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老子（李耳）与孔子是中国文明中的两个巅峰人物，相传两人有过一次交流，“孔子见老子三日不语”，老子当头棒喝，让后生孔子三日无语。
这次巅峰对话中，《史记》只记载了老子向孔子说了一句话，至于其他的话，后来孔子也没有交代。后来，老子骑牛西行，路过函谷关时，尹喜求书，老子留下《道德经》五千言后飘然而去。
让人颇为不解的是，老子的《道德经》为何传给尹喜，而不传给孔子呢？一般解释为孔子尚儒追求入世，老子尚道追求遁世，人生追求南辕北辙，于是老子自然不会传孔子《道德经》。但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老子与孔子的终极目标都是“反战”，只是实现手段不同罢了，老子希望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孔子希望诸侯尊周、遵守周礼的规定，因此老子与孔子存在合作的基础。更何况，《道德经》不是什么绝世秘诀，也不值得敝帚自珍，且老子想要实现反战的目的，最好是将《道德经》散布天下，让人都能接受其中观点，这样才能得偿所愿，既然如此何必对孔子吝啬？所以，从两人思想差异的角度来解释传尹喜不传孔子，无疑是非常可笑的。
其实，老子有没有传《道德经》给尹喜，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近现代很多学者看来也并不是太确定，因为尽管史书上说老子著《道德经》，但实际上这本书不太符合春秋时代氛围。
首先来看一个问题，《道德经》真是春秋老子所写吗？如果《道德经》不是春秋时期老子所写，那么老子不传孔子《道德经》，也就没什么争议可言了。而事实上，《道德经》不是春秋老子所写的结论，并非无稽之谈。需要说明的是，《史记·老子传》中记载了《道德经》作者可能有三个，其中春秋时期有两个，即李耳或楚国老莱子，他们都可称为“老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汉初《道德经》帛书，对比我们熟知的《道德经》，两者文字数量差不多，尽管两版700余处差别，但主要属于避（汉朝皇帝）讳、精简、以及篡改了部分文字，总体意思大体相仿。
传世、帛书《道德经》中存在很多让人费解之处，比如以下三点：
首先书中说“万乘之主”，即有一万辆战车，但在整个春秋时代，最强的霸主国晋国、秦国、齐国、楚国等，兵车最多的不超过五千。
其次书中说“三十辐共一毂”，即“三十根辐条构成一个车轮”，根据学者郭宝钧的考证，春秋时代没有这种车子，直到战国中后期才出现。
第三书中多次说“将欲取天下”，老子崇尚小国寡民，“取天下”无疑与老子思想相悖，更为重要的是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天下还有数十个诸侯国在混战，根本看不打统一的可能，又如何说“将欲取天下”？
因此，近代以来很多文人认为春秋老子作《道德经》不可信，这部书应该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比如梁启超就认为此书作于战国末期。鉴于此，春秋老子自然不可能传《道德经》给孔子。
不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考古发现一份楚简版《道德经》，基本证实最初版《道德经》是春秋老子所写。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共计1.3万多个楚国文字，包含多种古籍，其中就包括《道德经》，共计2000多字，大约是如今版本的40%。更为重要的是，相比帛书版的战国印记，楚简版却具有春秋时代印记，比如以下三点：
首先，“万乘之主”与“三十辐共一毂”的说法，楚简版里没有。同时，楚简版里只有“以无事取天下”这一处“取天下”，当时只有周王室可以取天下，还没有看到可以依靠武力一统天下的诸侯国。
其次，相比帛书版，楚简版反战力度不算太强，比如说“故曰兵者非君子之器”，帛书版变成了“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春秋晚期，战争虽然频繁，但总体力度与强度远不如战国时代，这种社会现状必然会反映在文章里。
第三，相比帛书版，楚简版还没有偏激到反圣，也没有否定仁义礼，所以说“绝智弃辩，绝诈弃伪”，但战国之后，战争愈发惨烈，文人也越容易偏激，所以帛书版变成了“绝圣弃智，绝义弃仁”。
鉴于楚简《道德经》中的浓浓春秋时代特征，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春秋老子先写了《道德经》，后来战国时代文人根据时代情况对其进行了修改。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道德经》作者也可能是周太史儋，即周王室的史官，名字叫儋，大约公元前350年西行秦国，见秦献公时说：“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年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
周太史儋有没有改写《道德经》，这肯定没法考证了，但司马迁记载的《道德经》三个作者中，春秋时有李耳与楚国老莱子，还有一个就是战国时代的周太史儋。因此，如果司马迁记载可信的话，那么帛书版《道德经》的作者必然就是周太史儋，而这一版后来传承了下来。
可见，《道德经》一书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所写，但老子当时年纪已大，加之当时秦国不是什么有影响力的国家，老子没有理由、也没有体力特意西去秦国传道。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战争日益惨烈，春秋《道德经》已经不能反映惨烈的现实，于是周太史儋在老子的基础上改写了一版，反战思想更为激烈。在周太史儋西行秦国时，可能主动将《道德经》传播了出去，希望以此影响秦人的决策。