷，在回到家后就被老婆泼了一大盆凉水。
原来是刘大妈觉得这几个“铁罐罐”乌突突的，好像是上了些年头的样子，不知是不是别人用过的。
另外这个罐子太浅，只有10多厘米，几乎一捺那么深，装不了多少东西，连带底下的方台又显得那么笨重。
所以刘大妈一度要求刘大爷将这些“铁罐子”丢到荒郊野外去。
可刘大爷自从将其挖掘出来的那一刻，就被这些“铁罐子”的外形和花纹吸引，对它们很是舍不得。
眼见平日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丈夫这么为难，刘大妈也不想再做计较。
她对刘大爷说，想要把它们留下也可以，但得给他们找个用途，不能在家里白白当个摆件。
刘大爷当然乐得同意，看这几个东西长得像夜壶一般，索性将这些“铁罐罐”当成孩子的尿壶。
因为刘大爷平日在村里好帮助人，家家户户都受他们家不少好处。
所以很多村里乡亲即便知道刘大爷家有几个长相奇怪的尿壶，也没人说什么。
所以国宝“宰兽簋”就以尿壶的身份，被使用整整26年。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逐渐发展，刘大爷的生活也好了起来。
当他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历史文物相关的消息时，国宝的形状对其留下深刻的印象。
“怎么这国宝长得和那几个尿壶那么像啊？难道我家这尿壶也是文物？”
怀着这种心情，他才想起来携带者“铁罐子”前往博物馆“鉴宝”。
对刘大爷而言，他根本就不想丢弃或上交这些“铁罐子”。
如果经鉴定确实是国宝，那他就会好好保留这些文物，作为自家的“传家宝”。
即便被鉴定为普通产品，作为跟随自己家20多年的贴身物件，刘大爷也会好好地把它们留在身边，只是保管不会那么细心。
得知传奇国宝“宰兽簋”的现世，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拜访的研究人员心中无不感慨万千。
在他们感慨国宝与刘大爷一家的机缘时，更坚定自己要妥善保护文物的决心。
在得知刘家尚有三个类似的青铜器之后，考古人员立即请求刘大爷将这些国宝交给博物馆来保管。
但此时，刘大爷一家的表现更为犹豫，不仅是因为他们心中舍不得，更因为文物贩子早已对其开出“天价”。
呈现历史，亿元难抵价值自从刘大爷以两千元为代价，将“宰兽簋”交给周原博物馆保管后，扶风大同村老刘家有国宝有文物的消息便如同长出翅膀一般飞速向周围地区传播。
离刘大爷从博物馆回来没几天，就有来自西安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文物贩子找到刘大爷家里，希望收购这些珍贵的青铜文物。
其中有不少人对刘家开出5万一支的高价。
刘大爷并没有被这些利益诱惑，但让其分文不取地将家中器物捐献给国家，他也并不甘心。
于是刘大爷向拜访的研究员提议，希望博物馆向刘家提供十万元援助，刘大爷就能做主献出三支簋。
十万换三支青铜簋，这令博物馆研究员的眉头皱成疙瘩。毕竟博物馆手里没那么多资金，也没有这个预算。
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刘大爷一家为这条建议也承担不小的损失。毕竟当时刘大爷一家的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了，外面的诱惑太大了！
在现在看来，5万一支的收购价似乎并不是什么夸张的价格，问题在于那是1997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7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才不到3800元，其中农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仅有2090元。
也就是说5万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农民将近25年的收入总和，况且刘家手里还有3个，那就是15万元。
那在贫穷落后的扶风县将是怎样一笔“天文数字”，用天价形容绝不夸张。
别看5万元一支青铜器是很高的价码，但是对于文物拍卖而言只是九牛一毛，特别是对于青铜器而言。
青铜器普遍出现在商周时期，历史久远，材质奇特，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长期受到市场的热捧。
比如1997年时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就曾以16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一尊青铜大鼎。
尽管“宰兽簋”在大小体量上不及青铜鼎，但胜在三支一组，且有较高历史研究价值。
如果拍卖，价格只高不低。
如2021年北京保利拍卖单支西周青銅簋，3358万人民币成交。
再如同年纽约苏富比拍卖单支商代小子簋，最终成交额达到543万美元，合3530万美元。
可以想见，如果将“宰兽簋”整套拍卖，以记载周王册封大臣史料的铭文和四支一组为竞标噱头，其最终成交价格超过1亿元人民币，都只是十分轻松的事情。
可是“宰兽簋”其背后历史研究价值胜过亿元的拍卖价，是千金不换的稀世珍宝。
在西周中后期的诸多周王中，周夷王在内期间出土文物最少。在“宰兽簋”出土之前，全所仅有寥寥几件文物。
可以说“宰兽簋”的出土为周夷王期间的历史提供更丰富的证据。
另外簋盖的铭文，详细记录周王封赏臣子的整个过程，也为历史学家研究西周时期政治和经济制度提供详实史料，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
想着这一点，研究员咬着牙应下刘大爷的建议，但毕竟博物馆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拿出来。
最终双方协定，博物馆方面以分期三年，向老刘家提供十万元补助，剩余三支“宰兽簋”由周原博物馆收藏。
稀世国宝四支整套“宰兽簋”，最终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重现天日，又回归博物馆。不得不说是我国千万国宝传奇经历的又一个例证。
做好历史研究，传承历史智慧，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